女仆手里的那封信是谁写来的？

位于纽约第五大道的弗里克收藏馆在历经多年翻修后重新对外开放，吸引了不少艺术爱好者的目光。开馆后，该馆举办了首次特展“维米尔的情书”，以荷兰画家维米尔（1632-1675）的三幅杰作展开，探讨其笔下的书信和情感。

“维米尔的情书”作为弗里克收藏馆新展的标题，颇具讽刺意味。它让观者以一种全新的、亲密的、可能是多情的视角来审视这位生平充满问号的艺术家。尽管约翰内斯·维米尔是17世纪荷兰绘画界的神级人物之一，但数十年的学术研究却未能揭示出什么常规信息，例如，他的美术老师（假设有一位）名字是什么？又或者，他的模特是谁？当凝视他画中的女性时，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他的妻子、女儿，或者是一位好脾气的邻居。那些在安静的房间里独处的身影，或在制作蕾丝花边，或在全神贯注地往碗里倒牛奶。

弗里克收藏馆新展厅的“维米尔的情书”展览现场，包含维米尔的三幅以女性及其书信为主题的画作

此次展览仅展出了三幅画作，但这对维米尔来说已经足够了。因为这几幅作品都描绘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主题：一位女性在仆人的协助下写信或收信。展览的核心是收藏爱弗里克（1849-1919年）本人收藏的心爱之作《情妇与女仆》（约1664-67年），这幅画已经从铺着绿色墙纸的西画廊中的位置移至全新的特展厅里。与这幅画一起展出的还有另外两幅维米尔的杰作，一幅来自都柏林，另一幅来自阿姆斯特丹。

正如展览标题所暗示的那样，维米尔的“情书 ”试图将三幅画作的主人公视为陷入爱情的通信者，她们的女仆了解她们的感情，并充当着中间人的角色。

但这只是一个高度推测且不确定的前提。不妨看看《情妇与女仆》这件作品，这是维米尔尺寸较大的、且更具戏剧性的画作之一。一位金发碧眼的家庭主妇身着饰有白色斑点皮毛的黄色外套，她在写字台边，手里拿着羽毛笔。她抬起头，显得有些吃惊。她的女仆走进房间，递给她一个信封。这是一个小巧却引人注目的物体，扁平的白色形状在阴影的映衬下闪闪发光。

维米尔创作于约1664-1667年的神秘画作《情妇与女仆》，学者们仍在争论这封信的内容。

这封信是谁写的？也许是阿姆斯特丹一位表亲写来的，讲述了他家人在1665年鼠疫中遭受的苦难。又或许是一位当地商人告知这位女士，她的艺术家丈夫因挥霍购买青金石而欠下了巨额债务。维米尔正是用这种昂贵的石头来描绘出璀璨的蓝色。也可能是女仆自己写下的纸条，告知她要辞职。

展览策展人、阿姆斯特丹大学讲师罗伯特·富奇（Robert Fucci）更倾向于将这幅作品视为“求爱主题”。他写道，这幅作品的内容可以通过维米尔同时代人创作的众多情书画来解释。其中就包括杰拉德·泰尔·博尔赫（Gerard ter Borch），他被认为是这一潮流的开创者，在1655年左右创作了极具影响力的作品《写信的女人》。维米尔和其他艺术家都借鉴了这一主题。这提醒我们，艺术创新往往始于集体努力，涉及的是一代艺术家，但他们之间的功劳并不总是共享的。

杰拉德·泰尔·博尔赫（Gerard ter Borch）《写信的女人》（非此次展品）

富奇接着探讨了普通非艺术人群的写信习惯。荷兰礼仪不鼓励女性给自己的情人写情书；男性应该主动发起情爱通信。但这种限制在1653 年似乎有所放松。当时，奥维德的《希罗里德》（Heroides）从拉丁文翻译成了荷兰文。这本小说集收录了《奥德赛》中佩内洛普王后等人的书信，为女性提供了书信自由和自我表达的新模式。富奇还引用了奥维德的《爱的艺术》（Ars Amatoria），他说，“情书是诱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开启并维持一段恋情的方式。”

不过，难道我们应该相信维米尔画中的女人除了男人就没有别的想法了吗？展览如此狭隘地聚焦于这一主题，以至于将这位艺术家扁平化为浪漫悬疑故事的创作者。像福尔摩斯一样对他的画作进行一番探索，思考其中的线索和令人费解的叙事固然是有趣的，但你同样可以对无数风俗画家进行同样的探索。维米尔的特别之处在于，他能将一种近乎宗教性的内在气质融入日常场景。从某种程度上说，《情妇与女仆》中发光的信封隐喻了他的全部创作。他的每幅画作都像是一个封闭的光之容器。

1632年，维米尔出生于代尔夫特，这是一个以酿酒厂和蓝白陶器闻名的繁华小镇。他在此度过了一生，却获得了不小的成功。他就像是一个艺术小池塘里的一条大鱼，曾是当地一个画家公会的会长，并涉足艺术品交易，以养活他的大家庭。然而，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法国军队入侵荷兰，破坏了艺术市场和其他大部分事物。维米尔43岁去世时，负债累累。

艺术评论家提奥菲尔·托雷（Theophile Thoré）

在之后的两个世纪里，维米尔的作品一直默默无闻。直到 19 世纪晚期，艺术评论家提奥菲尔·托雷（Theophile Thoré）在荷兰旅行时偶然发现了维米尔的作品，并撰写了一篇由三部分组成的文章，称他是一位被忽视的天才。当时，托雷称其为 “代尔夫特的杨·凡·德·梅尔 ”，这的确是一个谜。他的信件、销售记录以及其他文件都在风中飘散。同时代的人对他的个性和工作习惯没有任何记载。

W. Bürger (提奥菲尔·托雷笔名)的文章标题小插图，“代尔夫特的杨·凡·德·梅尔”，《美术报》第8期（1866年）

或许只有一位鲜为人知的艺术家才能催生出如此多的故事。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维米尔的作品衍生出了一部歌剧；一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斯嘉丽·约翰逊在电影中饰演一位端庄的女仆模特，为油画《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摆姿势；以及一个日益壮大的研究行业，使得备受尊敬的学者们就其作品的意义争论不休。其中一些研究反映了一种学术潮流，即从艺术赞助和经济史而非单个物品中寻找意义。评论家安德鲁·格雷厄姆-迪克森（Andrew Graham-Dixon）在其即将出版的《维米尔》一书中，将重点放在了这位艺术家的主要赞助人、收藏家玛丽亚·德·克努伊特（Maria de Knuijt）身上。据说，她购买了维米尔大约一半的作品，并在遗嘱中慷慨地留给了他500荷兰盾。格雷厄姆·迪克森绕过了情书的途径，转而认为维米尔是根据德·克努艾特的精神信仰来量身定制的。

而在另一本即将出版的新书《走近维米尔：画家及其艺术的新研究》中，德·克努伊特也受到了新的关注。该书籍旨在为2023 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维米尔大展作总结。那场展览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维米尔绘画作品展。该展览汇集了维米尔 37 幅已知画作中的 28 幅作品，其中包括目前在弗里克美术馆展出的三幅作品。

维米尔，《情书》，约1669-1670年，借展至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这幅画是三幅画中尺寸最小的一幅。

然而，你永远不会嫌弃与维米尔相处的时间。弗里克博物馆的展览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让人们与珍贵的作品重逢。其中，最小的一幅画作《情书》借展自阿姆斯特丹，尺寸仅为17 x 15英寸。不要给这幅画的标题赋予深刻的含义，标题只是20世纪的附加物。这幅作品会将你带入一个昏暗、杂乱的走廊，透过敞开的门框，你会看到一个房间，黑白相间的地砖在空间中逐渐消退。 一个手持乐器的女子则一反常态，她的眼睛向上翻着，一边和她的女仆聊天，一边露出眼白。这在画作中矩形套矩形的效果下，显得格外有趣。你会发现自己的思绪飘到了维米尔的二十世纪荷兰后裔皮特·蒙德里安笔下的纯净网格上。

维米尔，《写信女子与女佣》，约1670-72年，借展自爱尔兰国立美术馆

另一幅借展作品《写信女子与女佣》（约 1670-2 年）来自都柏林的爱尔兰国家美术馆。这幅作品以低沉的土色调构成，令人叹为观止。画面左侧的橄榄绿色窗帘被拉开，露出房间的一角，一位女士坐在铺着地毯的桌旁，手握羽毛笔，正忙着书写。一束光线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蓬松的袖子上，衬托出她丰满的肌肉感。前景中，地板上散落着一些小物件：一根封蜡、一枚红色印章，还有一张揉皱的纸，这或许是被丢弃的初稿？在角落里等待的女仆同样个性鲜明，或许她也捕捉到了与创作者相处所需要的耐心。她的视线从女士身上移开，瞥向窗外，仿佛在思考：“写一封信要花多长时间？”

综合来看，从展出的三幅画作中，我们会发现艺术家希望从不同的视角来观察同一个场景。令人着迷的是，从一幅画到另一幅画，维米尔与他笔下的女主人公之间的距离有远有近，又或许根本就没有距离。相比于《情书》中描绘的两位女性身处房间后方的景象，或是相比于女性永远站在分隔的绿色帷幕之外的都柏林画作，弗里克收藏的《情妇与女仆》让人能直接走进房间，人物几乎与真人大小相同，仿佛艺术家按下了相机的变焦按钮。艺术家大卫·霍克尼和其他一些学者曾认为，维米尔曾使用了镜头和其他光学设备来构图。

前进几步，后退几步，维米尔在探索透视法的过程中，显然花了大量时间在铺着黑白棋盘格地板的房间里穿梭。他让你清晰地、看似完美地感受到室内日光的景象，并邀请你与他一起欣赏。这听起来或许不是什么令人心醉神迷的事情。不过没关系，因为心醉神迷需要你闭上眼睛，忽略画面本身。

展览将持续至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