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放小麦“高产卫星”(朱文江)

1958年“大跃进”年代，苏联和美国已先后将人造卫星送入太空，当时大家都殷切希望能早日见到我国制造的卫星也能在太空中闪闪发光。后来有人把创造小麦高产纪录喻为中国式的“放卫星”。在“大跃进”的狂热气氛下，我国的冬小麦产区接连不断地报道小麦亩产超过4000斤的信息，由于当时世界上的小麦高产纪录还不到亩产2000斤，于是有人就把这种突破世界纪录喻为“放卫星”。而且这种“卫星”越放越高，冬小麦亩产从4000余斤一直飙升至7320斤（河南省西平县报道）。

接下来是成熟较晚的春小麦渐近收割，青海省农垦厅（后来与公安厅的劳改局合并）通报位于柴达木盆地的赛什克农场有望出现亩产一万斤的小麦丰产田，并于1958年8月份在该场召开一次小麦高产现场会议，邀请中央和兄弟省的代表前来参加。此事当即轰动了全国，国务院、公安部、农业部、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北京农业大学（现名中国农业大学）等单位的行政及科教部门，以及甘肃、宁夏等兄弟省都派人前来参加。那时，我在青海省农林厅技术处工作，领导上就派我去参加该会。会议由青海省副省长薛克明和农垦厅厅长兼劳改局局长张贵德共同主持。

我协助专家估测小麦亩产

与会代表先在西宁市南大街的省农垦厅报到、集合，然后分乘数十辆小汽车驶向柴达木盆地。其时由于西藏地区少数民族叛乱尚未平息，因此省公安厅还派了一些武装警察护送车队。第二天到达赛什克农场，稍事休息后便去参观小麦丰产田。

这块精心培育的丰产田约有2亩地，原来曾是当地牧民的老羊圈，土质当然非常肥沃。当时小麦正处灌浆期，部分植株虽已开始倒伏，但已被扶起，并用绳索架牢。正当大家都在盛赞丰产田的小麦长势良好时，张贵德询问北京农业大学的蔡旭教授：“蔡教授，您是全国闻名的小麦专家，见多识广，能否请您估计一下该地亩产能打多少斤？”张贵德原想让蔡教授告诉他一个令他满意的大概数字，但蔡教授是一位脚踏实地的科学家，决不会随大流、瞎吹牛。他这样回答说：“要想知道该地的产量并不困难，只要在地里选上2平方米有代表性的样方，计数一下其中的穗数和每穗的粒数，再乘以‘千粒重’（即每1000粒小麦的重量），就可以比较正确地估算出其未来的实际产量。”张贵德看到蔡教授态度认真，一丝不苟，也就不好意思地说：“那么能否麻烦蔡教授估一下产量？”蔡教授当即同意，并叫主管该丰产田的干部挑选了2个平方米生长最为良好的小麦作为样方，蔡教授就邀请农业部粮食局的马局长和中国农科院办公室的戴主任一起参加估产，接着他又向张贵德提议：“是否再找一位青海省的同志参加？以示公正。”张贵德随即就指着站在旁边的我说：“那就请省农林厅的同志参加吧！”于是我就与北京来的3位专家一起进入了田间估产的行列。

通常估产时，需要1个人专做数据记录，其余的人做具体的计数工作，并把所得的数据报告给记录者。蔡教授叫我做记录，他们3位做计数工作。过去我曾做过田间估产工作，深知做计数工作时，必须低着头，弯着腰，在潮湿闷热的麦株间，手脑并用地计数麦穗数和麦粒数，这是一种比较辛苦的工作，干不了多长时间，额头上就会冒汗。而做记录者，只要把计数者报告的数字记下来就可以了，相对来说，是比较轻松的。那时，我是一个大学刚毕业不久的小青年，因此我要求做计数而让专家们来做记录，可是他们都不肯，坚持要我做记录。最后我只好服从大家的意见，把他们报道的各种数据一一记在我的工作手册上。

田间样方中的计数工作结束后，就回到室内进行计算。当时，每平方米样方中的穗数和每穗的粒数都已有了实际数据。而“千粒重”应该是多少？因当时尚未收割，只得凭经验来估算。马局长说：“根据粮食部门常用的数据是35克。”蔡教授则认为丰产田的小麦长势旺盛，其千粒重要比大田生产的重一些，可以用45克或50克来估算（这在黄淮流域是常用的）。我则根据青海以往的实际经验，提出用60克来估算。因为柴达木盆地平均海拔高达3000米左右，在小麦灌浆期间，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温度适中，所以灌浆期特别长（通常超过1个月，而在江淮流域仅20天左右），麦粒特别饱满，这是其他地区十分罕见的。大家如若不信，可以叫该农场的干部到仓库中去拿一点去年收获的麦粒来当场称量一下便知。蔡教授见我讲得有理，就说：“那么，千粒重就按照60克来估算吧！不过即使如此，亩产恐怕仍达不到2000斤吧！”显然，蔡教授是一位实践经验十分丰富的专家。结果，我按照常规的计算公式，满打满算，该丰产田的估计产量仍不到1800斤。此时，马局长似乎有些忧虑地说：“青海省农垦厅上报的材料上说亩产有望达到一万斤，现在我们估产还不到1800斤，人家可能要说我们右倾保守了！等一会儿他们肯定要来问我们估产的结果，那时我们就说估计亩产在2000斤左右好不好？”大家认为马局长的顾虑不无道理，就一致同意了。

正当我们4人的估产讨论刚结束，果然张贵德就急匆匆地走来问道：“你们对丰产田的估计产量计算出来了没有？”我坐在旁边，没有吱声，因为当时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由专家们来回答。谁料蔡教授用手向我一指，并说道：“估产的数据都在他那里，你去问他好了。”我当时一愣，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张贵德就冲着我问道：“喂，问你呐！”我只得硬着头皮回答说：“据初步估算，亩产大约在2000斤左右。”张贵德听到，瞪了我一眼，扭转屁股就走了，他与专家们连个招呼也没有打一下。当时我们4个人看到张贵德满脸不高兴的表情都面面相觑，相对无言。可是我已有一种莫名的不祥之感。另外，我心中还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蔡教授似乎在有意回避估产的具体数据，内中是否有什么难言之隐？！当时是不得而知。由于我和蔡教授是初次见面，所以不便多问。

这个大谜团在我心中一直积压了半个多世纪，直到2012年我在《炎黄春秋》第10期上看到了邵燕祥先生所写的《名校名教授是怎样被“思想改造”的》一文后，方才知道蔡教授在到青海来参加小麦丰产现场会之前的7月份（其间仅相隔1个月左右），在北京已经受到过时任中央领导人之一的康生的点名批评，原因是他反对大放小麦高产“卫星”的浮夸风。怪不得他在赛什克农场时，一直像一只惊弓之鸟那样，对丰产田的估算产量问题避之不及。此时我才理解到蔡教授确有难言之隐，因为他倘若再“不识时务”，那么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左图：《人民日报》1958年9月22日文章；右图：《青海农林》杂志1958年第10期17-18页刊登的塞什克农场小麦亩产8585斤的报道

因质疑小麦高产纪录而沦为“漏网右派”

后来，根据我在沈阳农学院的同学、在省农垦厅工作的汤世锴转告，张贵德曾向薛克明副省长汇报说：“省农林厅的那个干部（指我）讲，该丰产田的亩产只有2000斤左右。”薛克明听后就当即发火，并说道：“等这次会议结束后，我去同郝厅长（省农林厅的领导）讲，叫他们好好地‘整 ’他一下。”因此他关照我回到西宁之后要多加谨慎。

现场会结束后，为了避免挨整，我立即向我领导任治生处长作了口头汇报，同时还写了一篇题目为《赛什克农场小麦丰产的栽培技术》的文章，上交领导。因为当时尚未收割，所以产量并未写明。后来，《青海日报》和《人民日报》都报道了赛什克农场创造小麦亩产8585斤的世界纪录，青海省政府为此还奖励该农场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同时还给该场的农业技术员破格提升一级工资。这时才有人把虚假的产量和杜撰的“验收人员”名单写进我起草的那篇丰产栽培技术材料，并且未经我的校勘，就擅自用我的名义在《青海农林》杂志1958年第10期上发表。该杂志是青海省农林厅编辑并公开发行的科技刊物。当我见到这篇文章时，感到这是一种纯粹欺骗的行为，我忘记了老同学汤世锴对我的嘱咐，傻乎乎地对《青海农林》编辑室声明：“这个小麦高产纪录是虚假的，我对此不予承认，也不担负任何责任！”编辑室立即向农林厅作了汇报，从那以后就引来了对我的一连串批斗。

1959年反右倾运动开始，有人认为《人民日报》和《青海日报》都是党的喉舌，我反对党报的小麦高产报道乃是一种“反党行为”。我当然无法接受这种无限上纲的批判。最初，我还用与蔡教授等专家一起估产的原始数据来为自己辩解，后来任治生处长叫我把这些原始数据的记录材料给他看一下，但他再也没有归还给我，这便使我失去了仅有的一点原始凭证。

正当我据理力争时，与我同一单位的农业工程师抓住我从前在反右运动结束后的“向党交心”运动中的“右派”言论，如“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教授治校”和“党群之间有高墙深沟”等，他认为：在大鸣大放时，倘若我不是因为出差下乡去而没有参加鸣放的话，再根据我的秉性特点——心直口快，那么这些右派言论我肯定会在大会上讲出来。结果必然会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所以我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漏网右派”！当我听到这一条意见时，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因为倘若一旦被划为“右派分子”，那么肯定会被押送到“八宝劳改农场”去劳动改造。农林厅中凡被押送去的“右派分子”约有一半未能活着回来。这迫使我恐惧万分。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有“右倾”思想，不敢再继续顽抗。因为我想“右倾”大概要比“右派”的罪过要稍微轻一些吧？！我希望以此来争取组织上的宽大处理。后来领导上给了我一个“团内严重警告”的处分（当时我尚是一个共青团员），并调离省农林厅，将我下放到海南藏族自治州去工作。但是组织上却把“漏网右派”这一条意见装入了我的档案袋中（这是后来“造反派”透露出来的）。难怪我在此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老运动员”，噩运连连，一言难尽。

再说“大跃进”时期，青海各地的“丰产”报道如雨后春笋，而且是一浪高过一浪，给大家造成一个错觉，误以为青海从此就可以摘去“缺粮省”的帽子，不再需要从外省调入粮食了。又加当时中央提出“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的方针，而青海省省委则提出了“农业以开荒为纲”的地方性方针，完全不顾当地的自然环境条件，把大量的劳力和资金投入到盲目开荒活动中，再加上公社化后的“瞎指挥”和“共产风”等一系列政策上的错误，严重挫伤了农牧民的积极性，结果使农牧业生产受到实质性的破坏，经济损失巨大，使青海省成为三年困难时期受害最为惨痛的省份之一。如位于西宁市附近的湟中县的人口“非正常死亡率”高达12%，高居全国前列。在一个创造了小麦“高产世界纪录”的地区竟然同时出现了可怕的大饥荒，这简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后来中央为了解救青海的灾情，整顿法纪，对当年弄虚作假的一些有关领导干部如薛克明和张贵德等作了严厉的处分。其中张贵德还因违法乱纪、草菅人命等罪行而被判了刑，这个昔日八面威风的劳改局局长最终沦为一名劳改犯。

“大放卫星”的结果是大伤人心，当年的造假者和反对造假者都经历了各式各样的磨难，并给广大农牧民带来了深重的损失和苦难。历史的教训是无比沉重的，我们必须永远铭记，莫让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