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岂是“事变”？警惕日本及精日分子偷换概念

今天是7月7日，是我国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纪念日，但关于日本侵华的这些重要节点，日本都称为“事变”，这一术语选择背后涉及复杂的政治策略、法律规避、话语操控和历史认知建构。我国也一度顺应日本人的话语陷阱，使用“事变”，本人认为极为不妥，今剖析历史，辨析词义，以正本清源。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海报

一、“事变”是日本对侵略的美化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20分，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侵略军自行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然后突然袭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这是日本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开端，但这样的侵略行径，竟然被日本人轻描淡写为“满洲事件。后来，由于侵略战争实在是激烈，已不是一个小“事件”，日本媒体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只好换了个词“事变”，把侵占我国东北三省的战争称作“满洲事变”。

日本关于侵华的图片集

根据1901年《辛丑条约》，日本与列强获得在北京至山海关沿线12个战略要地驻军的权利，日本借此成立“清国驻屯军”（后改称中国驻屯军），部署于北京、天津、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地。由于俄国人在1900年控制了东北，清政府为了驱赶俄国人，引入日本和他们对抗，于是，1904-1905年，在中国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日本取胜，取代俄国控制了南满铁路和旅顺、大连，而且根据1905年签订的《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日本在南满铁路沿线每公里可以驻扎15名士兵，至1931年9月18日正式进攻中国之前，日本在中国东北已“合法”驻扎士兵约12万人。日本政府认为，中国东北已经是他们的“领地”，在这里攻击中国军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一个小“事件”，充其量是个“事变”。

由于事发突然，直到9月20日，我国的《申报》才做了报道，在第三版“国内要电”的头条，刊载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日军大举侵略东省》，而副标题则是《蔑弃国际公法、破坏东亚和平——辽宁沈阳长春安东营口等处均被侵占》。文章写道：“十八日下午十一时，驻南满线日军四十名，突将皇姑屯北宁铁路拆毁，开始军事行动。十九晨二时，日军第二师团进占商埠地及沈阳城，恣意搜索。省府及兵工厂粮秣厂均被焚毁。同时，日军炮击北大营，因边署严令各军镇静，故军民死伤甚众，警察伤亡尤多。北大营驻军沿沈海线东退，途中被日兵截击，伤亡甚众。北大营及东北大学全被日军占领，交通完全断绝。荣臻（东北边防军参谋长）及荣家属均被日军逮捕，第一旅长王以哲殉难（此系误传，当时王并未在军中)。营口十九晨八时亦被日军占领，站长、警务长被俘。日海军在营登岸，距营八里埋设地雷，防止客车前进。长春十九晨十时陷落。日军到处寻衅，焚掠极惨。”另一篇报道的标题是《日军无端寻衅，自行炸毁南满铁路，捏称系我国所为》，报社的时评标题是《日军突然占领沈阳》。当时民国外交部的文件中也称：“日本军队攻击沈阳”“沈阳被陷事”。但到了9月28日，由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申报》改口称日本侵略为“沈阳事件”，可见使用日本人的“事件”一词，是在为日本侵略开脱。

我国报刊抗日新闻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日本称“上海事变”。临近“九一八”周年时，我国报章几乎都在哀悼“九一八国难日”，日本则大肆庆祝“满洲事变勃发纪念日”。随后，日本对中国的每次侵略都称为“事变”。1937年7月7日，日军攻打卢沟桥，开启全面侵华战争，日本称“支那事变”；同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日本称“第二次上海事变”。

不知何故，后来国内也渐渐开始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作为这些日本侵略战争的专用名称。在“事变”前冠以战争爆发日期，取代了地名，突出了侵略发生的时间，但使用“事变”则顺应了日本人的叙事，把对中国的凶残侵略，说成了一个不疼不痒的“事变”，其掩盖事实、美化侵略的态度多么无耻。

二、“事变”的语义学内涵

1933年版《辞源》（商务印书馆）对“事变”的解释是：“事之重大而有非常之变者也。如战争及天灾流行之类。”强调的是“变”，重大非常的变异、不测事件或重大的突发事件，没有侵略战争的概念，更无被侵略的含义，词义中没有褒贬的含义，是个中性词。如“陈桥兵变”“王安石变法”等使用“变”字者，强调的都是“变”，而且都是国内的事情。

2016年版《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商务印书馆）中，"事变"被定义为"突然发生的重大政治、军事性事件"，强调事件的突发性与政治属性，具有明显的负面价值判断，暗示事件对现有秩序的破坏性，如“西安事变”“皖南事变”，但没有体现出侵略与被侵略的内涵。

日语“事变”写作“事変”，“変”是日本人对繁体字“變”的简化书写，和我们的简化字稍有差异。1936年日本字典《广辞林》（三省堂）对“事変”的解释是：（一）不测的非常的变故、事件。（二）不得不出动警察进行镇压的意外骚动和暴乱。由此可见，日本人使用“事变”一词，意在把对中国的侵略说成是镇压暴乱，体现不出侵略战争的性质，更反映不出中国被侵略的客观事实。

2018年日本字典《广辞苑》（第七版，岩波书店）对“事变”的解释是：突发的重大事件及变异（突発的に起こった重大な事件や異変），既包含政治军事冲突（如"二・二六事件"），也涵盖自然灾害（如"関東大震災"），甚至企业危机（如"三菱リコール隠し事件"）。这种定义体系将"事变"中性化为突发重大事件的统称，淡化了事件的政治属性。

日本出版的纪念侵华战争明信片

通过对比当时及现在中日字典中对“事变”的解释，可以看出，中日都强调了“事变”的突发性，中国的字典更突出了“事变”的政治属性，日本的字典则闭口不谈政治内涵。如果说“九一八”之后中国报章使用“事变”是迫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而忍气吞声、委曲求全，那我们现在使用“事变”这个词又说明了什么呢？不要告诉我这是约定俗成，这是约定的哪门子“俗”？媚日的“俗”吧？

三、“事变”是日本逃避侵华罪责的借口

1931年9月18日，日本大举侵华时，正值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运作时期。《国际联盟盟约》第12-15条要求成员国在诉诸战争前须通过仲裁或调解程序。日本若正式宣战，将面临国际制裁。通过将军事行动定义为“事变”，不称其为战争，则可绕过国际法约束。这和俄国把入侵乌克兰的战争称作“特别军事行动”如出一辙。

1932年国际联盟调查团（李顿调查团）的报告认定日本行为属侵略，但日本以“地方冲突”为由拒绝承认，最后还退出国联。1937年7月7日，日本在卢沟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但仍称作“事变”，否认其战争属性，甚至声称只是一些基层部队和中国军队发生了冲突，不是日本政府的决策，从而规避《巴黎非战公约》等国际法约束。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但日本并未承认战败）。1946年，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日本战犯在铁证面前，仍百般狡辩，称对我国的侵略是“事变”，“战争法规不适用这一敌对行为”。甚至说中国也宣称是“事变”，因此两国只是发生了冲突，不存在侵略与被侵略，所以战争法规不适用于“事变”。《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写道：“日本军部主张说，日本和中国之间没有存在着战争状态；纷争只是‘事变’，所以不能适用战争法规；抵抗日军的中国军队不是合法的战斗员，仅仅是‘土匪’。为了消灭在满洲的‘土匪’，所以开始了无情的作战。……日本政府和陆海军，虽然组成了完全的战时态势，但依旧把中日战争作为‘事变’来处理，并借此而蔑视了战争法规。……（因此）不把被俘获的中国人当作俘虏处理。”

综上所述，“事变”一词已经超越了其语词本身的范畴，成了当年日本侵华的遮羞布，他们把侵略与反侵略战争模糊称作“事变”“事件”，妄图规避国际法制裁，从而“去侵略性”，这完全是强盗逻辑，充斥着对中国人民的侮辱，但日本一直如此宣传，甚至把自己描绘成受害者，例如1937年《朝日新闻》报道“卢沟桥事件”时，标题为《支那軍、不法射撃》。战后日本不少教科书仍然把“占领”说成是“进入”，获诺贝尔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联甚至把日本包装成原子弹受害者。

日本出版物中对侵略宛平城的描述

日本使用“事变”指称侵华战争，是20世纪殖民帝国话语体系的典型产物，尽管中国国内也在使用“事变”且“约定俗成”，但我们必须了解其中内情，并在适当的时机和场所加以改换，以警示世人，从而有效抵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和国内精日分子猖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