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军区后勤部原副部长李干：潜入江阴要塞组织起义的回顾

潜入江阴要塞组织起义的回顾

李 干

1949年初，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国民党政府已面临绝境。为了进行垂死挣扎，反动派一面玩弄和谈阴谋，一面千方百计搜集残余军事力量，组织长江防线，妄图凭借长江天险，划江而治，保住国民党的半壁江山。

江阴要塞地处南京、上海之间，这里江面狭窄，水环峦拱，是自古以来的兵家必争之地，古人曾把它说成是“扼守长江的第一关口”。这座要塞像是长江下游的一个咽喉，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国民党江阴要塞编制为九千人，实际兵力有七千人左右。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南京政府进一步加强了江阴要塞的防务，美军顾问团和国民党京沪抗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副参谋总长李延年等要员接连去要塞视察，他们还从美国和台湾等地弄来了一批大口径火炮，加强了要塞火力配备。国防部疯狂地叫嚣说：“江阴防线是立体防线，共军插翅难以过江。”美国顾问团头目也一再对要塞江防表示“满意”。

我当时在三野第十兵团第二十九军八十七师二六0团任团长。1949年3月2日上午，我们团正在进行渡江演习训练，突然军部来了紧急电话，说是军长刚从兵团开会回来，要我立即赶到军部，准备接受新的重要任务。

当天上午，我就赶到了军部。到那里一看，军长胡炳云、政委张藩正等着我，政委一见我就兴奋地说：“你来得正好，根据中央部署，我军准备在3月下旬打过长江。为了顺利渡江，减少伤亡，兵团决定派人过江，打进江阴要塞内部，秘密组织要塞部队起义。”

政委还告诉我说：“华东局交通员吴铭同志已经带来了一位打进国防部的地下党员唐秉煜同志，唐的公开身份是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参谋，分管要塞业务，这次吴铭和他来江北，除了汇报情况外，主要是要求我军派人去帮助他们组织起义。”

政委说完后，军长用坚定的语气迅速向我交代了任务：“兵团决定派你带几个人过江去。进入要塞后，公开身份是在炮台当副台长，要求你死死地控制炮台，并以炮台为据点，组织和掌握要塞整个情况，协助要塞地下党组织战场起义，保证在我军渡江时不打炮，不打枪，不抵抗，掩护我军顺利登陆。”

来到军部之前，我还以为是叫我去侦察地形的，没想到突然叫我去要塞搞策反，这真有点出乎我意料之外。我过去虽然做过敌军工作，但打人敌人内部搞地下斗争却从未经历过。军长说完后，我本来还想解释一下，但从军首长的口气中，我知道是不能变了。于是，我问了一句：“什么时候出发？”军长回答说：“你立即动身，其他人晚两天走。你到靖江县城去找华东局社会部情报室的科长王徵明，然后与吴铭、唐秉煜一起过江。”说完，他双目直视着我，向我作了特别强调：“这次任务要绝对保密，不要回家，不要交代工作，立即过江。”

离开军部，天黑前我赶到了靖江。这时，吴铭、唐秉煜已经先走了。王徵明科长向我介绍了一些要塞情况。他说：“本来吴、唐准备与你一起过江，但江那边情况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在追查唐的下落，唐、吴因而先走了。”

从军首长和王科长介绍的情况中，我知道华中工委早已在要塞作了深谋远虑的部署，早在1947年，工委根据社会部长唐君照的报告和交通员唐坚华的介绍，就在要塞发展了几名地下党员，而且这些党员都担负要职。要塞炮台总台长唐秉琳、游炮团长王德容、守备总队长吴广文、工兵营长唐秉煜等，都是地下党员，华中工委还指定情报部科长江华具体负责要塞的地下工作，并在江阴县城安排了唐仲衡一家为地下联络站。他们还在要塞争取了部分外围人员。应当说，他们的工作已经为策反起义奠定了基础。想到这些有利条件，我对执行这次重要任务充满了信心。

到靖江的当天，王科长协助我办好了身份证。在证件上我化名为张国政，装扮成上海的贩猪商人。随后，我与王微明同志一起到了长江边的靖江新港。因为白天行动不便，一直等到晚上9点多钟，由地下交通船乘着夜幕的掩护和敌巡逻的间隙，把我送过了长江。

当时的地下交通船南渡过江，都要经过江面靠近南岸的那座名叫双山沙的岛屿，那里有我们的地下交通站。从双山沙到南岸还要过一道100米宽的江岔。江岔的渡口是由国民党二十一军一个排控制的，对过往人员盘查很严。地下交通早就找机会与那个排哨混熟了。记得那天过渡口时，地下交通员提着一篮子鸡蛋，伪装成是卖鸡蛋的。我紧跟在他们后面，走近敌军岗哨时，正好敌排长也在那里，交通员大声喊道：“排长，要不要鸡蛋啊？”敌排长一听说有吃的，十分高兴。马上问道：“还有什么好吃的？”“有啊，排长，送给你看看吧!”乘着他们一问一答的间隙，我趁机溜上了早已停靠在那里的一条船。我在船上等了一会儿，交通员也上了船。就这样，我从双山沙通过了敌军岗哨，顺利地到达了长江南岸。

到了江南，在张家港的一个小凉亭里，又一个地下交通在等着我。暗号对上后，我跟他走了。开始，我和他都没说一句话，走了好长一段路，交通员对我说：“吴铭来接你，没接到，先走了。”他把我带到了一个接头站，要我在那里等吴铭，等到第二天中午，吴铭来了。简单寒暄过后，我随吴铭来到了住在江阴县城的唐仲衡家。刚坐下不一会，唐秉琳、吴广文等要塞地下党同志来了。他们看到解放军十兵团派来了干部，十分高兴。随即他们向我详细介绍了江阴要塞新近的情况，并同我商量了我的安排问题。听完情况介绍后，我考虑到要塞情况复杂，当副总台长目标大，易暴露。为了便于活动，又易于了解情况，还是给总台长唐秉琳当卫士好。他们一昕，开始觉得不妥，经我一再说明，他们同意了，并感到这样安排比较稳妥。于是，我成了要塞炮台总台长唐秉琳身边的一名“卫士”。

在我到达要塞的当天，军部又派来了三位教导员，他们是八十六师二五七团三营教导员徐以逊、八十五师二五三团二营副教导员王刚、八十五师二二五团三营副教导员陆德荣。经要塞地下党研究后，徐以逊、陆德荣被安排在游动炮团当“副官”，王刚去特务连卫士排当了“卫士”。同时，军队的几个同志编成一个党小组，我任组长。具体分工是：我和唐秉琳负责掌握要塞总炮台所在地黄山，并掌握全面情况。徐以逊、陆德荣协助王德容、吴广文、唐秉煜等人掌握肖山、长山和张家港。王刚负责掌握通讯。这样，既能掌握全面情况，又掌握了三个主要高地和几十华里的江面。

在要塞公开晋见唐秉琳时，还演了一出小戏。为了防止露出破绽，我和王刚去见唐秉琳时，我扮演一名过去唐在长沙当营长时的老勤务兵，说是在山东台儿庄战役后徐州撤退时部队打散了，后回去结婚，老婆拖了后腿，不让来。现在兵荒马乱，在苏北做生意亏本了，混不下去了，听说老官长在要塞，来讨口饭吃，王刚扮演一个地主儿子，逃到这里来，想找长官避难。我去见唐时，像一位他的老部下那样，立正行军礼，王刚装着不会行军礼，只会鞠躬，而且深深地鞠躬以后不敢起来，装得还真像。唐装模作样地对我们训了一通话，随后叫特务连长来，叫文书拿来花名册，问有什么缺，文书说有两个下士的缺。唐于是大声说道：“张国政随我当卫士，王贵生(王刚的化名)去特务连卫士排。”

当时，我们几个人商量，认为要作好两种准备：尽最大努力争取起义成功，如不成功就利用熟悉那一带地形的有利条件，引导部队强行登陆。

在要塞内部，如何隐蔽自己，潜伏到我军渡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稍有不慎，自己丢掉性命是小事，还会给我军渡江造成难以预料的困难。进入要塞后，我很快就发现要塞部队中很多都是江北逃亡过来的还乡团、地主子弟。我在苏北一带活动九年，很多老百姓认识我，不少还乡团、地主子弟也认识我，怎么应付这个情况成了那时的一大问题。我当时考虑只有一条，那就是要注意隐蔽，尽量少到外面活动。尽管如此，还是发生了一些险情，如有一次，我发现炮台陈副总台长有一名卫士，l947年他在国民党二十一军当营部书记时，在苏北李堡战斗中被我们俘虏过。我当时是团参谋长，审讯过俘虏，而且还记得这个人，没想到在要塞碰上了。我一下子很紧张，意外的是他竟然没有认出我。但我从此以后就特别注意避开他。还有一个唐秉琳的副官，这个人也是一个地主子弟，狡猾刁钻，为人很坏。我发现这个人很危险，就建议唐派他到上海去招兵。以后他一去就没有回来。同时，我们还采取了一个措施：把唐秉琳身边的人都弄走，后来，唐的身边就剩下我、一个军需官和一个文书。

有一段时间，与江北联系中断了。我每天都躲着看看报纸，想从中发现一些线索。跟我住在一个房间的总台文书就对我有怀疑，我察觉了，采取了与他交朋友、拉老乡的办法稳住了他。宣布起义后，他说：“我早就怀疑你不是一般的兵，不是国民党派来的，就是共产党派来的。”

由于我难以出面了解情况，就利用每天给唐秉琳打洗脚水和跟随唐外出看地形的机会，每天由唐向我介绍新的情况。为了防止露出破绽，我对勤务兵给总台长打水洗澡、洗脚、洗脸、扫地、盛饭等一系列勤务活动，都从头学起，认真做好，确实像一个勤务兵的样子，从来没有人在这方面发现我有什么问题。另外，要塞政工室（特务处）对军官家属也很注意。为了保护要塞地下党员家庭的安全，我们还设法把地下党员的家属全都转移出去了。

从了解到的情况中，我发现要塞地下党员虽然占据了几个重要岗位，并发展了一部分外围力量，但在部队中基础很薄弱。我就建议唐赶快到上海招收产业工人，争取建立一支可靠的分队。不久，招来了十几个人，组成了一个特务排。另外，我建议唐利用感情联络等方法，拿出一部分钱，买点毛巾、牙刷、鞋等慰问士兵，扩大影响。同时注意利用黄埔同学等各种关系和帮助军官家属解决困难等办法，争取中下层军官的支持。

随着形势的发展，要塞内部的矛盾十分尖锐紧张。我去后没几天，国民党第一绥靖区(要塞属该绥靖区管辖)就决定把要塞的长山防区划归第二十一军管辖。这是一件大事。长山防区控制了十几公里江面，是我军从要塞登陆的重要地段，如果落到了敌二十一军手里，将给我军渡江作战造成巨大困难。当时斗争的焦点是“让”还是“守”，我们坚持要塞防区决不能让出去。在这个“守”与“让”的激烈斗争中，要塞司令戴戎光迫于汤恩伯和第一绥靖区司令丁治磐的压力，有些动摇。我们就在戴的威信，他的个人利益以及要塞名誉等问题上做文章，要唐秉琳、王德容、唐秉煜等人鼓动戴不让步。他们说，长山防区坚决不能让，如果让给二十一军会被人耻笑，说我们太脓包了。那样一来，戴司令和要塞和名誉就会一扫而光，永远抬不起头来。斗争的结果，要塞暂时保住了主要地段，只是把长山以东让给了二十一军。

与长山防区事件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件事：戴戎光为了捞钱发横财，夜间私放船只，被丁治磐发觉。丁欲借此事打击戴，特派了军法处长到江阴要塞追查。戴嫁祸于担任守备总队长的地下党员吴广文，并把吴软禁了起来。为了保护吴广文的安全，我们研究确定由二唐、王德容和当时比较进步的参谋长梅含章出面，利用戴、丁之间的矛盾，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巧与周旋，终于设法将吴文广转移到了无锡，躲过了丁的追查。而且，经过我们的活动，守备总队长由早已倾向于我党的副总队长李云葵接任，使这支重要部队的大权仍然控制在地下党手里。

江阴要塞起义后志合影。前左起王刚、王征明、李干、徐以逊，后左起曹炳三、吴广文、唐秉琳、王德容、李云葵

要塞外面，是敌二十一军驻守，一旦有事，对要塞威胁极大。为了防止意外，我们利用国防部加强要塞的指示，组织了许多防御工事，目的是我们宣布起义后可以阻击附近二十一军的反扑。

关于在我军渡江时如何保证不打炮的问题，经反复研究后认为，命令来了，炮声不响是不行的，敌人本来就对要塞有怀疑，如果死顶不住不打炮，敌就会下令二十一军向要塞进攻，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命令一到，炮声必然要响，关键是怎么响。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采取三个办法：一是利用他们的教条主义想办法拖时间，命令来了，要从要塞到总台、再到大台，然后到中台、分台，最后才到炮手。我们就利用这种层层传的教条，层层拖时间；二是不装引信；三是远距离射击。这样既有炮声，又不会打伤我军部队。这一招在后来的起义中果然发挥了作用。

关于什么时间宣布起义的问题，我们也一再商量。宣布早了可能会引起敌二十一军的反扑，晚了又失去了作用。商量的结果是等我军先头部队一登陆就立即宣布起义。原来我还有一个设想，起义后立即用大炮掩护我军攻占江阴城，切断敌二十一军向无锡方向的退路。后来，敌二十一军垮得太快，我军登陆部队一上岸就迅速向南追击，找不到我军高级指挥员，因而这一方案没有实施。

在与要塞中下层军官和士兵的接触中，我发现他们失败情绪很严重，对国民党江防早已失去了信心。他们根本不是考虑如何防守，而是天天考虑如何找出路。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就从侧面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宣传，使他们的军心更加动摇。这一点为我们后来的起义准备了一定的思想条件。

为了配合我军渡江，我们商量由唐秉琳、李云葵同志伪称戴司令的命令，摸清了要塞江岸的水深、潮涨潮落、载重多少木船可以靠岸、暗礁分布等情况，并绘制了一份登陆点详图，由吴铭送到江北，为我军渡江提供了可靠的情报。

4月19日，王徵明从江北来到了要塞，传达了十兵团首长叶飞、韦国清对要塞的指示：“保持六十里防区，控制三到四个港口，见到我部队不打枪，迎接我军登陆。”并宣布了21日晚大军渡江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丁治磐传达了汤恩伯的命令：将长山防区立即划归二十一军接管，限20日上午交割完毕。这是一个意外的突变。我们一面设法向江北报告，一边研究紧急应付措施。20日凌晨，唐秉琳、唐秉煜和李云葵分别向依靠力量打了招呼，对中间状态的进行了服从命令听指挥的教育，对通讯联络、信号密码、迷惑敌飞机和监视敌海军舰艇等事项作了布置。对炮台第二中台台长丁佩基布置了佯动射击计划。当天下午，唐秉煜负责把吴广文秘密接回了江阴。后吴因被军所阻，一直未能出城。20日19时以后，我和唐秉琳、李云葵等带着警卫分队上了黄山，从东到西检查了各个炮位，做好了应变的各种准备。

离大军渡江只有一天了，我们的心情既兴奋又极为紧张。迎接大军渡江的准备工作已经差不多了，长山防区虽然只有一部分交给敌二十一军了，但我们没有在长山构筑多少工事，敌人在一天之内还来不及把工事修好。而且，我们通过唐秉琳做敌二十一军的工作，以熟悉情况的身份伪称长山方向不必部署过多部队。因而敌军只在长山布置了一个步兵团，另外，我们还下令驻长山的要塞炮连连长：“没有命令不准打炮，否则军法从事!”这样，长山方向估计问题不大。

对戴戎光怎么办？20日下午，汤恩伯来电，要戴到炮台坐镇指挥。戴很怕死，接到命令后，有点犹豫不决，不大想出城。我们研究认为把戴弄到黄山，控制在我们手里，比让他留在江阴城里控制在汤恩伯手上好。开始，我们本来打算把戴控制在山下会议室里，但在20日午夜时分，我和唐秉琳、李云葵等正在指挥所里撕白布做识别信号时，忽然接到监视哨的电话报告：“戴戎光的车子已通过山口上山来了。”一会儿，戴就到了总台指挥所。戴一进指挥所就说：“根据绥靖区情报，今夜共军可能有行动，你们要作好准备。”这时，我带着一个警卫班，各自都拿了双枪，守在外面，封锁了总指挥所四周的通路，并悄悄地隔离了戴的警卫分队。

戴上山后不一会儿，从申港对面传来了一阵阵炮声。接着，唐秉琳接到敌二十一军参谋长的电话，说是“江北桥头堡遭到共军袭击，请给炮火支援”。唐就按预定计划，借口夜间观察有困难，容易出现误差，故意要求炮台火炮减速400米射击。结果，把敌二十一军设在江北八圩港的一个师指挥所打掉了，气得敌参谋长在报话机里大骂，要求停止射击，并报告汤恩伯，说“要塞有问题”。汤恩伯立即打电话给戴戎光，要戴“立即追查”！

4月21日凌晨1点多钟，我军渡江先头部队在长山北麓登陆。陆德荣、徐以逊按事先的布置去长山接应先头部队。陆德荣带领渡江先头营，机智地避开敌二十一军防区，摸上山顶，一枪未放地占领了长山。接着，陆带着先头营向黄山逼近。2时左右，王徵明以军代表身份要唐秉琳宣布起义。这时，戴戎光接到了汤恩伯的电话，汤质问戴为什么不打炮，并下令戴马上用全部炮火射击。戴接完电话后，急忙命令唐秉琳将所有大炮对准对岸——新港齐射。新港是我第二十九军的渡江出发点，这里船碰船，人挤人，如果落下大批炮弹，后果将极其严重。在这关键的时刻，唐秉琳没有执行戴戎光的命令。然而，这时唐又不能过早暴露自己。为了迷惑戴戎光，唐立即打电话给第二中台中台长丁佩基，让他执行佯动射击计划，远距离打几发不加引信的炮弹。同时，下令通讯连长李容有和王刚立即按布置剪断了江阴要塞与外界的电话联络线。接着，唐秉琳按事先布置，命令沿江所有步、炮部队立即撤出，一律佩戴识别记号向黄山营房集中。凌晨4点多钟，我和吴铭、唐秉煜进入指挥所，由吴铭向戴宣告江阴要塞全体官兵已经起义。随后，唐、吴把戴押送到了我二十九军军部。这时，我渡江先头部队在陆德荣、徐以逊的带领下，已顺利登上了黄山。拂晓，我人民解放军胜利渡过了长江，至此，美蒋反动派苦心经营的“千里立体江防”，被我人民解放军全线突破。唐秉琳命令炮台向江阴城内敌二十一军轰击。4月21日清晨，唐秉琳召集要塞全体官兵在射击场上，宣布阵前起义。

几天后，我接到兵团通知，要我把要塞的工作交给三野特种兵纵队，我随即回到了第十兵团。

江阴要塞起义是我党我军深谋远虑、周密部署的结果，在我军渡江战役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要塞地下党在艰巨复杂而又充满危险的斗争中，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选自《国民党军倒戈内幕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