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号陶瓷大师：让吴冠中甘拜下风，却为何抢别人的馒头

1952年，郭沫若注意到，外交国宴上用的瓷器都是外国生产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向周总理反映了这个问题。

周总理觉得这个问题必须重视起来，立即动员艺术家们建言献策，并成立了建国瓷设计委员会。

作为带头人，郭沫若重申设计主旨：

“中国是瓷器之国，新中国成立后，应鲜明地表现新中国的岁月，应把历史上的好经验总结出来，创制新中国的国家用瓷与国家礼品瓷。”

很快，委员会开始征集设计稿，为了公平起见，采用匿名评选，在200多件设计稿里挑挑选选，最终选出了两套。

非常凑巧的是，这两套设计方案都出自同一个人之手，他叫祝大年。

这两套瓷器，一套是青花斗彩缠枝牡丹纹中餐具，一套是青花海棠纹西餐具。

（青花斗彩缠枝牡丹纹中餐具）

（青花海棠纹西餐具）

单是看这两个名字，就看得出满满的中国传统元素，从我们现在的眼光，再回看这两套瓷器，设计依旧丝毫不过时。

足以可见，祝大年当时目光放得很远。

或者换句话说，他看的不只是瓷器，他看到的是瓷器背后的整个生活环境，这个生活环境不是既定的，是流动的，随时在变化的。

他当时强调，设计风格必须与生活环境相统一，瓷器上的纹饰、色彩之间的协调、统一，都不能马虎。

更让人佩服的是，祝大年细致到，连餐具使用的安全隐患都考虑进去了，采用了釉下彩（青花）。

不同于当时不少参赛者用的是选用釉上彩、颜色釉等工艺，只想到了美观，忽略了基本的安全问题。

最后，这批瓷器祝大年选择在景德镇生产，生产的整个过程，绘制、烧窑，他都全程盯着。

一年后，任务圆满完成，祝大年带着7000件进京交差，周总理非常满意，还在前门全聚德烤鸭店设宴，犒劳祝大年及其他工作人员。

1979年，北京首都机场需要绘制巨幅壁画，领导们第一个想到的，还是祝大年。

当时的他已经63岁，但干起活来，犹如还是当年那个30多岁的小伙，干劲十足。

一接到任务，他立马深入云南边陲傣家村寨，收集了上百张创作素材，又花了3个月精心绘制画稿。

之后的彩绘和烧制工作，也是在景德镇完成的，用了他一年多的时间。

《森林之歌》是由3000多块小瓷片拼接组成，在景德镇烧制完成后，再运回北京首都机场安装上墙。

如此大体量的工程，考验的不仅仅是祝大年功底，还有他对整幅瓷画的统筹规划，如何保证3000多块瓷片能做到流畅、连贯。

在新中国成立40周年之际，这幅瓷画杰作呈现于世，令人叹为观止。

（请横屏观看）

观赏《森林之歌》，强大的生命力扑面而来：

盘根错节的树根，树根之上，粗壮的枝干如游龙般蜿蜒盘旋而上，一股积极向上的生命力仿佛想要把整个天空都撕开了，霸占了。

而此时，底下潺潺溪流似乎又把这股力量往回压了些，一条小舟自东而西，惊起水禽也向西飞去。

当你觉得，整幅画的生命力被这条溪流压回去时，殊不知，安静流动的溪水、缓缓前进的小舟，以及向西飞的水禽，都在彰显着生命的力量。

浅水喧哗，深水沉默，向上是生命，流动又何尝不是。

有人说，看祝大年先生的画，要用眼睛看，更要用鼻子闻，我觉得还要用心去感受。

吴冠中也赞叹：

“巨幅壁画《森林之歌》，宽银幕式展开了西双版纳的榕树之族，民族的花园，令看画的观众顿觉自己缩小了许多，艺术大于生命！”

（吴冠中在《北国风光》草稿前）

很巧，《森林之歌》对面就是吴冠中画的《北国风光》。

一江南一北方，一暖一冷，生长与凋零，站在这两幅画中间，仿佛人也是这流动生命里的一环。

祝大年笔下的画，之所以极具生命的张力，是因为他真的把画揉进了自己的生命里。

袁运甫评价他：“祝大年是最踏实、最勤奋、最诚恳、最执着的艺术家。”

很朴素的形容，恰恰祝大年对于他的艺术，也很朴素、纯粹。

1973年，黄永玉、吴冠中、祝大年、袁运甫几个人沿长江一带写生，为北京饭店壁画《长江万里图》收集素材。

右起： 袁运甫、吴冠中、黄永玉、祝大年、张梅溪（黄永玉夫人）

当时经过南京，要到紫金山天文台写生，祝重华就在南京读高中，听到父亲来了，带着螃蟹就去宾馆找父亲。

她回忆说：“他们计划吃过饭就出发，当时宾馆的饭堂人很多饭菜迟迟不到，邻桌上的客人还没到但米饭和馒头已经端上来了。

看起来吴先生与父亲早已等不及了，只见父亲抓起了邻桌上的几个馒头背起画夹，他们争先恐后似的就往外跑。

看到他们的样子我几乎笑出了声，他们太像孩子了！”

为了画画，祝大年一刻也不能等，少吃一口饭，可以，少画一笔，像少呼吸了一口气。

那天，黄永玉、吴冠中、祝大年三人作画的状态也是对比鲜明。

吴冠中身上沾满了颜料，十分严肃地站在画板面前，围观的一老人提出疑问：“老头你怎么将东边的山移到了西边来了？”

“老头”没搭理他，像是作画的这段时间，把听力交给老天暂时保管了。

而黄永玉那边，已经把作画的现场变成一个小型脱口秀，黄永玉叼着烟斗，一边画一边和群众插科打诨，等大家回过神看画板，画早已画好了。

祝大年那边，连围观的人都没几个，他像座雕塑，一天下来除了站起来用望远镜眺望远方，雕塑才动了一下，其他时间他只有手在动。

袁运甫分享过有关于祝大年的一件事，他们有一回一起去苏州写生。

那天雨很大，祝大年眼中却仿佛没有那场大雨，执意要去画古镇上的房子、石桥。

他带了一把伞，还有画具，倾盆大雨中，他从早晨画到天黑，那把伞是给他的画带的，从头到尾只挡着那张画，他在雨里，画在伞里。

读到这里，我才明白了，为什么吴冠中对祝大年的每一次评价，都是用力的，夸得很用力，那么让人不容置疑。

吴冠中画瘾一发作，也是下雨天都不顾，他和妻子一同去探望患病的丈母娘，途经桂林歇了一天。

吴冠中任凭雨大，也要出门画画，他眼里只有画，妻子的眼里还有他，只好在后面给他撑伞。

（吴冠中的夫人为其撑伞）

那场雨淋过他，也淋过祝大年，所以他才特别能感同身受，但即便是这样，在祝大年面前，吴冠中也“甘拜下风”。

他说过：“我是艺术上的苦行僧，可祝大年是比我还要苦的苦行僧。”

苦，好苦，至少我无法想象，每天只围绕着一件事，这件事要做无数天，且每天都高强度地去做，这样的日子怎么会不苦。

著名画家乔十光曾和祝大年一起去云南西双版纳写生，在烈日炎炎的下午，祝大年全神贯注，连画3个小时。

虫子爬上他的腿，旁边的望远镜、钢笔都被别人偷走了，他还浑然不觉。

据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刘巨德回忆，祝大年曾经为了画一棵枣树，围着树转了五六遍，将树的每一根枝桠都画出来了。

如果万物都有灵性，枝桠们应该会很高兴，自己被看见了，还被认认真真地记录下来，而不再归属于一个笼统的名字。

到底有多细致？看他的钢笔素描会更明显，看过祝大年的钢笔素描，著名艺术理论家奚静之教授把他誉为“中国的丢勒”。

刘巨德说：“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人、用这样的状态来画画，也从来不知道原来先生的画是这么画出来的。”

他说的，也正是吴冠中口里的“祝大年的画能尽精微而致广大，凭宽广的怀抱，坚强的毅力，成竹在胸”。

祝大年的女儿曾不解地问他，一棵树而已，有必要投入这么多时间去画吗？

祝大年笃定地回答：“一棵生长几十年的树，我用几个小时将它表现出来，我认为值得。”

正因为如此，祝大年的画，经得起远看、近看、久久地看。

远看有气势，感觉看画的自己都变成了沧海之一粟，很渺小，近看有细节，像米粒粒分明。

别人劝他注意休息，祝大年总说：“我的时间不多了，不同你们还来日方长啊！”

后来，他没有来日了，他是靠走马观花去延续“方长”。

病危之际，祝大年醒来兴奋地告诉家人，他梦见了西双版纳，原来极乐世界也有那样的原始森林和茂盛的热带植物。

1995年，他积劳成疾，走了，享年79岁。

在祝大年走后，吴冠中曾对着他的《玉兰花开》痛惜不已：

“他在创作的长征之途，从不动摇，永远信心十足地一步一步攀爬不止。

每次战役，他不考虑失败，不见黄河心不死，舍身投艺。这样执著的艺术战士，今日难找，祝大年去矣！”

想起一个故事，一只小蚂蚁在沙漠赶路，遇到一位师父，师父问他，“为何匆匆？”

小蚂蚁说：“我要去朝圣。”师父哈哈大笑，“圣城那么远，你走得这么慢，生命又太短，怎么可能到圣城？”

小蚂蚁回答：“没关系的，只要能死在朝圣的路上，我就无比幸福。”

祝大年也是，死在了艺术朝圣的路上。

吴冠中说：“顽强的祝大年跨越了传统，他是传统的强者。

徐熙、黄荃、吕纪均无缘见祝大年，若天赐面，古代的大师会低头刮目而视。他们更将惊呼这个画民间大俗的画家，应登中华民族大雅之堂。”

我不是徐熙、黄荃、吕纪，我也惊呼中国有祝大年，可以、也应该登中华民族大雅之堂的祝大年。

参考资料：

1、袁运甫、袁加父子眼中的祝大年

2、祝重华｜祝大年：独特的写生 独特的风格

3、祝重寿｜祝大年的绘画充满了“贵气”

4、清华校友总会｜祝大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下面是祝大年作品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