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山，崇明人的第二故乡？

本文作者 / 顾 筝 实习生 何怡雯

这个选题搁置了很久。 因为向来像写论文一样在写作的市指，一直没有拿到明确的数据。 但现象足够多，多到能在一次街采中碰到两个，也能在这两个采访的集合视频下聚集几百条“我也是”的评论。 那，就写吧。反正又不用参加论文答辩。

01

香香2007年在共富新村买房，很巧的是，对门邻居也是崇明人。

香香倒习以为常，这俨然就是他们过去租房生活的延续。在此之前，因为丈夫来上海开出租车，所以他们一家三口搬来上海，在共富新村租房，一起合租的是崇明人，对门邻居是崇明人，平时会一起吃饭，一起带孩子，一起打牌，日子过得像没有离开崇明一样。

从这个地铁站下来

会听到很多崇明话

施姐家几乎是复制黏贴的故事。

2004年左右，施姐的丈夫听邻居说“在上海开出租车蛮好的”，就来到上海开出租。她家一开始也是在宝山租房，一起合租的一家同样是崇明人。

等到2010年在通河新村买房的时候，一梯四户，同一楼层，三家是崇明人。

这样的复制黏贴有很多。

出生在崇明城桥镇的米丘，写下了家族中一个个去上海市内发展的故事。“为了能让表妹在上海市区扎下根来，小姑父努力工作，2000年左右，在宝山区就买了房子。小姑父买的房子在宝山的共富新村，也被叫做‘小崇明’，因为几乎所有的崇明出租车司机都在那里买房。那里的通用语言是崇明话而不是上海话。”

施姐也印证了这一说法：“ 我现在出去买菜，到处都是崇明话。卖菜的是外地人，但他们崇明话也听得懂，因为天天接触崇明人。 ”

宝山区菜场里的摊主都知道

周边住着很多崇明人

时间往后调，在更年轻的崇明人那里，也会把宝山作为租房的第一选择。

90后顾小文（化名）大学毕业后在宝山通河新村那一带租住过四年，“很本能，说不清什么原因，就是我自然而然会选择那一块。”他的很多朋友也住在宝山，“天鑫花园、飘鹰锦和花园……这些小区。”

即使自己没有住在宝山，也会知道很多老乡聚居在那一片。专栏作家维舟1995年去厦门读大学，大学毕业后来上海工作。“有一次我打车，司机是崇明人，我们很快聊了起来，他说自己住在通河那边，那里有很多崇明人。”

他们很快就在车上开启了一段有关“都市房价传说”的对话。“司机说自己之前租的房子有50平方米，房东当时想10万块卖给他，他说我要这干嘛？10万块，我在崇明可以造很大的房子了。”

“宝山，是崇明人第二故乡”这一命题的成立，还有更广泛的样本。

3月，我们在上海街头进行“你在上海搬过几次家”的随机采访小调查，在最终成功的10个采访中，其中有2个采访对象是崇明人，而且都住在宝山。在视频的留言和弹幕中，聚集了几百条“我也是”的评论。

这和2004年《申报》做《崇明的哥生存调查》时的情况几乎类似，当时记者写道：“清晨5点，宝山区一扇居民小区的铁大门早早地被保安打开——每一个这样的清晨，上百辆交接班的taxi从这个小区进进出出……人们管那些男人叫崇明的哥。”

02

和所有郊区人一样，虽然隶属上海，但崇明人习惯把去市区称为“到上海去”。而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相对于其他郊区，崇明人“到上海去”的行程显得尤为漫长。

在2009年上海长江大桥开通之前，崇明人要去一次市里，只能选择水路。

一趟时长？不清楚。取决于你住在崇明哪里，要去市区哪里，以及当天有没有“妖风”。

过去到市区

崇明人得到码头去坐渡轮

图源：“上海崇明”公众号

香香记得第一次去上海是1994年，和同学一起去电视大学考办公自动化。她家住在响哃镇，当天一早先坐40分钟公交车到堡镇码头，再坐轮渡到宝杨路码头。“船上大概有2个小时，下船后再坐车转车，去考试。”

那一天，香香天蒙蒙亮就出门，一路赶路，根本没有好好看一下上海。她真正意义上的到上海兜兜是1999年，结婚前置办嫁妆的时候，“我们崇明有习俗，要到市区大的百货公司买衣裳，像第一百货、八佰伴，我们都去了。”

读完第一年大学，回老家度假的时候，维舟的同学曾苦笑着对他说：“我从南京回上海，火车4个小时，我从上海站回到崇明家里，也是4个小时。说起来，应该是南京到上海远得多，对吧？”

维舟何尝没有感同身受，回乡一趟很远很累是日常感觉，他印象特别深刻的是2003年的国庆假期，他要回去参加高中同学的婚礼。“他10月2日结婚，我必须10月1日回去。我记得那天上午10点赶到宝杨路码头，但只买到下午5点的票，我在码头耗了7个小时。”

轮渡不能超载，更会受限于自然条件。“我在厦大的时候，一个同学说要来厦门旅游，结果当天晚上起了大雾，好多船停航，他差点没赶上火车，急得要死。”

这还只是“小巫”。“大巫”可以上新闻： 2007 年 1 月 18 日，一艘车客渡轮船从崇明南门港驶出后不久，就因江上突起大雾而不得不下锚停泊，百余名乘客被困江中，近 12 个小时后才重新起航。

2007年《解放日报》上的新闻

出行的交通工具必须依赖于船，而船的码头都在宝山，这就让宝山成了崇明人来到市区的第一“登陆点”，反过来说，宝山也是离崇明最近的市区。

而在诺大的宝山区，被很多崇明人共同选择的小区，一定还有别的一点优势。香香买房的那一年，旁边的新房要8000元一平方米。虽然共富新村的房子也在涨价，但价格相差了一半，香香花42万买下了100平方米的房子。出门就有一辆公交车719，能一部头到达吴淞码头。

施姐说刚来上海的时候，对大上海没什么地理概念，选择租住的地方到码头就一辆公交车，“乘轮渡方便呀，后来就住习惯了，一直住在这里。”

通河新村地铁站附近的房价

交通上的亲近和方便，是很多人在“第二故乡”选择落脚点的首要考虑。而这也是为什么，当长江大桥开通之后，崇明人会有了另一个相对集中的置业点——曹路。因为对有车一族来说，从这里上长江大桥非常方便，不堵的情况下，到达崇明离市区最近的镇陈家镇，只要半个小时。

03

交通地理上的方便是一个客观原因，但继续深究，还有微妙的心理因素。

如果可以选择，以前崇明人其实并不想到市区来。维舟说，崇明当地有这样的话：“到了吴淞，忘了祖宗”，“喝了黄浦水，害了后半世”。这些话的意思是，到上海打工，很辛苦，而到上海之后，可能就回不去了。

因为空间上的隔离，崇明人和上海有一种很强的疏离感。维舟18岁那年去上大学，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崇明岛一周以上，他回忆道：“也是我第一次被人称为‘上海人’——在此之前，我向来认为自己只是崇明人。”

而在1980、90年代的上海，上海话的使用非常广泛，崇明话的口音无所遁形，而那时有一些上海人，习惯于称呼外地人或郊区人为“乡下人”。香香之前上班的时候有一种感觉：“人家真正的上海人看不起我们崇明的，会讲‘乡下人’。”

这进一步扩大了疏离感，但 1990 年代，很多崇明人不得不出岛来市区。

2019年我们采访出租车司机餐厅

在那里遇到了不少住在宝山区的崇明司机

1990年代中期，随着国企改制，不少崇明人下岗，岛上的工作机会无法满足过剩的劳动力，大家不得不到上海市内打工。“开差头”是很多崇明人会选择的工作，其中有老乡之间互相介绍的因素，还在于，当时，开“差头”是高薪职业。

1990年代初，“差头”司机一个月就好赚3、4000元。同期相比，公交车司机一个月工资不过800—1000元，而交警也才1000多元。

崇明司机吃苦耐劳，虽然上海市区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陌生的存在，但为了工作，还是会“啃”下地图，是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导航。施姐说她老公当时买了地图，把它背了下来，“不容易的。有时也靠客人带一带。”

以前司机都靠地图走遍上海

来到了上海工作，同时由于交通所限，不能每天回家，那么就要找一个地方居住。根据地方依恋理论，人们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不仅依赖户籍因素，也受到其心理上对地方归属感和安全感的影响。

崇明人选择住在宝山，有很强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如果严格细究区域归属，崇明人到宝山可能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如今崇明区中的长兴岛和横沙岛，曾经都有一段时间属于宝山，大家都是 310113 开头的身份证号。

2005年

两个岛被划入崇明区

而从香香、施姐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生活环境处在一种舒适圈中，大家都说着崇明话，结交着崇明朋友。就连彼此的生活方式都差不多，丈夫开出租车，妻子在商场做营业员，大家都是做一休一的班，有的夫妻会选择同一天休息，而香香和施姐都选择错开，这样可以正好一人一天带孩子。

在维舟看来，这是一种“离土未离家”的状态，宝山是他们在自己老家和上海市区之间的一个中间地带。其实在之前的很多年，很多人还保持着拔腿就跑的姿态，已经立业了，但他们没想着在上海安居。

施姐夫妻一开始就没想到买房，想着家在崇明，“赚几年钱再回家呀。”香香要买房的时候也是全家反对，“他们觉得家在崇明”。香香是为了孩子的教育执意要买房的，在这种状态下的买房，自然是要在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上，都离家乡最近，这样才能让自己和家人有足够的安全感。

04

相较于1990年代、2000年代初在上海定居的崇明人，后来在上海求学、工作、成家的崇明人并没有那么密集地把宝山作为落脚点。

维舟1999年大学毕业，多年以后高中同学相聚时，他发现，虽然全班44人只有6个回到了崇明，但定居在宝山的人一个手就数得过来，“剩下的买在哪里的都有，虹口的，普陀的，像我住在浦东。”

除了刚毕业那几年租住在宝山，顾小文后来搬家的地方随着单位跑。“那时公司在虹桥那边，工作比较卷，我也比较往前冲，就租在公司附近，在家里打开窗子就能钉钉打卡了。”

到了他们这一代，来上海以后考虑的不再是找一个中间地带，而更倾向于实打实地融入其中。

“那时候就觉得说上海就是闪闪发光的嘛，你待在这岛上你能干嘛？”

于是，人也开始流向了四面八方，各自扎根。

而随着长江隧桥的建成，让崇明与上海之间的通行，终于不再只有一个选项，也让大家在置业的地点上，有了更多选择。

只是再怎么分散，还是会有相对集中，不管是老牌宝山，还是新兴浦东，抑或是以后地铁开通之后的升级版宝山，都还会是崇明人选择比例高的居住地。因为说到底，离乡的人最看重的，还是与家的距离。

香香现在每个月要回一次崇明，“回家的感觉是特别舒服的，就是说呼吸是轻松的、走路都是放松的。我一到上海，汶水路那边下来，就马上是赶路的状态，因为周围人的脚步都是匆匆的，我感觉就像进入了一个打仗的状态中。”

维舟身边有朋友是每周要回去一次的，“父母年纪大了，要常去看看。”他和同学一起畅想退休生活时，总能听到有人说想住回到乡下，“他们是对这个乡下是确实有感情的，你还会记得小时候有一些美好的记忆”。

在共富新村

能买到老人从崇明带出来的金瓜

“人会不停地对比。小的时候，一对比就觉得都不用犹豫，那肯定是上海更好啊，那我就是想离开这小地方。可是这么多年下来，有的人会觉得说在上海太累了，回到崇明去挺舒服的。”

这种放松的感受不仅仅是由于崇明的生态岛属性，还在于家人的陪伴和记忆情感的加持。

“因为崇明是家嘛，想家肯定会回来，再远肯定还会回。就像为什么春节过年的时候，有些人会坐火车，坐绿皮火车，摇摇摇，摇到家。我觉得就是差不多的感情。”

注：崇明隶属上海，但崇明人习惯把去上海市区称为到上海去，本文一些表达遵循崇明人的习惯。

参考资料：

1. 米丘，《候鸟般飞往上海的崇明岛人》，微信公众号“人间theLivings”，2021年11月19日

2. 陆一波，《大雾锁申城渡轮泊江中百余名乘客被困近12小时》，解放日报，2007年01月19日

3. 维舟，《崇明人对上海认同的形成》，微信公众号“维舟”， 2024 年 12 月 15 日（初发表于 2006 年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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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稿子：顾 筝 何怡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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