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反内卷”？让中国再次伟大！

晚上九点，外卖骑手老张跑完了手里的最后一单。

此时外卖晚高峰已过，短时间内很难再有新订单。他把电动车停在上海南京西路的咖啡馆门前，坐下来开始刷手机，这是他每天难得的闲暇时光。

他被一则新闻标题吸引注意：《中央会议释放“反内卷”新信号》 ，该会议指的是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该会议被戏称为“反内卷”大会，直指“内卷式”竞争治理，强调“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新一轮的行业“反内卷”、去产能行动大幕开启，光伏、钢铁、水泥行业，已迅速开展减产工作。

老张看着这则新闻，突然想起昨晚儿子发来的求职统计表——387次投递，0个offer。

老张寻思，如果各行各业都减产，岂不是儿子更难找到工作了？

想到这里，手机突然变得滚烫。

三百年前松江府，布商磕破的额头、摔碎的青花瓷、沉入珠江的糖商……

这些历史的陈年血痂，仿佛正透过屏幕渗出来，与惨淡的现实混在一起，不分彼此。

01

血色轮回：“内卷”的诅咒

1825年，英国爆发了史上第一次经济危机。大量商品卖不出去，物价暴跌，大量工商企业破产。

据统计，1825年10月至1826年10月，英国破产的工商企业达到三千五百多家。1824～1826年间，英国当时重要的出口产品棉布出口从3.45亿码降为2.67亿码，即减少了23%。机器制造业、建筑业以及其他几乎所有的行业都遭到了危机的沉重打击，整个社会经济处于极度的恐慌和混乱之中，并传导到整个欧洲。

年仅七岁的卡尔·马克思，整天吃不饱肚子，幼小的心灵经受了经济危机的洗礼，所以对资本主义社会是深恶痛绝！

在此之前的几百年，中国可能就因为过剩的生产力，已经陷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困扰。

只不过人们用另外一个词代替，那就是“内卷”（involution）。

1620年，深秋，苏州府。

织户王三郎忍者泪水，亲手挥起斧头，劈向他曾经视若珍宝的提花机。

斧刃落下时，飞溅的木屑混合着他嘴角的血丝，他心如刀绞。

这台改良提花机，是他父亲用祖传三亩水田换来的，能在一夜间织出两匹云锦。王家能在物价昂贵的苏州府买房过上小康生活，这台提花机最重要的依仗。

但是，过去的好日子已经一去不返。

当最后一艘南洋商船消失在长江口，库房里堆积的丝绸开始散发腐味。王三郎这样依靠织锦谋生的中产阶级收入断崖式下跌，迫于无奈只能另谋生计。

户部《赋役全书》记载，那个冬天，苏州城内外，共有1367台织机化为柴薪。

景德镇的窑火，在夜色中投下更长的阴影。

窑工李大窑摸黑走进窑场，将新出窑的缠枝莲纹碗狠狠砸向墙角。瓷片爆裂的脆响惊醒了监工，却换来一声冷笑：“砸！多砸些！市价还能涨三文！”

万历四十八年（即1620年）《江西通志》里，墨迹像凝固的血：“岁烧瓷百万计，市值折半，窑工多毁器求存。”

与此同时，岭南的糖业神话，正演变成恐怖故事。

新式榨机让甘蔗出糖率翻番，珠江上却浮起粘稠的红褐色泡沫。

——那是倾泻的糖浆，混合着投江糖坊主的血泪！

根据广州府志记载，十三名糖坊主负债累累，投江自杀。

他们被江水泡得肿胀的尸体，就是“内卷”曾经的祭品！

02

辉煌历史：世界头号生产力中心

上文提到，华夏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崇拜生产力的民族，发达的生产力，让华夏民族长期以来屹立在世界民族之巅。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围绕四种主流货币，形成四大自由贸易区，各种贸易战、金融战打到飞起。春秋五霸之首的齐国，为了推销本国特产——铁器、食盐、丝绸、麻，要求各国降低关税，为此不惜发动战争，九合诸侯。

推销“普世价值”，提倡尊王攘夷，在此基础上建立并领导国家联盟；

实行“胡萝卜加大棒”的外交政策，在此基础上建立本国霸权；

通过金融霸权建立威慑，发动货币战争掠夺列国财富；

成为文化高地，资助文教事业，通过控制教育和舆论手段，来推销本国价值观，巩固本国的霸权地位；

建立自由贸易区，倡导自由贸易原则，通过掌握强势生产力和贸易霸权获得财富；

实力衰落，无法维持霸权时，则实行“孤立政策”，通过相对独立的外交地位与各国做生意，实现让齐国再次伟大。

看起来很像是现在的美国，但实际上都是齐国当年干的烂事。

正因为生产力发达，中国早在秦代之后，就进入了现代国家范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观点），建立了世界领先的土地自由买卖制度，已经半只脚跨入了资本主义时代。

欲带王冠，必承其重！

华夏民族早就尝到了因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内卷”的苦涩。

《史记》中记载汉代“文景之治”：

“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传统观点认为这是辉煌盛世，积累了巨大的财富。

但用现代经济学观点来看，这就是生产过剩带来的经济危机，与“把牛奶倒进密西西比河”并无本质的不同。

直到汉武帝的时代，汉朝官方加入丝绸之路的贸易外循环，一跃成为国际贸易的头号玩家，奠定了世界生产力王座的地位，才摆脱内卷阴影，迎来辉煌盛世。

汉唐都是具有强烈扩张性的王朝，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就是因为内循环迟早难以消化中原王朝过剩的生产力，必须对外找到倾销的市场。

“勒石燕然”，“封狼居胥”之后，

中国商品伴随着悠扬的驼铃，走向欧亚大陆各国的同时，塑造了绝无仅有的大一统王朝。

当扩张到地理极限后，继续扩张带来的管理成本，远高于增量市场的收益，内卷开始加剧，王朝甚至主动收缩，以应对来自内部社会矛盾的挑战。

03

沉痛教训：中国为何错过大航海？

人类社会的变迁，被概括为演化、革命和内卷三种典型形态：

演化是指一种连续性的、增进性的、发散性的或沿革式的社会变迁；

革命是一种间断性的、突发式的或者剧烈的社会制度的改变与更替，是从一种社会制度跳跃式地改变为另一种社会制度；

内卷则是一个社会体系或一种制度在一定历史时期中、在同一个层面上内卷、内缠、自我维系和自我复制。

如果用登山来比喻，演化就像是走盘山路，螺旋上升，不断缩短与山顶的距离；而内卷则是在山脚下或半山腰不断循环，永远无法登顶。

我更愿意用做面包来比喻两者的区别：

如果把发酵的面团放入一个巨大的烤箱内部，这个面团会充分膨胀，变成松软的面包，这就是演化；

但如果这块面团被放入一个空间有限的容器，那么面团各部分就会相互挤压，蜷成皱巴巴一团，这就是内卷。

这个容器，就是市场。

更高的生产力，要求更高的市场，

但是市场的扩张，并不总是带来正向收益。

特别是当原有市场的体量已经足够庞大，开拓市场增量，就会变得极为艰难，甚至根本不可行。

明明中国早已坐拥头号生产力交椅，却不得不陷入内卷的漩涡当中。

中国为何错过大航海时代？

肯定不是技术问题。因为以中国的航海技术能力，最迟在宋代，就足以支持全球航海。

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生产力太先进了，为了追求与之相适应的共同市场，中国的版图已经发展得太过庞大，它扩张带来的收益，远远不足以抵消成本。

因为生产力太先进，一头撞上了发展之墙！

1420年，泉州港。

郑和第六次带回的胡椒，因在国内缺乏销路正在霉变。

户部官员的象牙算珠拨出致命账目：耗银330万两（《明太宗实录》卷102），岁入仅增60万两。

“蛮夷之地的蝇头小利，怎补我天朝元气？”

对于拥有庞大国内市场、物产丰富的大明王朝来说，郑和海外开拓带来的市场增量，如同九牛一毛，不值一提。

市场开拓期的巨额成本相对于可预期的回报，变得难以忍受。

当市场饱和到呼吸艰难，宝船龙骨便成了王朝殉葬的棺材板。

数十年后，葡萄牙恩里克王子望着大西洋微笑。
对于这个穷得叮当响的弹丸小国来说，生存法则恰好相反：本土市场小如芥子，没有内循环，全是外循环。任何外部增量，都会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
当达伽马船队运回香料带来了6000%利润，整个国家为之疯狂。为了如此的利润，他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甚至可以拿人命去填！

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巨大落差，驱使欧洲可以看上去“不计代价”，长时间地去开拓海外，直到形成足以支撑整个经济运转的全新经济模式——三角贸易，驱动欧洲滚滚向前。

随着蒸汽机被点燃，整个世界的原材料、劳动力被投入巨大的工业机器，去追逐不断做大的全球市场，当曼彻斯特的儿童也成为机器生产的一部分，三百万孟加拉手纺工饿毙（丘吉尔殖民档案），世界格局已被彻底重塑。

04

历史的轮回：如何重回巅峰？

2001年，中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接入全球市场。

正如两千年前西汉加入丝绸之路，中国这架生产机器火力全开，再次成为世界生产力中心。

一个前所未见的工业克苏鲁，出现在东方。

与此同时，全球的市场容量被快速耗尽。

2024年，中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占全球总量近30%，但空箱堆积率创下61%的历史峰值。

技术的车轮仍在飞转，市场的增量，却已消失在前方浓雾中。

在中国渴望每一个增量市场的同时，有一个国家却在用一道道法令，塑造围绕中国的贸易之墙，人为地把中国商品挡在墙外。
如果没有这道墙，老张也许就不用送外卖送得这么辛苦，他大学毕业的儿子，也能找到满意的工作。
市场减小必然带来过分的竞争，让每个人都陷入内卷之苦。 通过减产来反内卷，只是某种程度的自我阉割，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

苟且偷生，只会让对手更加嚣张，亲者痛仇者快。

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首要的举措，就是用积极姿态，突破内卷！
要想重现汉唐之辉煌，那就必须走上汉唐之路！
用真理丈量世界，用文明拓展市场！

背一世之骂名，建子孙万代之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