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书”作家张忠诚：决定离开体制专注创作研究，我只用了10秒

文/江玉婷

一位作家的来时路

商务君按：很多作家在成名前都从事过其他职业，张忠诚也是如此。当了14年语文老师后，张忠诚被安排做行政，似乎踏上了一条不错的晋升之路。但他对“搞行政”不感兴趣，毅然离开学校，没想到下一份工作居然还与行政相关。始终对行政工作缺乏热情的张忠诚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在一通偶然的电话中，张忠诚用10秒决定举家从葫芦岛搬迁到沈阳，专职创作研究。

《柿子地》《米罐》《公羊爸爸》……以及前不久入选2024年度“中国好书”的《谁在林中歌唱》，张忠诚用一部部脍炙人口的儿童文学作品证明，写作这条路走对了，而当年用10秒做出的那个改变人生的决定，或许早从童年时期便埋下了伏笔。

“我有14年教学经验”，张忠诚的手扣住方向盘，小臂贴着上身，身体前倾15°，像考试临近，但近视忽然加重试图看清板书的学生。他并不近视，只是刚上路不久。

五月初的沈阳，气温意外高。由于主干道上的高架桥施工，车道变窄，车流缓慢前行，时间变得黏稠。嘈杂声中，导航不时发出提示音。张忠诚盯着前方，对导航将信将疑。

“即将进入行驶缓慢路段，预计通行时间1分钟。”导航响起，播报女声一如既往地礼貌。

看着后视镜里的无尽车流，我知道，采访开始了。

张忠诚

阶梯

如果可以，张忠诚愿意当一辈子“语文老师”。2010年，他得了重度喉炎，嗓子有段时间不能出声。他和其他语文老师一样，都带两个班。

校长找到张忠诚，想提拔他当办公室主任——由于负责部分行政工作，办公室主任可以只带一个班。张忠诚不想做行政，但还是同意了。

于是，张忠诚开始带一个班，嗓子缓解了一些。不过，他要想给学生加点课，嗓子还是受不了。

其实，这不失为一种安排。按照校长的规划，张忠诚年轻，“中师生”出身，有教学经验，懂管理，材料写得好，将来可以当副校长。一条向上的阶梯在眼前铺展。

在这个“堪称完美”的规划里，唯一“瑕疵”是，张忠诚对“搞行政”没兴趣。他把着方向盘，目视前方：“一个老师的生命力就在讲台上。我知道，我这辈子当老师的路断了。”

在学校，不再讲课的张忠诚像不能上灶的厨子，手痒，心更痒，职务体面，日子难挨。另一重焦虑是年龄引起的：他30岁出头，再不走，就要一辈子待在葫芦岛市的这所城郊中学。

2016年，张忠诚走出了学校，上县政协当秘书。他刚进办公室不久，领导告诉他要好好干，争取升任。张忠诚做过行政工作，上手很快。

这是一条更平坦的道路。

但“顽疾”仍然存在——前“语文教师”张忠诚对行政工作缺乏热情。从2007年开始，他下班后写小说，写完向刊物投稿。几年下来，他发表了一些作品，打算把更多精力花在写作上。

2017年，政协组织一次调研活动，陪几名领导和几十位政协委员去七八个乡镇走访。行程安排紧密，张忠诚负责会议调度、用餐、用车等诸多事项。路上，手机不停响起，他密不透风地对接细节。

其间，一通电话意外“插”进来。当时在省作协创研部工作的薛涛打来电话，问张忠诚是否有意向来创研部工作。

张忠诚正陷在具体工作里，他焦心地问：“能回家商量吗？”他已娶妻生子，要妥善安排好生活。去了沈阳“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全家的生活会随之改变。

电话听筒里，传出人声：“只给你10秒钟，你考虑一下。”

张忠诚说：“好，我去做什么呢？”他不想再做行政，那样没有调动的必要。

“创作研究，具体工作再谈。”

“好。”

两人达成一致。

实际上，真正影响人生的重要决定可能只在几秒间。张忠诚并没有完全做好准备，他对未来缺乏想象。但这通电话后，他就要携家带口从葫芦岛去沈阳了。

车辆一直向前行进。张忠诚回忆，那时他和薛涛认识不久，只见过两三面。薛涛肯定过他的写作，建议他可以写儿童文学，仅限于此。他出于对薛涛的信任做出判断。

深春的树木，树叶透出新绿色。张忠诚介绍起“沈东”，“这是城里发展相对较慢的区域，来这边买房也是薛老师建议，我也想离他近点。”

在途中，我看见“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一晃而过。

真实经历

《谁在林中歌唱》入选2024年度“中国好书”后，不少朋友向张忠诚表示祝贺。有朋友问他：“你为什么对‘抗日题材’这么有执念？”

张忠诚解释，他对题材没有执念。这不是朋友想听的回答。

《谁在林中歌唱》入选2024年度“中国好书”（二十一世纪社供图）

不过，他的朋友的确很难不形成上述印象。《谁在林中歌唱》是张忠诚写的第4本抗日题材童书，此前他写了“东北抗联三部曲”。几个月后，同题材的《牛轭山下》将在辽宁少儿出版社出版。

见张忠诚前，我有同样的观感。几个月前，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给我寄了一箱书：一共8本，4本“抗日题材”。“抗日题材”的占比大到让人无法忽视，就像平原上立起一座哥特城堡。

起初，张忠诚只想写《土炮》。该书取自他老家的真实事件“下五家子惨案”。1935年，日本人屠村杀了387人，只有极少数村民活下来，有说8人，也有说11人。

老家的小屯

事发地离张忠诚长大的村子只隔30多里地，儿时他经常听村里老人提起。长大后，他当了语文教师，原址建起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他带学生去过，反复讲起这段历史。

日久天长之下，张忠诚了解的细节越来越多。他就琢磨：“我能不能把这件事写出来？”

轰鸣声响起，1935年春，一架日本小型侦察机照常从虹螺山主峰飞过，螺旋桨卷起巨大气流，草被刮得倒伏。山顶正好有名小战士埋伏，他试着朝飞机开了一枪，没想到居然打中了。

飞机迫降在几里之外的农田，飞行员被抓，游街示众，后被农民打死。老百姓把飞机上的零件拆卸出来，拿回家去。几日后，日本人从县城赶来，用两驾相连的马车把飞机拉走。

日本人没有报复。当时，藏于虹螺山的抗日义勇军大约有两千人，而县城驻扎的日军只有七八十人，加上邻县的日本宪兵也只有两百人。日本人不是不动，是不敢动。

这件事启发了下五家子村的铁匠。他想，步枪都能把飞机打掉，自己造门土炮没准也行。他造的土炮用了铅粒子，威力比步枪大得多。铁匠成功了，飞机在农田坠机后爆炸，剩下一地碎片。

整个下五家子震动了，村民担心日本人报复。村里主事的老爷子提议，村口轮流安排人放哨，白天在村里生活，天黑后上山过夜。全村从事发的9月一直藏到11月，日本人始终没动静。

立冬一过，山里冻得人睡不着。村民也松懈下来，不再上山过夜。老爷子一看，大家都不折腾了，他也不再坚持。然而16日凌晨，日本人从邻县调来宪兵围住村子发起屠杀。

《土炮》里，张忠诚让墩儿——铁匠家最不受宠的小儿子，目睹一切。第一次打下飞机的是墩儿投身游击队的哥哥。哥哥牺牲后，父亲为了复仇造土炮，打下第二架飞机。

为了写《土炮》，张忠诚找了很多资料，看了许多亲历者的口述史。责编谈炜萍见他做了这么多准备，想着别浪费素材，提议他写“三部曲”。张忠诚同意了。

张忠诚查找的部分资料

于是，编辑在社里报选题的时候，选题表上填的是“东北抗联三部曲”，《土炮》是第一本。第二本是发生在校园的《柿子地》，第三本是《龙眼传》。

“东北抗联三部曲”（二十一世纪社供图）

奴化教育

车驶进薛涛家的小区。张忠诚摇下车窗，门卫室的大爷看了他一眼，两人相视一笑。

几年前，辽宁文学馆馆长薛涛下乡当驻村书记，基本不在沈阳。赶上节庆，单位发了大米、食用油，薛涛不便来取，就由同事张忠诚帮忙捎回家。来过几次后，大爷认识了张忠诚。

此时，同在车上的我，在大爷眼中“自动”获得了“同事”身份。

采访在薛家二楼的小木屋进行。因为屋子重做防水，我们从脚手架的空隙里钻进去。张忠诚坐主座。我只能分辨出，他身后墙上挂了一张安徒生的方形照片。我们终于能面对面说话了。

2020年6月在薛涛的小木屋，左起为薛涛、王雨婷、谈炜萍、张忠诚

《柿子地》里的情节不全是“杜撰”。张忠诚看过一本口述史，有人回忆，自己儿时的日本主事喜欢吃西红柿，日本人就让整个班学生给他种西红柿。这个细节给了张忠诚灵感。

《柿子地》里，单看吉野的长相（独眼）就知道他是坏人。这也是真的。以前，有学生戏弄日本人，一直躲他身后骂他。他是独眼，有视觉盲区，看人必须转身。俩人就这么一起转圈。

虽然学校不是前线，师生受到的压迫同样深重。书里，学生“陈铁血”的名字真实存在。陈铁血原本不叫陈铁血。他父亲被日本人杀害，父亲在死前把他的名字改为“陈铁血”。

日本人觉得这新名字“犯忌”，隐含对日本的敌意，不让他用新名字。陈铁血说什么也不改。于是，日本人用“退学”威胁他。陈铁血没妥协，他说“不念了”，果真退学。

当时，日本在东三省实施“奴化教育”。他们将来想派这些学生上战场，让中国人打中国人。《柿子地》里，日本主事经常操练学生，训练学生的服从性，比如让潜伏时绝不许动。

茂生之死确有其事。有人回忆，他同学就在操练时死的，毒蛇钻进了同学的裤子。张忠诚在书里写，花练子钻进了茂生的袖筒，他却一动不动，一声未吭，哪怕被咬毒发也没动。

茂生一直趴着，眼看天快黑了还不动。众人以为他睡着了。吉野听说茂生睡着了，抡起鞭子抽茂生，打得草叶乱飞，茂生仍纹丝不动，也不吭声。大家这才意识到，茂生死了。

张忠诚的写作很规律，每天大约手写4000字。写到茂生之死时，他突然想停一停，他想找个理由让茂生活下来。到了第二天，他没找到。这天，他忽然想给自己放个假，把本子又合上了。

到了第三天，他拖不下去了。家里很安静，张忠诚坐在沙发上，把本子摊开放在膝盖上，写完了那几百字。写完后，他在稿纸空白处写下：“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把茂生写死了。”

张忠诚的手稿（《谁在林中歌唱》手稿第一页）

茂生是最听话的学生，学习刻苦，黑板报画得好，连吉野都大为赞赏，许诺以后推荐他去奉天满铁学校深造。茂生是全家的希望，父亲甚至为了凑学费，把小女儿抵出去做童养媳。

“茂生的身心都奴化得比较彻底。”张忠诚设想过茂生的另一种结局：他真的去了日本，读了东京都大学。像《柿子地》里的田少康一样，少康是原田养子，有机会去日本生活。

然而，见过茂生死状后，田少康觉醒了，不愿去日本。少康的转变出于张忠诚的私心，“按照‘文学的规律’少康是要去日本的。”他把茂生写死后一直难过，于是补偿在少康身上。

历史上，真有中国孩子长大后认为自己是日本人。日本投降后，他们随日本人坐船回日本。然而人多船少，船开到公海走不动了。为了减轻重量，日本人把这些中国孩子推到海里。

文学启蒙

“我小时候不知道教材之外还有书。”张忠诚腼腆地笑了。他第一次看课外书是在大爷家。大爷是赤脚医生，在家开诊所。村里医疗条件不好，起居室就是输液室，病人都趴在炕上打针。

早些年，大爷每年去集市上买一种纸来糊墙。这种纸大多出自印刷厂，都是印错或多印的书页、报纸，厚度适中，价格便宜，展开后挺大一张。

有一年，张忠诚发烧去看病，刚好赶上大爷糊完墙。像往常一样，他趴在炕上等着打屁股针。打完针，他一抬眼皮发现，窗台下那一小截儿墙上糊的是《西游记》。他看得特认真。

到了饭点，大爷家准备开饭，吃饭的小桌摆上炕了，菜也端上来了。按说这时候，张忠诚应该起身回家，但他还有一页没看完。他想把剩下那页看完，于是谎称：“大爷，我疼。”

大爷急了，立刻问：“哪儿疼？”张忠诚其实不疼，他盯着墙纸胡乱接话：“哪儿都疼。”全家吓坏了，一旁的大娘和堂姐吓得眼神儿发直——抗生素过敏很危险，有休克的可能。

大爷等不及了，迅速翻药箱拿出解过敏的药，不由分说又扎了一针。看着药推进去，一屋人都松了口气。等大爷打完针，张忠诚也看完了字儿。这时，他才发觉屁股疼，号啕大哭。

紧接着，满脸是泪的张忠诚被父亲领回了家。回家后，他还在想美猴王的故事，谎称病没好。第二天，他如愿去了大爷家。他把墙面全看了一遍，沮丧地发现每张墙纸印的内容都一样。

上小学六年级时，张忠诚去同学家玩。两家沾点亲，他管同学的妈妈叫舅妈。这天晚上，舅妈要烧炕，撕了两页书引火。张忠诚拿起一看，发现是本武侠小说，书脊上写着《联剑风云录》。

舅妈问：“你喜欢啊？”张忠诚说：“喜欢。”舅妈笑着说：“喜欢就送你了。”张忠诚爱若珍宝地拿回家。那时农村书少，武侠小说叫“大书”，“大书”只能大人看，小孩不能看。

他怕家人发现，把书藏屋檐里。到了秋天，孩子都得干活，把谷子、黄豆打捆。吃完午饭，家人要去地里干活。父亲屋前屋后地喊张忠诚，他看入迷了没应声，一下午躺屋顶上把书看完了。

这是18岁以前张忠诚看过的所有课外书。

2014年张忠诚与儿子一起看书，儿子那时两岁半

实际上，评书对他影响更大。他十一二岁时，村里只有一户人家有电视。那家男主人是会计。这户人家也是奇了，家门从来不关，无论冬夏。只要天儿不冷，连窗户也不关。

会计家的孩子有听力障碍，耳朵几乎听不着声儿。他看电视的时候，总把音量调到最大，大到站院子外也能听清。当时，辽宁电视台大约到晚上6点，就会播一集单田芳的评书，叫《童林传》。

一开始，张忠诚站在院子外听。后来他进了大门，站窗边听。再后来，他进了屋，和这家人一起站屋地上看。他天天掐点去，一集不落地追完了《童林传》。

播评书的时间正值晚饭。张忠诚天天赶饭点去别人家看电视，让他爸面儿上有点挂不住。后来张忠诚的父母一合计，借钱买了一台黑白电视。这样，他们的小儿子就不必天天往外跑了。

之后，张忠诚去了师范院校学习，他有了一台收音机。收音机能调的台多，他戴上耳机每天能听好几集，《三侠五义》《白眉大侠》《千古功臣张学良》都听过。

张忠诚经常说：“我的文学启蒙老师是单田芳。”他听过单田芳的所有评书，好多作品听了不止两三遍。写《土炮》的时候，他想的是如何用评书，也就是章回体的形式写一部小说。

改命

张忠诚的哥哥大他两岁，他从小跟哥哥一起玩。后来哥哥上了村小，他还没到上学年纪。他实在无聊了，就去操场上等哥哥放学。

等人的时候，张忠诚时不时能听见老师讲课的声儿。到了期末考试，老师发完卷子还剩几张，正好看见操场上有个孩子晃悠，就招手对张忠诚说：“孩子你来，这卷子你答一下。”

听见老师招呼自己，张忠诚进屋答卷。那张卷子上有哥哥不会的题，但张忠诚都答对了。他的记性好，几乎过目不忘。虽然他只是有意无意地听一耳朵，但哥哥的功课他能辅导。

图为小学五年级教室，现在是学校煤棚

到了张忠诚上学的年纪，他在做题上显露出天赋。他一看卷子就有解题思路，让他把题做错是很难的一件事。这样的优势一直保持到初中。

那时，张忠诚有舅舅在北京工作。舅舅回老家告诉他：“二外甥，你将来就考北大和清华，别的学校不要考。”从那之后，张忠诚知道中国有两所大学，一所是清华，另一所是北大。

后来，只要有人问他以后想考哪所学校，张忠诚就说：“考北大或清华，别的都不考。”对方听闻不会惊讶，完全信服他的回答，继续平静地说：“那没啥问题，你好好学。”

然而，母亲对儿子的前程有确切安排。家里只要有人提起“大学”，她会立刻停下手头的活儿说：“你不要考大学，将来就读师范当老师，而且要当小学老师，初中老师都不要当。”

后来，家里没人再提这件事，张忠诚也不主动提了。母亲怕张忠诚大了有主见，时时耳提面命：“你不要考大学，将来就读师范当老师，而且要当小学老师，初中老师都不要当。”

那时，张忠诚在乡镇中学上学，他一直考第一。当时，老家有一所葫芦岛师范学校，它先把尖子生录走一批，然后再轮到高中招生。张忠诚就读的乡镇中学只有一个上师专的名额。

按照母亲的规划，张忠诚考上了葫芦岛师范学校，这一度让母亲感到安心、熨帖——师范院校毕业包分配（工作），这等同于一生平顺无虞。

入学后，有学生很快意识到反常。他们毕业后要去当老师，不能上高中、考大学。而那些曾经成绩不如自己的同学却上了高中，以后能考大学。张忠诚有同学产生了抑郁情绪。

张忠诚想，他得自救。当时，他的偶像是数学家华罗庚，于是他自学起高等数学。学着学着，他发现“此路不通”——他不是科班出身，缺乏系统性指导，自学这事成不了。

正当他陷入僵局，语文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参考《鲁迅自传》写一篇“我的自传”。张忠诚看完《鲁迅自传》交了作文。

2016年张忠诚在鲁迅文学院学习

几天后，老师拿着作文找到张忠诚，对他说：“你有文学天赋，应该在这方面好好发挥。”张忠诚没当回事，面色如常。他不觉得自己写得多好，估摸着是班上同学写得太糟。

语文老师“铁了心”要说服他：“你要是进文学社，我让你当社长。”张忠诚自小在班上有些“官运”，这样的许诺打动不了他。此时，他自学高数失败，心下凄惶。

张忠诚没接茬，随口问了句：“写作文有啥用？”语文老师对他说：“写得好你可以去报社，去搞新闻。”对他来说，一条崭新的道路开启了。

“江老师，你知道吗，我不是因为兴趣写作，我写作的目的一直很明确，我要通过写作改变命运。”张忠诚郑重地说着，他的十指自然地交叉合拢，双臂搁在木纹桌面上。

他幽深的眼眸望着我，那瞳孔里黑黑的寂寞像是穿越了几十年。我恍惚觉得，他手边那杯凉了的茶也在听他诉说，只是以沉默应答。我没有说话，想到孤独的回响最好也是孤独。

木匠与树

《龙眼传》里，龙眼的爷爷是木匠。春夏秋三季，木匠忙着盖房子，盖“阳宅”工程量大，挣得多。冬天盖不了房，但可以盖“阴宅”——打棺材。张忠诚的父亲是木匠，他也如此接活。

村里老人都知道，夏天砍树，砍下的木头一直搁到冬，差不多就干了。儿时，张忠诚经常跟父亲去“打棺”，大半天就能干完。在他眼里，棺材就是一堆木头。

“打棺”是小活，一个木匠就能干。“小活”工钱少，不够两个木匠分。

这活儿有讲究：先做底板，再做立板，拢到一起后，把棺材翻过来，让棺材口朝上，再打盖儿。“翻棺”是重要仪式，必须两人一起完成，不能一个人翻，而且这两个人一定要是外人。

于是，父亲经常带儿子去“翻棺”。一开始带哥哥，后来弟弟大些了带弟弟。张忠诚乐意去。因是上门干活，东家会做好吃的。而且“翻棺”有单独的赏钱，论人头给，不算在工钱内。

儿时，张忠诚经常能看见棺材。他爷爷身体弱，到了晚年缠绵病榻，家里提前备好了棺材。棺材平时就放屋里。夏天，天热，他和哥哥偶尔躺棺材上午睡，特凉快。

小时候，村里的小孩喜欢躲猫猫，能藏的地方都藏遍了。张忠诚忽然想到一个地方。春天，有座坟迁走了，但坑没填上。晚上做游戏的时候，他藏到了坑里，一直没人找着他。

“太好了！”张忠诚在坑里待着，就是有点硌脚，蹲久了腿麻。他待到很晚，这才得意地回家。第二天，他又去了一趟，拿棍儿在土里划拉，发现是一块骨头。棺材年头太长，底儿烂了。

儿时张忠诚在这些山上疯跑

张忠诚记得姥爷去世的场景，那时他才两三岁。他和妈妈、姥姥睡一个被窝，姥爷睡炕头。半夜，姥爷去世了。大舅最先发现异样，他先下地，然后把家里人都招呼起来。

张忠诚也想下地，但妈妈不让他起来。他就趴在炕上，把被子撩起来，从一条窄缝看大人把姥爷抬上门板。大人抬起门板，把姥爷停在烧火那屋。小屋狭长，只有灶台和柴火。

大人们进进出出，操办起丧事。这时，姥姥醒了。姥姥老了，耳聋眼花，她一摸，炕头空了，人不见了。姥姥问张忠诚的舅妈，姥爷去哪了？舅妈扯着嗓子说，上老刘大夫家打针了。

姥姥不信，她眼神儿不好，还在四处搜寻。为了挡住姥姥的视线，舅妈找了条半截子门帘，挂在停灵那屋门框上。帘子一挂，姥姥看不见姥爷了。但张忠诚躺在炕上，他正好能看见。

姥爷头顶点了一盏油灯，那一豆灯火一直跳。他看见，扑朔的光正好映在姥爷蒙脸的麻纸上。

死亡是人躲不过的终点。张忠诚觉得，人有必要在少年时代理解一些死亡的意义。他在小说里频频写到死亡。《龙眼传》里，独立大队的老六冒险安葬战友，他专门找向阳的地方挖土坑。

在农村，死是一件需要准备的事。张忠诚父亲还在当学徒的时候，每天跟师傅学手艺。有天，村里有位50多岁的老头找上门来。老头想栽棵树，用来给自己做棺材，但拿不准栽什么树。

师傅说：“栽棵好柳树。柏树不赶趟，柏树长成得几百年。”老头信了，回去就插了根柳条。

老头和师傅商量，想请他打棺材。师傅摆摆手说：“我打不了，那时候我老了，干不动。你赶紧溜须我大徒弟，让他给你打。”师傅笑着看向张忠诚的父亲，他的大徒弟才二十几岁。

就像师傅说的那样，老头活到了八九十，柳条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张忠诚的父亲五六十岁，还有一身力气。他把大锯拉得哧哧响，大柳树轰然倒下。他如约给老头打了一口棺材。

村里，大家知道谁将来用哪棵树做棺材。有老人往自己的树上一靠，腰比树粗。邻居打趣：“你得瘦点，不然棺材装不下你。”其实棺材板都是拼的，不可能装不下，彼此心知肚明。

还有老人叮嘱孩子：“哪棵树你都能爬，唯独这棵不行。”这棵树以后是他的屋子。爬这棵树，相当于爬他家屋顶。

张忠诚太爷爷那辈儿是闯关东来的村里。张忠诚在老宅出生，不久迁到沟外大屯。他爷爷死后埋在老屋前。

张忠诚家老宅，他在这个院子里长大

小时候，张忠诚跟母亲去干农活。母亲用手指着说：“你在这炕上落生的，那是你爷埋的地儿，那是你爸这一辈埋的地儿。”五六岁时，张忠诚就好奇地推算，他和哥哥以后埋在哪儿？

从出生的炕头，到埋人的地头，只隔了不到30米。年幼的张忠诚觉得神奇，他想起东北人常说的一句话：“打哪儿来的回哪儿去。”这几步就是人的一生。

张忠诚除夕在老家门口

鹅卵石

几年前，有朋友和张忠诚聊家事：她是姐姐，父母在她家养老。她照料父母的饮食起居，带二老治病。但父母最爱的是弟弟。即使弟弟在双亲病时不闻不问，他们最爱的还是弟弟。

张忠诚开解道：“只要家里孩子多，父母一定不是一碗水端平的。他们有最疼爱的孩子。为这个家付出最多的孩子，一定不是他们最爱的那个。”他说得肯定，因为他家也这样。

从小，张忠诚的父母更喜欢哥哥，哥哥长得高大，他瘦小。

“我是1982年生的，我挨过饿。”张忠诚讲起，老家偏僻，多山地丘陵，地薄。在农村，家家会在屋前的园子种菜。有一年，家里粮吃完了，母亲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吃一顿土豆。

5月，地里的土豆只有鸡蛋大小。但再等一两个月，等土豆完全成熟后，有拳头那么大。母亲蹲在地里，用一根小棍撬开土的硬壳，挨个秧苗查看土豆大小，就为了做一顿饭。

第二天，张忠诚想偷一个土豆吃。他像母亲一样，为了找出相对大点儿的土豆，挨个垄沟摸过去。还没等他找到，他就听见母亲走到大门口了。

他趴在地上，不敢动。前几天刚下过雨，干了的土坷垃硬实。他光着膀子，只穿着小裤衩，因为太瘦紧贴地面，土粒子硌得他胸口疼，像是要和皮肤永远粘在一起。

张忠诚像土豆秧子一样，一动不动。如果动了，土豆秧子会一起动，母亲会立即发现异样。这时，远处游来一条蛇。权衡之下，张忠诚还是静静趴着，他看着蛇逼近，吓出一身冷汗。

“我怕我妈揍我。”他笑着说。农村孩子经常见蛇，他知道那蛇无毒。但他宁可冒着被蛇咬的风险，也不想挨母亲一顿打。

秋天的老宅，旧屋于2014年翻新

哥哥不止有父母的偏爱。每当家里来亲戚，看见哥哥都会发出由衷的赞美。看见矮小的弟弟，更多是担忧：“这孩子长大能有出息吗？能娶上媳妇吗？”他在大人的忧虑声中长大。

《米罐》里，米家实在太穷，米有志决定把大儿子留下，把小儿子过继给蔡家。几年后，老大又矮又小，老二高大结实。米有志偏爱不在身边的小儿子，上蔡家强行把小儿子抢回来。

“一个人很难走出自己的童年。”张忠诚说，“米罐”身上有他的影子。他小时候像米罐，又瘦又小，是个特别不起眼儿的孩子。他经常在故事里写一个瘦小的男孩儿。

《米罐》（图源当当网）

不论是《土炮》里的老拐，还是《米罐》里的米有志，他们脾气都不大好，会不由分说地打孩子。张忠诚没意识到，自己写了这么多“暴躁”父亲。在他小时候，父亲打孩子太常见了。

农村有个说法，“下雨天干什么？吃饭、睡觉、打孩子。”就是说，大人雨天不能外出干活，在家待着无聊，拿“打孩子”当教育。于是一到下雨天，张忠诚便格外老实，不想引火上身。

“我父亲脾气不好，但他是个很好的人，这两点不冲突。”他解释，上一代人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孩子不打不成才”“小树不捋不直溜”——这些观念和当下的教育理念全然不同。

2023年张忠诚在江西吉安为学生授课

最近，张忠诚发现罗尔德·达尔的小说里，经常有一个“女巫式”的人物。《女巫》《玛蒂尔达》《蠢特夫妇》都是这样，与“母亲”相近的女性形象几乎是负面的。

张忠诚想到，也许作家都在反复书写童年。他受童年影响很大：直到7岁后成绩优异，父母才对他稍有改观。于是，他憋着一股劲儿想证明自己，连带着笔下的角色也执拗起来。

就像一群孩子在河里捞鹅卵石，有的孩子会捞很多鹅卵石，或者边捞边扔。但张忠诚只捡一颗。而且他只要捡起一颗，就绝不撒手，绝不更换。他相信，这就是最好的鹅卵石。

“写作”是他捡的鹅卵石，他一直紧紧攥在手心。

晚上11:35，我看了一眼手机，意识到不能继续。但我没叫停，因为觉得没聊完。我开始犹豫，并厌恶犹豫不决的自己。夜晚静得像月亮沉入海底，我们就此道别。

未来的成人

第二天清晨，张忠诚接我去沈阳市青少年活动中心采访儿童文学作家马三枣。我们约定7:40碰头，计划8:40到，虽然路程只有半个钟头，但还是打出了提前量。

我再次坐上张忠诚的车，像昨天一样。我已经适应了在车上采他，就像我们本该在车上，道阻且长。这次采访像“流浪”，我们在海上漂流，漂到哪里全凭风的眼色。

“我有14年教学经验，每天都在和形形色色的学生打交道”，张忠诚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他写作的“基石”。他对儿童和童年的理解，源于他对学生的长期观察。

很多人不知道，葫芦岛有钼矿。连山区的矿床，是我国最早发现的大型矽卡岩型钼矿床。钼可广泛用于钢合金制造。一战爆发期间，钼需求猛增，人们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开发出大型矿山。

钼密度大，一吨重的钼很小一堆。于是，矿区孩子经常看见一个“魔法般”的场景，卡车上像没装东西，但车辙印很深。车是满载的，但装的钼不多，它的高度远低于车斗。

早些年，矿山迎来蓬勃的开采期，人们争先潜入地底，挖出关于财富的神话。那些从矿井里走出来的人，脸和肺都是黑的，只有笑起来的时候，才能看见眼白和嘴皮里的白牙。

有一年，张忠诚还在当老师，他盯着新生信息表看了半晌。有个学生跟父亲不是一个姓，他想，可能孩子随母姓。他再一看母亲的名字，发现母子的姓也对不上。这太奇怪了。

同事见他半天想不明白，告诉他，这准是母亲带儿子改嫁。后来，张忠诚去村里家访，知道了孩子的生父是矿工，因尘肺病逝。奶奶说，孩子天天就指着那头驴说话，他把驴当爸。

那一年，张忠诚很年轻，没结婚，是个瘦高的小伙。他看见，驴被拴在棚里，就那样安静地站着，它的睫毛修长浓密，驴眼那么大，眼珠黑又亮，像噙住了一个海。

2018年，张忠诚写了《公羊爸爸》。梆子把羊当爸。他妈准备卖羊，梆子趁夜赶羊上山。天降大雪，老陈上山找到了冻僵的梆子。在老陈烧完身上最后一件棉衣前，等来了救援的人。

梆子妈想嫁给炸油条的老陈，虽然还没领证，但老陈对梆子视如己出。张忠诚相信这样的故事。他妹妹是父母在路边捡的，但张忠诚觉得，父母对他们是一样的，甚至对妹妹要更好些。

再后来，下矿的人少了，男人开始向外走，去大城市打工。老人被留下，留守儿童越来越多。学校里，学生之间“泾渭分明”，有妈的孩子和没妈的孩子是两个物种。

有两个学生的母亲都走了，父亲在外务工，他们成了“事实孤儿”。两人成了好友，形影不离。学校没食堂，学生得出校门买饭。午休时，他俩去池塘边玩，一个孩子捞蝌蚪时淹死了。

儿子去世后，父亲返乡。他带家人上学校，最终拿到了赔偿款。父亲拿着钱，边数边笑——他有钱娶媳妇了，娶了媳妇还能生儿子。见到这“荒诞”的一幕，张忠诚一点儿也笑不出来。

《公羊爸爸》（图源当当网）

《蓝门》里，盐豆的父亲被大水冲走了。盐豆的母亲梅姐是外国人，她被遣返送回。盐豆成了一个无人照看的孩子。厚爷的儿子走失多年。他受梅姐嘱托，像待亲儿子一样照看盐豆。

《蓝门》（图源当当网）

《公羊爸爸》《蓝门》《米罐》里的悲伤是弥漫性的，浸透骨髓。“人类的苦难不会因为物质富足而减少一丝一毫。”张忠诚在儿童文学里写苦难，写那些值得被看见的童年。

张忠诚还有一个理论——“未成年人”是“未来的成年人”，他们未来长成怎样的大人，与童年息息相关。他写了“适度的真相”，孩子要穿过苦难的“孔洞”才能实现成长。

沈阳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就在眼前。

这座以棕红色为主色调的建筑，形如一串大小不一的六边形璞玉，从不同角度斜切出立面，局部以玻璃幕墙点缀。意为少年如原石，打磨后方成宝玉。

转折

几天后，我回北京后，又拨通了张忠诚的电话。

他一直觉着《柿子地》被低估了，很少有人写日军的奴化教育。在东北，日军曾以莫须有罪名屠杀数千名教育界的有识之士。

儿时，张忠诚不明白，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那为什么“抗日战争”从1937年七七事变算起，直到1945年日军投降结束，一共是“八年抗战”？历史老师不能为其解惑。

长大后，张忠诚猜测，这或许和历史的记录方式有关。1931~1937年，东北抗日联军缺少随军文职人员、新闻记者，缺少档案性记录。他找资料时发现，记录这段历史的大部分是口述史。

他看了很多资料，想用“口述史”的形式写本书。然后，他写了《谁在林中歌唱》。书里的“张广德”有原型，他会唱歌。每当想起阵亡的哥哥，张广德就唱歌，久而久之越唱越好。

2023年11月张忠诚参观国歌灌制地百代小楼

张忠诚在《谁在林中歌唱》里也写到了死亡。但与“东北抗联三部曲”不同，他不再和“死亡”正面对抗。在“林中歌唱”里，他更多写战士在林间的生活，这种生活和战争有关。

历史上的确有音乐老师在湖边办学，学生是抗联队伍收养的孤儿和烈士遗孤。

小说里，荷姐教孤儿唱歌、识字。雨季过后，湖水一涨一退，淹了的草木腐烂，蚊虫成团飞舞。学生张嘴吸气，蚊子全飞嘴里了。钟大姐打趣说：“孩子们，这可不赖呀，晚饭不用吃了。”

这个情节源于张忠诚的亲身经历。有一阵子，他为了锻炼身体骑自行车上班，途经一条小河。夏季，河边小虫特别多。他迎着阳光，从远看很难发现那团黑影，到了近处闪躲不及。

同事调侃张忠诚：“你吃了这么多小虫，中午可以不用吃肉了。”他觉得有趣，记下对话。哪怕在极端恶劣的环境里，他也想写一些幽默的事，让人在绝境中活得轻松、乐观一些。

大约在2015年，学界结束争论，一致认为中国抗战史应为14年。2017年春季教材全面落实“14年抗战”概念，覆盖大中小所有学段、所有相关学科、所有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教材。

看到教材修订的消息，张忠诚感到高兴。新增的6年东北抗战史，意味着数万东北抗日联军在1931~1937年的艰苦抵抗被看见，被载入史册。

张忠诚说，他与生活的关系一度十分紧张，写了几年成人小说后更紧了。这是他转向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到了“林中歌唱”，他的状态更舒展，开始用诗意的眼光打量世界。

他在辽宁文学馆工作，日常会整理作家手稿。看着有修改痕迹的手稿，他很感动，也想试试看。张忠诚手写几千字后，手指是麻的，但心很愉悦。他开始在纸上写作，完稿后再录入电脑。

作家韶华手稿

“我小时候不避讳死亡，但真正开始思考是在三四十岁。”张忠诚说，他的家族并不大，但母亲患膀胱癌，大娘得乳腺癌，老叔和老姑是直肠癌。有几年时间，他频繁去医院陪家人治病。

在肿瘤科的亲属等待区，如果医生走出手术室说“是良性”，患者家属会突然跳起来，无论男女老幼，都会高兴地号啕痛哭，哭得根本听不清医生接下来说了什么。

如果医生说：“很遗憾，是恶性。”在那些围着医生的家属里，一定是外圈开始哭，甚至瘫软在地。张忠诚发现，在面对家人的“生死判决”前，最直系的亲属往往不敢上前。

母亲的膀胱癌手术，从住院、找医生、手术签字都是张忠诚做的。“术前签字，我签的不是我的名字，是我妈的命，没人知道这有多沉重。”术中主刀医生找家属告知结果，也是张忠诚直接与医生对话。

时间、经历，改变了张忠诚。他比过去更成熟、更有耐心，更能化解一些坚硬的事物。最近他喜欢爬山，尤其爱爬野山，背着包在密林里走十个小时，走到体力透支，他特别开心。

接下来，张忠诚想写一些更“纯粹”的儿童文学。比如，他手头在写的故事，主角是他儿时养的猫。这只猫不会抓老鼠。在农村，家养的活物都得有用。母亲让他训练猫抓耗子。

张忠诚开始训练小猫，有天它真抓回来一只老鼠。他很高兴，小猫把老鼠吃了。吃完老鼠以后，猫死了。原来，村上开始撒老鼠药，那只耗子吃了药行动迟钝，才被猫抓住。

张忠诚一直惦念那只小猫。他在小说里，写了一只始终不会抓老鼠的笨猫。村上，家家开始撒老鼠药，那些会抓老鼠的猫全死了。而这只不会抓老鼠的猫活了下来。

书名叫《孬猫》。“孬”（nāo）是东北方言，是“不好”之意。这只“孬猫”它可以不聪明，但能一直活下去，这就很好。在小说里，张忠诚让童年的那只小猫复活。

“的确是更典型的儿童文学。”我说道。采访到了尾声，我问他是否还有补充？他说：“没有了。这是我这几年话说得最多的一次。”平时他话不多。

*本文图片除标注外，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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