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4年入伍，在新兵连表现特别优异，却被分到了电话连

1974年，我报名参军。经历了报名、目测、初选、体检、政审这些严格的环节，最终在家乡父老的支持下，以及一位接兵干部（后来知道他叫李冠正，山东潍坊人，我们那时都喊他“大胡子连长”）的看中下，我穿上了渴望已久的军装。
当时，我和同村三个从小一块长大的伙伴（段光社、李庆福、孙仁水），跟着大队民兵连长孙仁堂，在家人的依依不舍和目光中，步行了十多里路，到公社武装部集合。从那一天起，我们就离开了家乡，踏上了从军的路途。
到了部队，我被分到野战军师直属的新兵连，进行了超过三个月的集中强化训练。这段日子充满挑战，各种滋味都尝遍了，我是一步步咬牙坚持下来的。

在新兵连，因为我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各方面表现得还不错。不论是军事课目像武器分解结合，还是共同课目的训练，成绩都挺好。尤其是在一项夜间的紧急集合训练中，我还突破了自己，从听见哨音开始，穿衣服、打背包、跑到集合点、整理着装，整个过程不到两分钟。
这个成绩得到了老班长们（邵长海、何维臣、徐恩启）和连队干部的表扬。
那时候我本来想，新训结束可能会分到一个挺好的单位，比如开汽车或者当卫生员，这些都是大家觉得不错的岗位。结果分兵命令下来，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我竟然被分去了电话连，也被叫架设连或是有线连。大家都觉得那是个特别辛苦、没多少人愿意去的地方。我为什么说“竟然”呢？理由有这么几点：
第一，我入伍前高中毕业，这在当时连队的兵里面算是文化程度高的。而且在家时我还担任过生产队会计和大队的团委干部。
第二，新训期间我是新兵四班的副班长。要知道那年师直通信营新兵连拢共就四十个人（有农村兵、城市兵还有兵团战士），作为一个新兵就能当上副班长，非常少见。
第三，我自认为在整个新兵连的表现算是突出的。训练休息时，常能听到老兵和班长们议论通信营的情况。通信营由营首长、营部、无线连、通信连、电话连和报训队组成。无线连干的是报务工作，主要在室内训练，“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工作环境轻松点，但对文化要求高。通信连负责守总机、接电话、搞载波通信，有少量野外架线训练，但他们那里有摩托车、骑兵，想想骑着摩托或高头大马传递消息，挺神气的，体力上相对也没那么辛苦。
可电话连就完全不同了。光是那“五百米收放线”、“攀登固定”、还有“晚上按方位角行进找点”这些训练项目，就能把人累够呛。要是赶上部队有野外架线的任务，那就更辛苦了。整天得扛着那种浸过沥青、气味难闻的电线杆爬山越岭架设线路，个中滋味，没经历过的人很难想象。尤其是在大夏天，太阳毒辣，架线兵们长时间在户外顶着烈日扛杆子，一张脸往往是半边被晒得黝黑，半边还在帽檐遮挡下显白些。战友们互相看着都觉得好笑，但这背后的辛苦只有自己清楚。所以说，有谁愿意去电话连呢？可我不知怎么就稀里糊涂地被分去了。
具体为什么这么分，我到现在也没完全搞明白。反正结果就是，我被通知去电话连报到。虽然心里有点失落，但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心想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去连队再说吧。
刚到电话连没多久，就遇上老兵退伍。除了必须留下的技术骨干，那些超期服役的老兵基本都安排复员走了。我下连队时身边还有些69年、71年、73年、74年的老兵，等到年底退伍工作结束，整个连队就剩下我和另外一名战士了。
到了1976年春天，赶上部队裁军整编，上级下了命令：电话连撤销。连里的干部该调走的调走，该交流的交流。至于我们这些兵，就全部并入了通信连。
不知道为什么，或许是连队干部比较照顾我，或者是我自己表现还可以，也可能是别的原因，反正合并到通信连后，我并没感觉自己是“外来户”受歧视。正相反，连队干部（那时候连长是肖延祯，指导员是张锡龙，排长是史英宝）还任命我当了二排七班的副班长（班长是何锡同，他后来当了司务长）。
没过多久，连队的给养员位置空缺，我又被任命接替这个工作（俗称“上士”）。在这个岗位上我下了大力气，很快就掌握了连队给养和本属于司务长职责的所有账目管理。每次师后勤组织业务培训或者来连队检查保障情况和账目，我都能应对自如，所有账目往来清清楚楚，做到日清月结。
那时因为原来的司务长米易良调到三排当排长，接替他职位的司务长李元明（山东潍坊昌邑人，68年的兵），上面又准备安排他转业到地方工作。所以，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司务长这个干部职务（按规定是二十三级正排职）就一直空缺着。可连队的后勤给养工作不能停摆，没办法，任务就全落在我一个人肩上，既管采购又管账目。现在看来，一个第二年兵挑起这副担子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在当时，我干得还挺顺手。那时的我，话不多，看起来比较沉稳，其实心里也有个小念头：既然千辛万苦从贫瘠的家乡出来了，就不能白出来一趟。人总要做出点样子，留个好名声。

所以我愿意吃别人不愿意吃的苦，承受别人受不了的累，希望能拼个好前程。为此，师后勤每次举办给养培训班，我都尽力认真对待，仔细学习记账报销等业务知识，时刻想着要做出好的表现和成绩。这样也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尤其在与机关部门（像军需科、财务科、营房科、军人服务社等）的领导工作人员打交道时，都特别顺畅，给连队后勤保障工作带来了很大便利。
那个年代过来的都知道，当时生活用品紧缺，无论干部还是战士，探亲回家都想带点紧俏东西回去。他们要是开口请我帮忙，我都尽量想办法满足。
因为为人做事本分实在，诚恳待人，所以得到了上级部门首长以及连队干部战士的好评。
师军需科和财务科当时各有一位助理员（一位是山东诸城人，一位是江苏淮阴人），他们都挺喜欢我。每次业务培训，都是手把手地教我，从记账报销粮秣到外出采购该注意什么细节，都讲得很仔细。有时甚至会让我带队去博山给师里采购烤火煤等物资。那段时间，可以说是我当兵生涯里很亮眼的一段经历。
说到这里，想起一件现在看有点可笑的事，也能看出当时的我多么不懂“变通”、多么死板认真。
那时营部没有自己的后勤伙房，营首长和其他人员的工资津贴，都是由我从师后勤部门领回来后，再发放给他们。我记得营长（姜凤宝）是行政二十级，工资每月八十元。政委资历可能更老些，是行政十九级，工资九十元。这份工资在我们这些每月只有六七块钱津贴的战士看来，非常令人羡慕，但也只能“望洋兴叹”。
笑话就出在这些不起眼的小事上。一天，可能是我一时粗心漏记了，也可能是我习惯性地催着月月清账，再者营首长工作太忙顾不上这点“芝麻绿豆”的事——眼看快月底了，还有一位营首长的账没结清。正好在营区里迎面碰上了。我先给首长敬了个礼，然后提醒他：“首长，别忘了抽空把您这个月的伙食费和物资供应的账结一下。” 首长听了一愣神，随口应了句：“账？啥账？没有吧？” 我挺肯定地说：“有，肯定有的。” 首长倒也爽快，说：“那正好这会儿有空，过去看看吧？” 我就跟着首长回到了我管账务的小屋。
拿出账本一看，您猜首长欠了多少？哈哈，确实欠着，但这数目现在看来简直微不足道——只有八分钱！别说现在了，当时那场面我窘迫得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那份尴尬到现在想起来还觉得脸红。
就因为区区的八分钱，我还专门去提醒首长结账！这事儿就足以看出我那会儿有多么顶真、多么一丝不苟了。
好在那位首长很大度，一点没怪罪我，只是笑了笑就算了。在我后来入党、报考军校等等关键时候，他也从来没为难过我，反而很关心关照我。
一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从军校毕业并在院校工作多年，后来当上营、团主官后，有一次回家乡休假，专门去看望这位老首长。他还记得这件事，每次说起都哈哈大笑：“你那个时候真是闷声不响，人老实厚道，特别让人放心！” 这位老首长如今八十多岁了，身体还挺硬朗，只要我休假能抽出空，都会尽力去看望他。可以说在我二十多年的军旅路上，遇到了太多贵人。但这位贵人，我始终惦记在心、万分感激。他，就是当年我在电话连当兵时的指导员徐兴平同志。他的恩情，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在这里衷心祝愿他身体健康，长寿安泰！
时间过起来真快，仿佛一转眼就到了年底。今年，是我怀揣着报国梦和奋斗梦入伍五十周年的日子。我不由得想：人的一生，能有几个五十年啊？
回想当年，我这个从未出过远门的愣头青，因为参军才离开家乡，又幸亏遇到了接兵连长李冠正。下到连队后，先后有老连长杨永和、肖延祯、张学亮，指导员徐兴平、刘维泽，排长李占昌、米易良、李元明、何锡同等等关心帮助我的老首长。特别是在考入军校后遇到的贵人更是数不清。深夜人静时，我常常站在阳台上，抬头看着深远的夜空，不禁回想起那些经历过的情景，遇到的人和事，总会思绪万千，难以入睡。

人们常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就有险恶”。可我为什么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总能有贵人相助？这常常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或许，这也跟生活中秉承的信念有关：只管一心多做善事，不必过多纠结未来的前程回报。这可能就是人们所说的命运，是天地人世间给予我最大的恩惠吧？
回忆过去充满奋斗的年月，再看今日丝毫不敢懈怠。对于已经逝去的时光和在最艰难时刻伸出援手的每一位贵人，我一直心怀感激。正是你们给予了我今天这份平淡却安稳无忧的生活。你们那份无私的关爱和仁慈的心意，我必定会永远铭记于心，努力践行，并不断传递给需要的人，这份心意，会一直延续下去。
五十年的回望，串联着汗水泥泞与温暖相助。从扛着沥青浸透的电线杆，到月清月结的八分账目；从被人看穿的窘迫，到被记得半生的老实印记。这一路走来，所谓贵人之助，并非凭空降临，更源于每一步留下的扎实脚印，每一次担责时的毫不推脱。徐指导员爽朗笑声里包含的何止是宽容？那是给认真者最珍贵的通行证。当岁月抚平年轻的棱角，沉淀下来的不再是某个职务的荣耀，而是那些夜静更深时仍能清晰勾勒的面孔——他们教会你，人生的价值从不在于躲避风雨，而在于每一次风起时，总有人为你的诚实撑伞。这份厚重情谊的重量，远非时间可以稀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