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监狱中体验铁窗生活

“咔、咔、咔！”监狱的吵闹声中，或许有囚犯用手中的凿子有节奏地敲打碎石，这是他们日常的劳役，也可能是在掩护越狱的同伴——尽管不常发生，但也曾有人成功逃狱。

他们的故事本应随着这些声音一同消散在夜色里。

在1995年，香港政府将域多利监狱、前中区警署和中央裁判司署一同列为古迹，并在香港赛马会的支持下逐步完成活化、保育，最终形成“大馆”这一文化艺术地标，至此，故事也被挖掘、展出，带到公众的面前。

大馆的建筑模型

建筑、历史、悬疑、想象…...香港是一个由神秘空间交错形成的复杂地区，这里从来不乏都市传说与类型命案，人们在具体的空间中构筑起自己对于香港的认知，而那些未曾涉足的空间，则给予了足够的想象留白。

在NOWNESS Paper夏季刊“香港折叠”专题中，我们试图走近这些空间、破除迷雾。这个过程就像拿起一把解剖刀，在切开香港不同时期的历史和社会面后，悬疑的终点指向人们内心深层的共情和恐惧——殖民的管治，逼仄的生活，无根的飘零者。

在生与死、规训与越轨、记忆与遗忘的缝隙间，香港浮现出另一面。这是第二篇，大馆的域多利监狱。

策展人钟妙芬在大馆

NOWNESS在5月末前往香港拜访，大馆晴空万里，馆内人来人往，咖啡店和酒吧四处可见，游客们在古老的芒果树下拍照留念。

大馆文物事务主管钟妙芬博士及其策展团队将不同视角的声音、记忆与艺术作品注入古迹，尝试与当下重建联系——当一座监狱变成展馆，我们该如何面对它背后的复杂历史？对钟妙芬而言，历史已经过去，人们需要的不仅是面对，更是理解其复杂性、带着反思迈向未来。

大馆并非单一建筑，而是由多栋建于不同时期、风格各异的建筑组成，这些建筑共同构成了警署、法庭和监狱这一整套权力机器。

整个建筑群坐落在香港的心脏地带，如果从中环地铁站出发，乘坐户外扶手电梯系统便能抵达。一路上，两侧的窗外是高耸入云的写字楼，电梯栏杆挂满了近期文化活动的海报，入口左侧是一座红白相间的英式建筑，眼前的红砖楼却有着中式的瓦顶，透露出这里悠久且复杂的历史。

大馆建筑群

大馆几乎贯穿了香港整个现代史——19世纪40年代，香港开埠初期，这里被英国殖民政府选来兴建监狱和法庭。随着香港的快速发展，人口急剧上升、罪案数量增加，监狱扩张，警署也搬迁至此。

180多年来，这里经历过战争和难民潮，也见证了殖民管治的结束：1997年香港回归，9年后，域多利监狱正式关闭。

作为香港最早的监禁设施，域多利监狱曾经用来关押那些违反法律和秩序的人，包括一些底层华人。受审的人中有贼匪、杀人犯与拐卖人口者，也有街头小贩、醉酒水手、街童与乞丐——犯轻微罪行者通常可选择罚款或监禁，但对于大多数被带到裁判司面前的贫苦大众来说，这种选择只是一种假象，数万人因无力支付罚款而锒铛入狱。

大馆几乎贯穿了香港整个现代史

殖民早期，“种族歧视在司法体系中十分普遍”——法律定义罪名，但审判却是由人来完成。在殖民法治体系中，阶层和种族都在影响刑罚的标准，法庭与监狱也绝非单纯中立的空间，而是以建筑的语言树立权威，固化管治下的不平等。

在英治时期的香港，域多利监狱对市民来说是一个陌生神秘的“禁地”，这不乏权力机构通过空间设计所营造出的氛围。

现在这里已经是完全免费开放的公共空间。人们走上名为“大馆里（Tai Kwun Lane）”的楼梯，穿过气派的白色营房大楼，左手边便是紧邻的两座红砖监狱A仓和B仓，鞭刑、颈枷、脚镣，乃至绞刑，种种刑罚方式都在B仓再现。

在域多利监狱的常设展览中，受罚犯人的老照片和手铐的复制品被放入玻璃柜、陈列在原始的囚室里。囚室的空间不足5平方米，闷热逼仄，待一会儿就让人汗津津的，据说一间囚室往往要关押很多人。

在市民眼中，域多利监狱曾是个陌生神秘的“禁地”

B仓展馆中，每间囚室都被改为独立的展室，有的放映着纪录片，有的留着囚犯的涂鸦，还有的铁门紧锁，透过铁栏可以窥见高处的一扇小窗，那里透着灰白的光线。

展馆各处都摆放着白底的展牌，其中一个写道：监狱是个充斥哀愁的地方，这里让我们深刻反思罪行，人性恶习与人性尊严。“我们要思考的，是怎么透过这些历史去看现在和未来”，钟妙芬说。

钟妙芬说，自己不会修补砖块，她的工作是通过策展让观众真正走进这段历史，与其建立联系。

曾在海外博物馆从事中国艺术展览的她，将大馆的工作视为一次“诠释历史和联系大众”的实践：不是为了美化历史，也不是控诉过去，而是忠实地呈现这段复杂的城市记忆。

策展团队花费大量心力，采访狱卒、囚犯、牧师及义工，借助纪录片、访谈与投影装置，强调“人”的在场，让他们的真实声音直接触达观众。如今，监狱里的石墙是新粉刷过的，铁栏杆也应该经过多次替换，独特的牛眼窗则是原件，但真正令这个空间动人的，是人们在此留下的痕迹——涂鸦、诗句还有屏幕里低声讲述的他们的故事。

域多利监狱

在B仓的背后，楼梯尽头旁，是另一座监狱D仓。它紧挨着监狱的操场，先后被用作囚室和医疗室，如今这里设有名为“创伤与疗愈”的展览。入口的铁门是灰蓝色的，进入后的走廊墙面是明黄色，在尽头的一间囚室里，粗糙的墙壁上交替投影着许多女性囚犯的绘画。

那些画作有着孩子般笨拙的笔触，满是创口贴的心脏，交叠在一起的有着伤疤的手，还有满纸的水滴，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它们伴随着温柔的音乐一一出现。一块被塑料板保护起来的涂鸦里写着：“爷爷，奶奶，我好想你啊”。

一位曾在监狱工作过的牧师在放映的纪录片里说：“很多时候，是因为监狱的围墙，让我们不了解里面的世界。我们在外面生活，可能会以为里面的都是坏人，外面的是好人。”这也是钟妙芬觉得非常有启发性的一句话，而且，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要反思，世界是否真的就这样被一道墙隔开了‘他们’和‘我们’。”

域多利监狱

活化保育后全新的大馆不再只是呈现“囚犯”，而是一个个真实的个体。囚犯入狱是违背了法律，囚禁本身已是一种惩罚，刑期则是在给予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而钟妙芬说：“当他们重返社会的时候，社会应该如何给予他们支持，也是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

基于真实的个体经验的展览，将昔日域多利监狱从权威的身份中抽出，变成了一个倾听被忽视的人的声音的公共空间。它提醒人们面对历史，同时也呼吁着同理心和社会对边缘群体的支持。更何况，在很多时候，“我们”与“他们”之间，并没有那么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

2018年5月，在关闭了近10年后，大馆正式向公众开放——活化工程耗资超过38亿港元，这是香港历来规模最大、最复杂的文物活化工程之一。

如今，这片占地为13600平方米的古迹，矗立在寸土寸金的中环，蜕变成古迹及文化艺术中心。曾经喧哗的“历史之地”现在充满了咖啡的香气，孩子们在广场上追逐嬉戏，人们在大叶榕和芒果树下闲谈，阳光倒是一如既往的毒辣。

D仓一旁是赛马会艺方，它是国际知名的当代艺术展馆，穿着时尚靓丽的年轻人常常在馆内的旋转楼梯上参观、拍照，一不小心就会闯入他们的镜头中。馆外的监狱操场上展览着波兰艺术家艾莉斯亚·夸德的《等候亭》，六座宛如囚室的玻璃砖结构与多个嵌有巨石的椅子零星排布，整个地方干净整洁，并且安静。

大馆建筑

很难想象大馆曾经是处决囚犯的地方，也很难想象，那曾回荡在整个街区的可怕的哭喊和嘶吼声，以及附近的居民曾如何对这个地方讳莫如深。如城市学者大卫·哈维所言，空间本质上是权力的产物。在城市空间的再利用过程中，始终存在一个根本问题：谁被欢迎进入？谁却无声地被排除？

今天大馆里的，是游客、市民、学生和艺术作品，导览信息详尽、各色文化活动琳琅满目。展览将历史娓娓道来，让许多曾经的囚犯在这里发声；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那些未被拍摄、未能进入展厅、死去或者选择沉默的人，他们的过去和记忆，如同从砖墙越狱而出的人，悄然消失在了历史书页中。

砖墙高低不一，砖块各异，曾在不同的时期加固加高，仿佛是被不断修订、补写的历史本身，有些砖块早已风化，如同有些记忆无法被复原追溯。古迹的文化遗产并不是属于某一个时代或者某一个人的，钟妙芬在访谈中强调：“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和社区共同拥有的资产。”

大馆建筑群示意图

在未来，钟妙芬和她的策展团队正在筹备新的展厅。“时代已经改变了，最重要的是去研究，让这里与社会更紧密地连接起来。”

如今，围墙旁边早已停止加固。大馆有多个出口可以自由离开。外边车水马龙，车辆呼啸而过，红绿灯声音滴滴不停，为视障人士提供便利，它们是这里崭新的声音——声音在分秒中消逝，建筑抵御遗忘的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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