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是傅作义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口号。
彼时的他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却很是不赞同蒋介石的对日妥协,在抗日的问题上,他一向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先后率部和日军、伪军激战于北平、绥远、太原等地,取得了多次战役的大捷,因而作为抗日名将,声名远扬。
甚至,解放战争时期,他被蒋介石任命为“华北剿总”总司令,大军在握,却因心怀家国,在最基本的“是战是和”的问题上首先就产生了动摇了。
后来,他还是决定保住部下,保住北平及城内的百姓,接受了中共的和平主张,促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此事也成就了傅作义的千古美名。
作为台湾地区现任的领导人,赖清德却远远达不到傅作义这样的高度。
上任一年有余,他的种种表现损人又不利己,令岛内民众失望至极,也让大陆对他警惕非常。
有他在,想要统一台湾,绝不可能是北平模式。
台海局势注定会越发动荡。
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解放上起关键作用
平津战役期间,傅作义主动放弃撤军而积极寻求与中共谈判,称得上是“石破天惊之举”。
要知道,彼时南京国防部已向傅作义下达“弃守华北,南下华东”的命令,傅作义却向蒋介石谎称为避免中计必须暂停撤军,并答应蒋介石,准备集中兵力于天津,同中共军队决战。
傅作义的真实意图未被蒋介石识破。事实上,傅作义对蒋介石放出烟雾弹,是想要避免南京国民政府、避免蒋介石干扰、破坏他与中共的和平谈判,以最大限度保障谈判的顺利推进。
蒋介石当时没能识破这一点,也就给了他便宜行事的权限。
此后将近三个月,傅作义主动抑留主力于北平,与中共展开谈判,未受一丝一毫的干扰和破坏,最终实现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这期间,傅作义展现出来的爱国情怀与智谋令人动容。
很多研究认为傅作义抑留主力于北平、与中共谈判是被动、无奈之举。但依据台湾“国史馆”所藏档案以及国共和战背景作梳理,却可以发现1948年是傅作义率先寻求与中共联系,并透露了愿意谈判的初步意向。
彼时,辽沈战役已经结束,东北野战军入关全无悬念。傅作义答应了蒋介石关于东撤天津的方案,实际行动起来却十分消极。只因为他对蒋介石已经是怀疑多过信任。
要知道,在东北野战军入关之后,华北地区的国共两军数量对比势必会发生逆转,傅作义所率部队的兵力远远不敌中共,唯有蒋介石同意将关外葫芦岛、锦西地区的13个师转用于华北战场,傅作义才有在天津与中共军队一敌之力。
蒋介石答应会在调兵一事给予傅作义支持,但就如傅作义所预料的一般,蒋介石的支持最终没有到位。
相反,在获悉东野主力大举南下,傅作义非但没有东撤天津,反而调兵西进,集中主力于北平。
蒋介石因此怒斥傅作义“为政治与虚荣所牵制不愿放弃北平,企图固守”,一方面复电要求傅作义只在北平留一后卫,即刻将其余兵力调往天津,另一方面派出与傅作义交好的陆军大学校长徐永昌往劝,却最终都没能让傅作义改变主意。
傅作义对此的解释是北平西北方面已受东野部队压迫,“若欲转移我军于津、塘方面,殊不可能”。
这之后,蒋介石几次催促北平守军尽快东撤,傅作义都不为所动,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抬出挡箭牌,以多位将领均发认定北平守军不可能安全转移到200里外的天津为由,让蒋介石既觉得的确不可行而无法反驳,又因无法应答傅作义关于援兵的多次请求而无法对其多有指责。
但其实,傅作义多次请求援兵,拒绝从北平、天津撤军,宣称与中共决战,即便嫡系部队遭遇重大损失亦不“动摇”,着实不易让人怀疑他另有打算。
果然,在宣称固守平津的同时,傅作义加快了与中共的接触。
早在1948年12月,他就已经派人出城与中共代表谈判,初步表露的意向是希望能够保留其军队,由双方建立联合政府。
毛主席却认为“我们的第一个目的是解决中央军”,并提议由傅作义下令逮捕中央军的师级以上军官兵宣布起义。
因傅作义认为中央军数倍于嫡系部队,逮捕其军长,师长有困难,无法实施中共的要求,第一次谈判以失败告终。
期间,蒋介石为直接空运北平各军至青岛,并谋求天津守军向塘沽的成功突围,开始大作表面文章,称愿意“有条件地与中共讨论停战及恢复和平的具体措施”,这让本来进退两难的傅作义找到了机会,开始以“遵照蒋介石和平昭示行事”的名义,做内部的思想及说服工作,并接连派出了第二、第三批谈判代表,不再坚持成立联合政府,而提议由军队出城接受解放军改编以取代毛主席的“入城缴械”方案。
最终,傅作义和中共方面达成了协议,即由双方组织联合委员会,临时接管市政,然后过渡到完全由解放军接管,过渡期间使用人民和平军名义。
傅作义从开始与中共和谈到结束与中共的和谈,都未明告蒋介石,反而一直是坚持秘密行事,这是因为他知道他与中共和谈的最大威胁和阻力就来自于蒋介石和中央军。
后来,和谈成功,傅作义则称他的一切行动是“无奈之举,奉命而为”,既掩饰了他主动求和的事实,也让蒋介石无话可说。
由此更能看出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解放一事中起到的关键作用。
赖清德达不到傅作义的高度
和主动削减、克服来自蒋介石、中央军的最大威胁与阻力,力促北平和平解放的傅作义不同,赖清德作为台湾地区的领导人,首先就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上产生动摇,并因其“台独”立场,主“分裂”而不主“统一”,主战而不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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