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回国差点饿死的爱国科学家却受排挤被迫移民美国，再也没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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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知道的爱国科学家李景均为回国差点饿死

1950年的一个夜晚，一男一女抱着一个四岁的孩子，匆匆走过了通往香港的罗湖桥，桥的那头，有人正在等着他们。在踏入香港的那一瞬间，这个男人回头一声长叹，掺杂着不舍、委屈和终于到达彼岸的放松。

那个夜晚，中国失去了一位在遗传学上宗师级的人物，也让一颗爱国的赤子之心受到了打击。这个男人在几年前，冒着日本人的枪林弹雨，带着新婚妻子从香港逃回内地，经过的，也是这座罗湖桥……

1941年，一艘从美国开往上海的邮轮，在临近上海的时候，听说上海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不得不再次变道，最终在香港靠岸。这艘邮轮上，有一位刚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遗传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年轻人，他叫李景均。1912年，李景均出生在天津一个富商家中，从小念的是教会学校，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四年前，他远赴美国留学，也正值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四年后，日军的铁蹄蹂躏了大半个中国，国家风雨飘摇，人民饱受涂炭之苦。

在这个时候，李景均毅然放弃了美国优越的生活，他是康奈尔大学的博士，随随便便在美国找一个轻松的教职工作，安安心心地搞学术研究并非难事。但他惦记着苦难中的祖国，于是带着新婚的美籍华人妻子，要回到战火纷飞的中国，想着用自己的所学，报效国家。

回国的路程是艰难曲折的，乱世之中，真可谓九死一生。

船在香港靠岸后，原本以为这块英国殖民地是安全的，没想到数日后日军成功偷袭珍珠港，趁势从深圳进兵香港，击溃了自顾不暇的英军，香港沦陷。李景均和妻子被困在香港两个月，身上少量的现金已经花完，包里的支票又没有银行愿意兑现，每日在饥饿、惊恐中煎熬。如果不是因为幸运，遇到了一位老朋友，给予了及时的资助，恐怕夫妻俩早已饿死在香港。

在朋友的帮助下，李景均夫妻走小路绕过了日军的驻守，花了整整38天，才从香港到了桂林一个哥哥的住处，安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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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科学”到美国后成了“真大师”再也没有回来

回国的条件是艰苦的。1942年，李景均的第一个孩子生出了，但就在妻子生下孩子没几个小时，因为躲避日军的轰炸，他就带着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躲进了防空洞。等到第二年，他带着孩子坐火车前往重庆看望家人，孩子不幸在旅途中患上了痢疾，死在了他的怀里。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国家正在战乱之中，个人的不幸算不了什么。李景均在悲痛之余，只盼望早日赶走日本人，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研究学术，为国效力。

1946年，李景均到北京大学任教，是农学系主任兼农业试验场场长。任教期间，他写下了《群体遗传学导论》，这本奠定了他学术地位的著作，先后在苏联、美国出版，视为世界第一本群体遗传学的大学教科书，将近半个世纪都是该领域最权威的著作。当外国的专家们知道这本书是一位中国人写的时候，几乎不敢相信。

但是在当时的中国，没有多少人知道遗传学，更没有多少人知道李景均的价值。1949年，北大、清华、华被大学三家农学系合并为北京农业大学，本来一个新成立的大学，正是李景均大展身手的地方，可是，当时掌管学校的，是一位叫做乐天宇的人，身兼校长和书记。当时中国学界受到苏联极大的影响，在遗传学领域，苏联科学家的“米丘林学说”被奉为经典，不容任何人质疑。

简单介绍一下“米丘林学说”吧，这种学说认为，遗传不是“物竞天择”，而是物种为了适应环境，自己做出的进化，比如长颈鹿为了吃到更高的叶子，不断伸长脖子，导致它们的后代脖子越来越长。

这种禁不起推敲的学说，早就有人做过实验来推翻了，德国的科学家魏斯曾将雌、雄的老鼠尾巴都切断后，再让其互相交配来产生子代，而生出来的结果也依旧都是有尾巴的。他一直这样重复进行，至第二十一代的子代仍然有尾巴。后来的现代分子遗传学已证明了，生物的性状功能无论再常用或不常用，都不会编码到染色体中，导致变异或进化，那只是出现在科幻故事中的场景。

但当时苏联专家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李景均因为持不同意见，校长兼书记的乐天宇就将他的课程全部撤下，并声称李景均的学说是“伪科学”。“他是在反动教育系统下培养出来的人，从未接触过 进步思想，所以不懂苏联科学的新概念。”

李景均当然不服，他写文章辩驳，一条条有理有据，乐天宇在学术上争不过他，就给他“扣帽子”，说他反对苏联科学就是反对共和国，还有人说，李景均的太太是美籍华人，好几次去美国大使馆 ，“不知道他们搞什么鬼”。

“学无所用，逼上梁山”。那是1950年，对于知识分子的运动还没有半点风声，但李景均已经有了出走的想法。因为，如果要留下来，他就不得不承认苏联的学说，他做不到，而且，“把一个纯学术间题扣上政治帽子，变成人身攻击，诬蔑为敌人，不能容忍。”

那时候出国只能是偷跑，被抓住就会当成叛徒，后果很严重。为了营造出一家人只是短暂去外地旅游的假象，他给乐天宇写了请假信：“身体欠佳，请假数月，请勿发薪”，还把家里的米缸加满了米。

几经辗转，他在美国匹兹堡大学找到了教授工作，并加入美国国籍。1960年被选为美国人类遗传学会主席，在匹兹堡大学任教期间被视为该校公共卫生学院的创始人，并被诺奖得主马勒称为遗传学界的领军人物。曾经的“伪科学”到美国后成了学术的“真大师”。

等到90年代，兴起了回国探亲的热潮，有人问李景均想不想回去看看，他都一笑置之，从走出罗湖桥的那一刻起，他此生再也没有踏入中国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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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远见，捍卫了学术的尊严！

李景均的出走，曾经是中国科学界一件震撼的事情。当时大家都想不通，新中国那么光明的未来，怎么就留不住你呢？

的确，1950年，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没有尝到运动的滋味。每个人只要服从组织，都会安排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尽情发挥自己的才能。但李景均，看的更远也更宽。苏联遗传学家瓦维诺夫的遭遇，让他看到了一种悲惨的可能。

在瓦维诺夫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李景均还特意发文纪念，文中提到了瓦维诺夫悲惨的遭遇：身为的苏维埃农业科学研究院院长的瓦维诺夫，因为反对“米丘林学说”，被人指控为英国间谍（证据是他曾在英国留学），被捕入狱，最终因为营养不良死在了狱中。

后来发生的事也说明，李景均是有远见的。知识分子被卷入运动当中，受尽屈辱。当初逼走李景均的那位乐天宇校长，也被下放到偏远农村，患上佝偻病后才被特许返城。

更重要的一点是，李景均不会因为“淫威”而放弃自己的学术尊严。李景均看到的当时学术界，是一个谁官大谁就说了算，谁不服就给谁小鞋穿，明明是学术的事情，却要牵扯上道德、扣上各种帽子，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敢于提出不用意见的人，被驱逐出体制，甚至不容于社会。而妥协屈服、奉承溜须的人，受到重用，也正因如此，一群人只知道迎合上级，不敢提出异议，为了满足上级指标，邀功请赏而置学术尊严于不顾，造假作弊之风，浮夸务虚之气，将学术界搞得乌烟瘴气。

在这种氛围下，出现“放卫星”，各种“造假门”，将“伪科学”当成经典来研究、宣扬、教育下一代，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不仅仅是学术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