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如何收回广州湾的

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后国力衰微，西方列强趁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德国强占胶州湾（1897年），俄国租借旅顺大连（1898年），英国扩展香港界址（1898年）。法国为维持其在远东的势力均衡，亟需在中国沿海获取战略支点。

法国担忧英国在华南的垄断地位（尤其香港、九龙），亟需在临近法属印度支那（越南）的华南区域建立据点，以制衡英国影响力。广州湾因其深水良港和毗邻东南亚的地理位置，成为法国眼中的理想目标。

法国海军长期缺乏在华南的可靠锚地。1897年，法国军舰“白瓦特号”（Bayard）为避台风闯入广州湾，发现其港湾水深、避风条件优越，适合停泊大型军舰。海军部随后向政府提议租借，意图将其建为“第二个香港”，成为控制南海、辐射印支的军事枢纽。

法国自1885年中法战争后已控制越南，广州湾与越南北部仅隔北部湾，可便捷连接海防、西贡等殖民地，形成“印度支那—华南”战略链条，强化对中南半岛的控制。

法国希望复制英国在香港的商业模式，将广州湾开辟为自由港，吸引转口贸易。尤其看重其作为中国西南（广西、云南）物资出海口潜力，如煤炭、矿产、农产品等。

1898年4月22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率巡洋舰“让·巴尔号”“帕斯卡号”等6艘军舰突袭广州湾，强行登陆海头汛（今霞山），升起法国国旗并命名“贝亚德城”（Bayard，后称“白雅特城”）。法军无视清政府抗议，向内陆扩张，引发遂溪、吴川民众长达一年多的武装抵抗。

在军事威慑下，清政府于1899年11月16日被迫签署《中法互订广州湾租界条约》，将陆海总面积约2130平方公里（含今湛江核心区）租予法国99年。条约规定法国拥有完全管辖权、驻军权及税收权，中国不得干涉。

《中法互订广州湾租界条约》

租期99年（1899-1997）

范围约2130平方公里（含陆地518km²+水域）

法国拥有行政、司法、驻军权

中国不得设防，法修铁路通安铺

法舰自由通行雷州海峡

因民众抵抗，法国被迫放弃原定的遂溪县城租界，边界从万年桥退至赤坎桥，缩水30华里，就是今天湛江的寸金桥的这个位置，一寸领土，一寸金。

寸金桥

清廷当时已是千疮百孔，1898年正值德占胶州湾、俄租旅顺、英扩香港新界，清廷试图“联俄制法”，但《中俄密约》未兑现，反遭法国趁火打劫。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覆灭，广东水师仅剩木船，无法对抗法军铁甲舰。自甲午战争清政府需支付《马关条约》2.3亿两白银赔款，根本无力再战。

遂溪义勇以土炮对抗舰炮，牺牲400余人换回30华里国土（今遂溪县大部），印证民气可用。

当法军战舰在1899年11月16日鸣炮“庆祝”签约时，湛江渔民在礁石上刻下誓言：

法夷可占我土，不可夺我志！

终有一日，潮水将三色旗卷沉海底！”

北洋政府取代清王朝后，也曾要收复广州湾，一战后中国虽然作为战胜国，但是实际上有话语权的只有英、法和美国，欧美列强为了对殖民利益的巩固构建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巴黎和会（1919）上，中国代表顾维钧提出归还租借地，但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强硬驳回：“广州湾是法兰西用鲜血换来的战利品！” 北洋政府最终妥协，未将广州湾列入拒签和约的理由。

巴黎和会

一战后法国作为战胜国，其租借地权益受《凡尔赛和约》背书。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提出废除租借地，但英法美日等国签署《九国公约》仅模糊承诺“尊重中国主权”，实际拒绝讨论具体租地问题。

广州湾被纳入法属印度支那联邦（越南、老挝、柬埔寨），法国视其为“远东殖民链条不可分割的一环”：

早在1911年法国升级广州湾为直属殖民地，设总公使统筹军政。

法军指挥部

1922年建成西营军用码头，可停泊万吨巡洋舰，成为法国威慑华南的海军支点。

此时的中国的在1916-1928年间爆发140余场内战，军费占财政支出80%，根本无力组建海军抗衡法国远东舰队。

1925年省港大罢工期间，广州湾工人切断法国商船补给，遭法军镇压（“西营惨案”死伤37人），而掌控广东的蒋介石正筹备北伐，无暇干预。

中法修约谈判（1925-1927），北洋政府趁五卅运动反帝浪潮启动修约，要求收回广州湾， 此时北伐军节节胜利，南京国民政府将取代北洋政府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法国以“法权调查”为名拖延北洋政府，此事最终随着北洋政府覆灭不了了之。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言响彻全国。当汉口英租界、九江英租界相继收回时，被法国强租近三十年的广州湾（今湛江）却依然悬挂着三色旗。

虽然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蒋介石完成形式统一。但表面的统一掩盖不了实质的分裂

党内汪精卫派系持续挑战蒋的权威， 桂系控制两广与中央貌合神离，红色力量在江西崛起。

收回广州湾最大的阻力是广东的军阀力量，掌控广东的李济深、陈济棠等人视广州湾为重要财源——法国殖民当局纵容的鸦片走私贸易，为地方军阀提供了大量军费。

1928年，法国当局策划成立三有公司，垄断广州湾鸦片加工销售，地方实力派、越南买办、香港商人三方合股，在赤坎民权路设立总部，西营设分公司，年走私鸦片达3.6吨，烟馆超200家，面对如此暴利，粤系军阀暗中阻挠中央收回行动，国民政府鞭长莫及。

在华盛顿会议上，法国曾口头承诺“英还威海卫，法亦还广州湾”，但附加严苛条件：要求其他列强同步归还在华租借地，并确保法国在广州湾的经济特权不受损害。1930年10月英国归还威海卫后，国民政府于同年11月4日正式要求法国启动归还谈判。然而法国以“英国仍占有九龙”为由拒绝，声称除非所有列强归还租借地，否则不会单独行动。这一托辞暴露了法国维护殖民利益的实质。

法国通过鸦片贸易垄断（1928年成立的“三有公司”）攫取巨额利润，1938年其盈利已达3000万银元。同时，法国将广州湾视为控制印度支那的战略支点，不愿轻易放弃对华南的经济渗透能力。

1929年蒋介石召开“编遣会议”，意图削弱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军阀势力，但引发激烈反弹，最终激化中原大战（1930年）及后续内战。国民政府长期疲于应对内部军事冲突，无力集中外交资源对法国施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1935年华北危机加剧。国民政府被迫将外交重心转向对日抗争，广州湾问题被搁置。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沿海港口相继失守，广州湾因法国“中立”身份反而成为大后方物资中转枢纽，国民政府更需维持其通道功能，暂缓收回行动。

1930年代广州湾因法租界身份避开了日军封锁，成为西南大后方唯一可用的国际港口。1938-1940年间，其年货物吞吐量达20万吨，占国统区进口物资的21.7%，出口占38.4%。国民政府需依赖这一通道运输国际援华物资，若强行收回可能引发法国报复性封锁，危及抗战物资供应链。

法国为保全印度支那殖民地，对日妥协：1937年禁止军用物资经广州湾转运中国；1941年与日本签订《广州湾共同防御协定》，允许日方监督港口。这种“中立”姿态虽损害中国主权，但客观上维持了广州湾的开放状态，国民政府权衡利弊后暂未采取激进措施。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广州、武汉等核心城市相继沦陷（1938年），沿海封锁加剧。此时广州湾的通道价值不降反升，国民政府被迫搁置主权诉求，转而利用其转运物资。

1938-1940年贸易总额突破千万元，成为广东第二大商埠。1940年法国本土沦陷后，戴高乐“自由法国”流亡政府急需中国支持。外交部长宋子文立即启动谈判，提出：以承认自由法国换取归还广州湾。

1940年法国本土沦陷后，维希政府成立并亲轴心国。日本趁机施压，要求切断中国通过法属印度支那（含广州湾）的“援蒋路线”。同年7月，日本制定《世界时局变化处理要领》，明确要求控制法属印度支那的资源与交通线。

1941年7月，日本与维希政府驻越南总督戴古签订《广州湾共同防御协定》，允许日军派遣“海军商务委员”常驻广州湾，监督港口并禁运军事物资。法国保留行政权，但实际沦为日本傀儡。

1943年2月，日军突袭雷州半岛，16日占领海康、19日控制遂溪，20日以“共同防御”名义“和平进驻”广州湾。同日，威逼法国签署《共同防御广州湾协议》，法方在武力威慑下被迫同意移交防务。

1945年初，日本预感败局，为彻底控制东南亚，启动“明号作战”，计划武力解除法属印度支那武装，广州湾被纳入行动范围。

3月9日：日军特务机关长山田大佐、独立步兵第70大队队长村冈安中佐率680名士兵、6辆坦克突袭法总公署，要求罗克“两小时内无条件投降”。面对悬殊兵力（法军仅16名欧籍官兵+117名殖民地士兵），罗克被迫签署移交文件。

3月10日：日军全面接管广州湾行政机构，法殖民统治正式终结。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驻广州湾日军在寸金桥悬挂“投降”横幅。

9月21日：日军代表渡部市藏向中国粤桂南区总指挥邓龙光正式递交投降书，广州湾光复。

早在8月18日，中法已在重庆签订《交收广州湾租借地专约》，法国放弃全部权利，中国提前53年收回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