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2年入伍，在部队26年获上校军衔，有一件事情却让我很愧疚

1982年，我第三次高考没考上，就选择了去当兵。那年在甘肃兰州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活，当时我19岁。
当兵的第二年，我考上了军校。在部队待了26年，我升到了上校军衔，从一个农家孩子，成了团级军官，拿到了让很多人羡慕的荣誉。我靠自己的努力改变了命运，但心里对父母一直有亏欠。他们走的时候，我都没能陪在身边，成了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1988年6月，是我提干的第二年。我收到三叔从家里发来的加急电报，上面写着“父亲病重速回”，就这六个字，让我一晚上没睡着。那时我在野外驻训，接到电报已经是三天后的事了。连里准了我的假，我连夜买了火车票赶回老家。

到了老家，我直接去了父亲看病的医院。母亲和三叔都在医院里，母亲脸色很不好，我心里觉得情况不妙。父亲病得很重，医生检查后说是肝癌晚期，估计很难熬过这个冬天。
我没敢告诉父亲实情，骗他说只是小毛病，住几天院就能好。父亲有兄弟三个，二叔也是得肝癌走的。
父亲三十岁才和我母亲结婚。在我印象里，父亲是个很有本事的人。他会编竹筐，还会做家具。我小时候玩的玩具，都是他给我做的。家里吃饭用的桌子、板凳，还有柜子，也都是他自己打的。
不光这些，父亲还会修自行车，毛笔字也写得好。每年过年家里贴的对联，都是他写的。父亲人很热心，老乡家里有事需要帮忙，只要说一声，他都会去。
父亲和母亲结婚二十多年，从来没吵过架。生活上也很节省，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他住院时穿的衣服，还是我当兵那年给他买的。
爷爷奶奶和我们一起住。为了照顾他们，父亲没出过远门。爷爷腿脚不方便，父亲就给他做了个木头轮椅。村里长辈都夸我父亲孝顺。家里虽然不富裕，但父亲从没让我们挨饿受冻。

我十岁那年，爷爷奶奶先后走了。父亲才开始到外面接些木工活，补贴家用。每次他从外面回来，都会给我带点好吃的。
记得十二岁那年，父亲出去干了一个多月的活。回来时，给我买了我最爱吃的糖。因为他舍不得坐车，是走路回来的。到家已经是晚上，我都睡着了。母亲把我叫醒，往我嘴里塞了块糖。我迷迷糊糊看到父亲站在面前冲我笑，一下子就从炕上坐起来抱住了他。父亲抱着我在地上转了好几圈。
父亲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坚持要出院。我知道他是怕花钱。最后医生开了些药，我们就回家了。
回到家，父亲就催我回部队。他骨子里要强，不想因为自己影响我训练。我心里很不好受，知道这一走，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他了。母亲让我别担心，说家里有她，让我在部队好好干。
我在家待了二十天，就返回了部队，投入到紧张的训练中。有空我就给家里写信，问问父亲的病情。1988年除夕夜，我接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事情很突然，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当时正和战友们一起包饺子。
知道父亲走了，那天晚上我一夜没合眼。第二天，连长开车送我到火车站。坐在火车上，我心里急得不行。回家要转两次车，那年连着下了三天大雪，路被雪封了。我在西安汽车站整整困了四天，那四天是我这辈子最难熬的日子。
等我赶回家，父亲已经下葬了。我跪在父亲的照片前，哭得很厉害。心里特别难受，觉得自己还没尽孝，父亲就走了。母亲把我拉起来。看着年迈的母亲，我突然有了退伍的念头。
母亲告诉我，考上军校不容易，家里以后就指望我了。她让我别操心家里，自己能照顾自己。父亲走前唯一的遗憾，就是没亲眼看到我成家。母亲心里也一直惦记着我的婚事。
1990年，我们连里组织了一次相亲，我认识了妻子张玉梅。她是兰州军区医院的护士，比我小一岁，和我一样也是家里的独生女。张玉梅的父母都是老师，家境不错。我们结婚后，张玉梅把我母亲接到她家，和她父母一起住。
2003年，母亲去世的时候，我正在国外执行任务。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心里很久都平静不下来。父亲走时我不在身边，母亲走时我也不在身边。我觉得对不起他们，在他们跟前没尽过一天孝。

2008年，我脱下了军装。入伍26年，我从一个农家子弟，成了上校团长，靠自己的努力改变了命运。我最想感谢的是我的妻子、父母和战友们，是他们在背后支持我，才有了我的今天。
现在我已经退休了，孩子们都挺好，我心里挺宽慰的。每年我都会带着孩子回老家，给父母扫墓，寄托我的思念。

回顾这26年的军旅历程，荣誉与遗憾交织。那身军装承载了个人奋斗的足迹，从19岁参军到45岁退役，每一级晋升都刻着努力的印记。然而，军功章的另一面，是1988年西安车站被困的四天风雪，是除夕夜未能送别的父亲，是异国他乡错过的母亲最后一面。这份对至亲的亏欠，成为勋章背后最深的刻痕。它无声诉说着军人的两难：忠与孝的天平上，总有一端要承受重量。当使命召唤时，个人的遗憾只能深藏心底。这份平凡人的情感缺憾，恰是千万军人家庭共有的生命底色。它提醒我们，每一份宏大的国家叙事之下，都沉淀着个体微小而真实的牺牲与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