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当天，吴忠连续两次拒绝了李德生提出的要求

1968 年，“杨、余、傅事件” 发生，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被关押，温玉成接替其成为新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并兼任副总参谋长。然而不久后，温玉成被调往成都军区，开国少将吴忠走马上任，接过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一职。
刚履职不久，吴忠便迎来了一件惊天大事 ——1971 年 9 月 13 日的九一三事件。当日凌晨三点，睡梦中的吴忠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电话那头是杨德中，告知他总理要求其与吴德即刻赶往大会堂。吴忠不敢耽搁，迅速起身，简单收拾后便匆匆出门。

当吴忠赶到大会堂时，总理正在紧张地与各大军区进行电话联络。出于保密考量，总理采用了隐晦的 “打哑谜” 方式，在电话中说道：“那个长期养病的人，曾在庐山会议上发言的人，带着他的夫人往北跑了。” 吴忠在一旁静静等待，心中虽满是疑惑，但也清楚此时不宜多问。
总理打完电话后，转身与吴忠和吴德交谈起来。随后，总理郑重地向吴忠交代了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一架直升机正在怀柔以西 20 公里的空中盘旋，可能即将迫降。你要立即派人找到这架直升机，机上携带着党和国家的许多核心机密，绝对不能让其毁掉，哪怕是一片纸也不行。”
吴忠深知此事责任重大，丝毫不敢懈怠。他仔细查看地图后，凭借经验判断这个位置大概率属于渤海所管辖范围。于是，他立刻在大会堂给警卫三师打电话，语气坚定地命令道：“七团离渤海所较近，马上向渤海所方向进发，务必找到那架迫降的直升机，绝不能让机上的东西被毁掉，即刻行动！” 警卫三师是机械化部队，步兵配备摩托化装备，行动力迅速，接到命令后，迅速朝着目标地点奔去。
打完这通电话，吴忠紧接着又拨通了卫戍区司令部的电话，下达指示：“通知怀柔和延庆的民兵，马上出动，包围渤海所周围的山区，逐步缩小包围圈，进行拉网式搜索，不能让从飞机上逃跑的人跑掉一个！” 放下电话，吴忠仍觉不够放心，又联系卫戍区副司令李刚，严肃地指示他：“你马上赶赴现场指挥，务必以最快速度赶到，但要注意安全，不能翻车。同时，让通讯部门给渤海所公社拉一条专线，确保通讯畅通。找到迫降的飞机后，一定要保护好机上的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片纸都不能丢！” 李刚领命后，迅速组织人手，风驰电掣般赶往现场。
安排妥当这一切后，吴忠回到总理身边。此前，总理因事情紧急且敏感，未向他透露具体真相。而此时，局势稍稳，总理向吴忠坦白了林彪叛逃这一惊人真相，并要求他严格对外保密。吴忠思索片刻，建议将这一情况传达给卫戍区政委杨俊生，以便后续工作更好地开展。总理稍作考虑后，同意了吴忠的提议。随后，吴忠与吴德一同返回卫戍区，第一时间找到杨俊生，将九一三事件的来龙去脉详细地报告给他。
之后，吴忠便留在办公室，焦急地等待李刚的消息。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每一秒对吴忠来说都无比漫长。终于，电话铃声响起，吴忠迅速抓起听筒，电话那头传来李刚的声音：“司令员，我们已经找到迫降的直升机了。机上有一名驾驶员，已被周宇驰打死，我们抓住了两个人，一个叫李伟信，一个叫陈士印。另外，还发现两具尸体，经李伟信指认，是周宇驰和于新野，他们在高粱地里自杀了。目前，我们正在继续清查现场。” 吴忠听后，稍稍松了一口气，指示李刚：“继续仔细搜寻，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一定要把所有相关物品和线索都找出来。”
没过多久，李刚又打来了第二个电话，语气中带着一丝紧张：“司令员，北京军区和北空的部队正在奉李德生的命令，前往渤海所方向。” 吴忠闻言，心中一惊，暗自思忖：“总理布置任务时，并未提及北京军区和北空配合，这其中必有蹊跷。” 于是，他冷静而果断地指示李刚：“北京军区和北空的部队来了，你一定要客气礼貌地接待，必要时可以安排他们吃饭。但是，有一点必须明确，让他们把武器放下。否则一旦发生混战，不仅可能危及我方人员安全，还有可能导致重要材料被毁掉。如果他们询问是何命令，你就说是卫戍区的上级指示。” 李刚领命后，迅速着手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友军部队。吴忠在挂断电话后，马上将这一情况向总理汇报，总理听后，肯定地说道：“好，就按你说的办。” 吴忠心中明白，当时情况紧急，若先请示总理，极有可能在这短暂的时间内发生意外状况，导致局面失控，他先行做出的这两条指示，能在突发情况下及时应对，为后续行动争取主动。
黄昏过后，忙碌了一天的吴忠仍坚守在办公室。这时，电话铃声再次响起，又是李刚打来的：“司令员，李德生要求我们把收缴的武器和搜到的文件，全部送往空军司令部。” 吴忠听后，心中充满疑惑，他心想：“总理派李德生去空军司令部坐镇，正是因为信不过吴法宪，空军大院如今情况不明，把这些罪证材料送到那里，能确保安全吗？”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指示李刚：“空军大院情况复杂，不能把东西送到那里。你马上派得力干部，带领足够数量的武装人员，务必保证绝对安全，把人和相关物品全部送到卫戍区司令部，当面交给我！绝对不能送空军大院！” 李刚深知此事重大，认真执行了吴忠的命令，并及时向吴忠反馈情况，并未立刻将东西送往空军大院。
吴忠在放下电话后，再次向总理汇报了这一情况。总理听后，对吴忠的处理方式十分赞赏，说道：“这样处理很好。人一到，你马上和杨俊生审讯李伟信，带几个得力的秘书协助。” 后来，吴忠找来副政委邹平光一同参与审讯李伟信。在审讯过程中，李伟信交代出了一个惊人的信息 ——《“571” 工程纪要》。起初，吴忠以为这是一份关于工程建设的文件，并未太过在意，没想到深入了解后才发现，这竟是一份与政治阴谋相关的重要材料。而另一名被抓人员陈士印，作为飞行大队长，对相关核心情况所知不多。
在处理完这些事务后，吴忠回想起从总理处领命回来后的种种行动。当时，他回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便是让办公室主任通知各部门（仅限各部门），对于总参、总政、总后的电话，要详细记录，但一概不回复任何情况。吴忠心里清楚，必须迅速切断与这些部门的指挥联系，防止自己的部队和机关再被总参随意插手指挥，确保执行此次特殊任务的独立性和保密性。
对于李德生两次绕过他和杨俊生，以及卫戍区机关，直接将电话打到渤海所一事，吴忠直至晚年仍深感不解。他常常思索，李德生为何要这么做？是缺乏经验，还是背后另有隐情？但无论如何，在九一三事件的关键时刻，吴忠始终坚守职责，凭借着果断的决策和冷静的应对，为保护国家核心机密和稳定局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