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学：观念、方法和视阈 | 长三角·大西部文学周

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在《自然的政治》一书中说：“生态学（Ecology），正如其名所示，本身并不直接进入自然，它像所有科学的学科一样，是一种‘学’（-logy）。”而生态文学则不一样，它亲近自然、“进入”自然，并朝向自然“敞开”——人与自然共情、共理、共生。生态文学作为一个当代文学门类，历史不长，但就文学包含生态性和生态元素来说，已十分古老，甚至与“生态”本身一样悠久。

“文学内置生态性”，这也是布鲁诺·拉图尔的一个重要观点，在今天，几乎可以成为鉴别好的文学与不好的文学的标准之一。因为生态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生物之间和它们与环境之间不可分割、环环相扣的关系。“生态”使我们谦卑，走向万物平等的理性主义。

与“自然”相比，“生态”这个概念更多是当代性的产物，伴随工业化、环境危机和人之困境诞生。当然，所谓的生态，包含了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两者合一，也是一个大概念。如果我们用“自然文学”来置换“生态文学”，也不会有太大的偏差和谬误。“自然文学”有历史意识和历史维度，但“生态文学”则更具切身感和紧迫性。换言之，“生态文学”似乎离我们更近一些，因为我们本身就是置身于“生态”之中的。

今天我们谈生态文学，首先要辨析、厘清“生态”“自然”“山水”“风景”这几个基本概念。四者之间，有交集，有分集，有混溶，也有区别。自然的概念，在东西方都已久矣。道法自然，言出法随，文学就自然而然诞生了。陆机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文赋》），这是中国人的自然观、时间观、宇宙观，也是一种成熟的文学观。在西方，对大自然的沉思和观察是一门持久的功课。大自然是一册无法穷尽的书，先人们已将这门功课做得很深、很透——几乎所有伟大的古典作品都包含了伟大的自然主题，直到浪漫主义的“诗意栖居”，这个传统一直笼罩着澄明的自然之光。还有“山水”和“风景”的概念。中国的“山水”大约对应西方的“风景”。“山水”代表着中国人的自然观、宇宙观，更是归宿地、隐居地，所谓隐逸渔樵、寄情山水，是六朝山水诗和宋元山水画的基本内涵。但中国人的“宇宙一元论”不是一个孤独的现象和存在，海德格尔讲的四元结构——天、地、神圣者和短暂者——仿佛回应了我们古人的宇宙观，这大概是东方和西方之间的一种呼应和默契吧。风景是大自然的“显在”方式，可谓冰山一角，因为大自然有更多的隐在、沉潜、神秘乃至未知。西方的风景概念与“风景表达”，从古希腊的牧歌、田园诗，到文艺复兴，再到现代主义，也经历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演变过程。

放眼我们今天的风景，“无地方”景观的大量繁殖、增长，同质化不断威胁差异性，“无地方”逐渐抹去“地方”。今天的自然写作，正是在传统风景、古典山水与现代景观之间，在“地方”与“无地方”“非地方”之间的逼仄境况中安身立命，矛盾冲突又多元混溶而产生的。

这样，我们就面临一个紧要问题：生态与当代性、自然与“无边现实主义”的关系问题。再扩展一下，生态文学与博物学、人文主义地理学等也有超强的关联度。它们之间，既疏离、四散，又融合、互嵌。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是：生态文学，如果无关我们的现实，无关我们的个体命运和当下困境，就是一种逃逸，是轻飘的、轻浮的，是对自然和自我的双重轻慢。

脱离了当代性去谈论生态文学和自然文学，只是一次空谈。我们今天所说的生态文学是当代性之下的文学，正如我们今天面对的大自然是一个受伤的大自然。我们在伤害和冒犯大自然的同时，成了大自然的逆子和弃子，与此同时，当代性将我们接纳了。这是一个古怪的拥抱，也是一个必须接受的反讽。生态文学要与“无边的现实主义”建立起一种关联。法国学者罗杰·加洛蒂在研究了毕加索、圣-琼·佩斯和卡夫卡的作品后写下《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一书，他更新并拓展了“现实主义”内涵和外延。他认为，无边的现实主义不是无原则的现实主义，其原理有三点：一、世界在我之前就存在，在没有我之后也将存在；二、这个世界和我对它的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经常变革的过程中；三、我们每个人对这种变革都负有责任。面对严峻的自然生态问题，我认为罗杰·加洛蒂的“三原理”同样适用今天的生态文学。人与自然、社会的问题，在今天已经转化为生态与“无边现实主义”的性命攸关的问题。“生态”与“现实”相互并置并笼罩我们，成为一个整体，一个互嵌的蜂巢式的有机体。

再来谈谈生态文学与博物学、人文主义地理学等的彼此交会和关联。中国古典博物学是开放式的，收罗广阔而丰富的世界，这个传统是十分了不起的。但到了今天，就像大学的学科已越分越细一样，博物学的边界已过于明晰、确凿，常被置于科学、科普名下。而在西方，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理性主义”并不欣赏博物学，主流正规教育一度有反博物、反自然倾向。面对这一尴尬的现实情况，我非常赞同中国学者、博物学家刘华杰的观点：“比较合适的定位是，把博物学理解为平行于自然科学的一种古老文化传统。平行论更符合史料，也有利于普通百姓参与其中，从而为生态文明建设服务。”这样的理解和表述，就把博物学导向了人文主义，导向了美善、求真、爱智慧，并与更加广泛的人群休戚相关，从而使博物学与生态文学彼此交会，建起超强关联。

生态文学有两个基本主题：“陶醉”和“忧患”。今天，忧患的承担已远远超过陶醉的旧梦。大自然中危机四伏，忧患已改写了我们脸上的陶醉表情。因此，我们需要重建人与自然的“整体论”，其实也是在重建我们内心。人是一个主体，人类中心主义依然存在，但自然也是一个主体，人与自然的交融、合一，才诞生一个真实主体。生态文学需要重新定义，需要具备书写复杂生态的能力，重新确立人在自然中的位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或者“我来了，我看了，我走了。”同样是我们面对自然和生态问题时的发问与应答。今天的生态文学，要以当代性为切入点，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重建一种新的主客冥合——内宇宙与外宇宙、人与人、人与万物以及万物之间这个混沌而深邃的统一体。要从“整体论”意义上去重新思考、认知，将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综合起来加以考察，而在写作方法上，要打破种种界限，将传统文学与生态学、博物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志、田野考察等融会，追求一种跨文化、超文本的品格和气度。（作者系浙江作协副主席、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