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明：清代如何严防科场舞弊

清代科举录取名额有限，获取难度大，考试防范极严

清代的科举功名主要有进士、举人，其次是贡监生，再次是生员。此外还有武科，也有武进士、武举人、武生员等名目。武官的提拔主要看出兵和战功，不像文官那样依赖科举选拔。

清代科举功名为数少，获取难度大。进士为全国竞争，恩科除外，一般是三年录取一次，每次三百多人。举人为全省竞争，除恩科外也是三年一次。乡试的解额各省区差异很大，从几十人到三百余人不等，全国总数为七百人到一千六百余人不等。各府、州、县都设有官学，其录取名额为十数名到三四十名不等，录取的学生叫生员或庠生，民间叫“秀才”。“考秀才”三年两次，在各府州县内竞争，各官学一年新招学生一般只有一二十名。

在生员和举人之间的功名为贡监生。贡生一般是指贡入国子监的生员，有恩、拔、副、岁、优贡，通称“五贡”，岁贡生一般送入国子监，五贡生送礼部后须举行殿试，择优任职。即便有功名，做官也不易。清代文官不过一两万人，选官任职机会少。进士几乎都可以任官，举人七成以上不得选任，贡监生做官机会更少，生员做官比率最低。生员数量多，但其竞争却最为激烈。据有关学者研究，清代生员录取率总体不到1%，清代中后期举人的录取率从2%到8%不等。相对于解额而言，进士录取率较高。

进士考试为会试，防范极严，很难作弊，且考生整体素质较高，中进士后的殿试考试几乎不可能作弊。易于舞弊的主要是选拔生员的童试和选拔举人的乡试。童试分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与试者称为“童生”，所以又叫“童试”，其中不乏年岁老大者；县试由州县官主持，县考通过后可参加由知府主持的府考；府考通过者可参与院试，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清代的学政称“提督学院”，故称“院试”。清初各省提学官称“提学道”，所以这类考试也叫“道试”。院试多在府治举行，由学政巡回主持。经院试录取者方可入官学学习，成为生员。有生员或贡监生资格的人可以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乡试的主考官由礼部奏请皇帝定夺，主考和同考官负责内帘事务 (出题、改题、录取等) ，此外还有外帘官 (搜检、监考等) ，一般由地方大员担任。乡试考点设在省城贡院，中式者为举人；举人多在次年参加会试考试，考中者为进士；进士须参加殿试，主要是定夺最后的榜次。正途贡生也有各种名目的考试，其选取较举人考试更加不可控，所以舞弊可能更多，但目前研究甚少。

通关节、冒籍、代考传抄、挟带等方式，是清代科举舞弊的主要表现形式

通关节为考官与考生通同作弊，考生通过行贿、攀关系等手段获得考官的非法眷顾。如顺治十四年 (1657) ，丁酉科顺天府乡试中式举人陆其贤，用三千两银向考官行贿，由考官找人代考。咸丰八年 (1858年) ，戊午科顺天乡试考生罗洪绎用五百两银请托考官，通过“递条子”将试卷暗号送给考官，违规作弊中式。这些后来都酿成了科场大案。主考在前往考试省份的路上也有不少通关节的现象，考官在路途停留时，地方官一般都会去拜访，这也为请托创造了机会。

冒籍为跨地域假冒户籍报考，主要是文教发达、竞争力大的区域考生冒籍到文教落后、竞争力小的区域应试，这是由各层次功名数额的分配引起的。进士、举人、生员的录取名额分配是全国一盘棋，考虑到人口、赋税、教育、区域平衡等综合因素，进士名额是发包给几个省的。当然，政府不可能将江苏省与广西省归为一个发包单元，这样广西举人可能难以中进士。各省的举人名额叫“举额”，各府州县官学的生员名额叫“学额”。跨区域冒籍考试以浙江和江苏士子居多，为提高命中率，他们冒籍到顺天、广西、贵州、云南等省区参加童试和乡试。如浙江慈溪人姚廷清的族人在贵州做官，便帮他冒籍贵阳捐了监生，道光元年 (1821) 他在贵州中举，次年中进士。举额分配要照顾到文化落后的省区，学额还要顾及相对落后的府县，因而一省内的童试也有冒籍别府县的现象，如福建大陆区域的不少童生冒籍台湾府参加童试，清末实业家张謇参加童试也是在江苏省内冒籍的。张謇所在的海门厅人多学额少，他听从老师的安排，改名换姓到如皋参加童试。省内冒籍到别府县参加童试，也可能和居住地相近、家庭和亲戚关系等因素有关。比如一个家庭兄弟众多，都想入学，就可能到临近州县去考试。也有些人是为了利用各府县考试的时间差，多争取几次考试的机会。

冒籍到四川、甘肃、山西参加童试乡试的比较多。冒籍顺天参加童试、乡试的情况更突出，因为“首善”地区名额较多，尤其是以浙江士子冒籍大兴、宛平的居多。有些冒籍现象是移民流动因素造成的，如湖广填四川、客家迁两广等。清朝规定，入籍当地二十年且有田地房产为凭证，方可报考入籍地。这客观上使移民子弟容易在技术上“冒籍”，因为他们不可能在本籍考试，所以容易造成土客争学额的现象。此外，还有民籍冒商籍、卫籍、旗籍的情况。商籍是造盐专业户，乡试中另编“卤”字号录取其子弟，命中率高于一般民籍；卫籍是清前期的制度，是继承明代卫所制度的带有军事特征的编制；旗籍是驻防八旗，这些籍属中式率较高。再有就是贱籍冒充良籍。清朝规定，娼妓、演员、依附性人口、官员保镖等为贱籍，不可科考为官。但他们假冒“良民”参加科举，就可进入主流社会。清代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实际上就是冒良籍入童试的。

代考 (即“枪手”) 是科场舞弊的常见形式，尤以童试为多。有些“枪手”冒名顶替考生，有的安排“枪手”在场外，传递试题后做好，再传递给场内考生抄袭。还有考生先通关节，再让“枪手”坐在其附近，答完后换卷。当然，“枪手”要有一定的水平，他们有的是考生的老师，有的是有功名有官职的文字高手。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职业化的“枪手”，以代考为生，童试每成功一次可得百来两银。乡试代考的典型事例如乾隆四十八年 (1783) 广西癸卯科乡试，中式第一名为土田州土司之子岑照，其考卷作弊迹象明显，经审查是行贿通了关节，由做幕僚的湖北举人入场代考。

挟带是将参考文献进行缩写，然后私自带入考场。有的考生在内衣上写满经文小字，国家图书馆如今还藏有一件写满20万字的考生衣服。此外，笔墨纸砚都可以作为夹带工具，有的书坊甚至专门印制微型刻本以供作弊。

△ 古人的小抄

清代科场有着较为系统完备的舞弊防范措施

首先，验明考生身份，以防冒籍、代考等情况出现。考生报名时必须注明姓名、年龄、籍贯，以及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人的出身，地方官有责任验明。童试时要有五名考生互相担保，并承担连带责任。此外，应试童生还要有两名廪生担保。廪生是资深生员，信誉较好。这两名廪生一名由考生自找，一名由官方委派。官方委派的廪生名单一般会张榜公布在官衙门前，以加重责任感。但廪生担保也有舞弊行为，如浙江冒籍顺天大兴、宛平参加童试者较多，担保的廪生本来就有不少是浙江老乡，他们会袒护同乡后学，于是又添加了“审音”辨明籍贯的特别制度，外省特别是南方说不好北京话的童生混籍大兴、宛平的应试难度就大了。顺天乡试对冒籍的防范更严格，本籍族邻、地方官都要出保，除备造籍贯、年貌、三代清册外，拣选、捐纳、就职、议叙等履历也要详细注明验证。

其次，防挟带，入考场前须进行严格检查。康熙五十三年 (1714) 规定:“凡考试举人入闱，……止带篮筐、小凳、食物、笔砚等项。其余别物，皆截留在外。”雍正朝规定，乡会试举子不准带木柜、木盒入场。乾隆九年 (1744) ，顺天乡试搜出夹带者四十余人，两千多人闻风离场不敢应考。这使当时考场防范更加严密，规定考生皮衣不可带面，毡衣不可带里，鞋底不可过厚，笔管须镂空，蜡台柱须空心通底，考篮须玲珑格，糕点须切开。

再次，严格科场回避和保密制度。清代乡会试回避制度主要是考官的子弟和亲戚不得入该考场，同场考官也不得有血缘、亲缘、裙带关系。乡会试的考官称“帘官”，有内帘官和外帘官之别。负责出题阅卷的官员进入贡院公堂住宿后，以帘子分隔，不许出帘走动，故称“内帘官”，包括主考、同考官及协助官员。居于帘外的称“外帘官”，负责管理考场事务。内外帘官不相往来，有公事只能在内帘门口接洽。由于回避极严，有的士子一连数科都不得与试，蹉跎岁月十余年。雍正元年 (1723) ，皇帝惋惜有士子因回避错过恩典，特开癸卯恩科乡试，命这些考生在内阁考试。

为了不泄露考生信息，乡试和会试的试卷都由外帘的誊录官用红色字体抄录。考生的原卷是黑色字体，叫墨卷，誊录后的红色卷子叫朱卷。内帘判卷官只能读到朱卷，而且是抽签评阅，不能从笔迹判断考生是谁。受贿的誊录官抄录时可能会将试卷文理修改好，甚至将好的卷子与之对调。为防此弊，对读官会检查朱卷和墨卷是否匹配。

最后，设立乡会试复试和磨勘试卷制度，这是对乡会试榜后录取工作的检查和再认定。复试最初是因为顺治十五年 (1658) 顺天和江南乡试 (清初的江南省后来分为江苏、安徽两省，江南省乡试在南京贡院举行) 作弊，社会舆论较大，皇帝将中式者集中再次考试。由于对江南士子还不放心，顺治帝次年对江南乡试再行复试。对同一科乡试两次复试的还有一例，就是道光十五年 (1835) 的顺天乡试，于道光十五年和道光十六年两次进行复试。会试复试始于康熙五十一年 (1712) ，到嘉庆、道光朝，乡会试复试有了更加严格的制度。

与复试相关的是乡会试磨勘试卷制度。磨勘是对试卷的复查，顺治十五年的复试就是磨勘试卷时发现问题的。随着复试的定制，乡会试磨勘成为常态。会试和顺天乡试在京畿举行，方便试卷的运调磨勘。各省乡试发榜后，中式举人的朱、墨卷等加封印后送到礼部磨勘，边远的云贵川地区也要在九十日内送达。为防通同作弊，磨勘官要回避本省籍、子弟亲戚中式的试卷，乡试考官也不得充任当年的磨勘官员。

△ 江南贡院号舍

为整饬科场，清代对科场舞弊行为予以严惩

清代最著名的两大科场案分别是顺治十四年 (1657) 丁酉科顺天、江南乡试案，以及咸丰八年 (1858) 戊午科顺天乡试案。顺治丁酉顺天乡试副考官李振邺年轻放肆，为受贿和攀附，竟与二十五名考生通关节。经检举审查，李振邺等七名考官立斩，受牵连者达百余人，其中四十人拟斩，后从宽处理，仗责流放。同年，江南乡试舞弊也被告发，顺治亲自主持复试，十四人被取消举人资格，二十名考官处死刑。该科河南、山东、山西乡试舞弊也受到惩处。

咸丰戊午科顺天乡试案较为复杂。主考官柏葰为文渊阁大学士，一品大员。该案是由满洲生员平龄朱墨卷不符引发的。平龄爱演戏，时论认为其“甘为下贱”。但他高中该科乡试第七名，人们怀疑其作弊。经核对，其墨卷中确有多处错误在朱卷中没有出现，显然是经阅卷官员修改。后经磨勘，发现该科五十份试卷都有问题。咸丰皇帝大怒，遂一查到底，又牵出柏葰听受嘱托，让考生罗洪绎通关节中式得逞案。经大臣表决和皇帝首肯，柏葰论罪被杀，这也是隋唐开科举以来因科场案被杀的最高级别官员。此案共有九十一人受处罚，其中五人被斩，三人充军，七人戍边。

清代科场大案主要是乡试，尤其是顺天乡试，主要打击对象是考官，这也是一种整饬官场的体现。童试科场大案较为少见，最著名的是雍正朝河南学政俞鸿图主持院试时纵容家人通关节，大肆兜售秀才名额，坐罪处斩。童试场次多而大案少，说明朝廷主要对省一级层次的官员进行整饬。

科举是维护中央统治和社会稳定的核心制度。清代各类科考名目繁多，构成犯罪大案的比例极小。虽屡见舞弊现象，但朝廷非常重视科场秩序，各种措施有一定防范作用，运动式的科场案更具有震慑效果，基本维持了科举制度的正常运行。

（节选自《人民论坛》，2018年第32期）《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