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甘肃省委省政府的一纸通报震动全国。因张掖违规取水、甘南无序采砂、兰州污水处理缺失等5起生态损害事件,169名党员干部被集中问责,其中包括现任市长刘建勋和原市长张伟文。
这是甘肃环保追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问责风暴,覆盖15名厅级干部、47名处级干部、107名科级及以下人员,形成从决策到执行的全链条追责。

一、污水直排:省会城市的生态失守
黄河穿城而过,兰州却长期放任母亲河遭受污染侵蚀。中央环保督察组发现的画面令人心惊:
白道坪片区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排黄河
七里河区硷沟水体重度黑臭,雨天污水溢流黄河
规划中的污水处理厂“消失”、污泥资源化设施“难产”
全市城区污泥集中转运至单一处置厂,环境风险一触即发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今年1月,市长刘建勋还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誓言“共同保护好黄河,让母亲河永续惠泽子孙后代”。
言犹在耳,污水却已直排黄河。当问责通报发布,这位曾在报告中引用“黄河很美,将来会更美”的市长,最终因保护不力站在了问责席上。
二、问责风暴:169人的生态责任清单
此次问责风暴席卷甘肃多地,五起典型案件揭开生态治理层层失守的真相:
张掖违规取水——水务部门违规审批取水许可,导致限采区超量取用地下水1.65亿立方米,相当于12个西湖的水量;更在黑河干流私建3座橡胶坝,严重威胁流域生态安全。
甘南无序采砂——37家采砂企业未完成生态修复,玛曲县企业侵占水源涵养生态红线达37亩,绿色矿山沦为“纸上绿色”。
兰州新区污染——违规实行环评告知承诺制,86个项目降低审批要求;化工园区30余家企业超标排放高浓度废水;74家企业未与监控平台联网,43家重点企业大气污染物超标排放。
此次问责创下甘肃环保追责规模之最。处理方式呈现精准化特征:党纪政务处分61人、诫勉谈话40人、其他方式追责68人。
从市长到处长,从现任到离任,从党委到企业,全链条追责体系首次如此完整呈现。
三、制度溃败:问责背后的深层病灶
这场集体问责暴露了生态治理的结构性矛盾:
发展观的致命错位
张掖为发展经济违规取水,甘南为短期利益纵容采砂,“重发展轻保护”的短视思维仍在主导地方决策。当经济利益与生态保护发生冲突时,前者总是轻易压倒后者。
监管体系的系统性失效
水务部门既当审批者又当监督者,导致张掖违规取水持续近十年;多部门协调机制失灵,让兰州的污水处理厂规划十年间始终停留在图纸上。
基础设施的历史欠账
作为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兰州环境基建投入不足的顽疾暴露无遗。2017年以来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年年列任务,年年未落实”,最终酿成今日苦果。
生态环境部专家在调查中痛心指出:当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成为选择题时,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四、制度破局:问责风暴传递的治理信号
这场问责风暴正在重塑地方治理逻辑:
督察利剑显威
通过“督察—反馈—整改—问责”闭环,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正推动生态治理从运动式整顿向长效机制转变。继广西贺州、河南周口官员因生态问题被查后,兰州案例再度证明生态红线已成不可触碰的政治红线。
政绩观的重塑
甘肃省委省政府借此契机完善责任清单,建立跨区域联合执法机制,力图扭转唯GDP导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强调“失责必问、问责必严”,将环保责任纳入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治理模式的转型
从“不敢腐”到“不能腐”的制度笼子正在环保领域加速构建。生态环境部在第二批中央环保督察中问责3名省级干部、56名正厅级干部,传递出“转岗、退休不是挡箭牌”的明确信号。
当169名干部的名单公之于众,问责的震慑效应已超越个案本身,成为生态治理现代化的转折点。
五、结语:生态治理的长征
黄河畔未建的污水处理厂、超采的1.65亿立方米地下水、被侵占的37亩草原,仍在等待彻底解决。
这场问责风暴终会平息,但生态治理的核心困局仍需直面:保护黄河不仅需要官员的口头承诺,更需要破除“唯发展论”的政绩枷锁、填补制度执行的缝隙。
“生态保护是一场持久战,必须久久为功,不能有丝毫懈怠。”当169名干部的问责名单公之于众,它既是警示碑,更是动员令——母亲河的救赎之路,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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