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印民：二两钱钞引发的元代酒吧争执

酒肆里的世相百态

酒肆是社会活动的小舞台，三教九流出入汇聚，社会关系纷繁复杂。这里上演的一幕幕故事，是时人社会生活的缩影。因此，要想了解和窥探元代社会的现实生活，就要走进酒肆，去体察那里的世相百态。

《老乞大》写几个商人在夏店的一个乡村酒肆吃过酒后买单，酒家发现商人付款的二两钱钞是“无了字儿”的昏钞，遂要求对方换一张好钞，双方因此起了争执。

量酒，来回钞。兀的二两半钞，贴五钱来。

哥哥与一张儿好的，这钞无了字儿，怎么使的？

这钞嫌甚么？字儿、伯儿分明都有，怎么使不得？你不识钞时，教别人看去。

我怎么不识钞？索甚么教别人看去？换钞不折本？你自别换，与一张儿便是也。索甚么合口？

这量酒也缠的坏了。阿的般钞使不得？兀的一个一两半，一个五钱将去。

这一两半也昏。

你却休谎。恰早来吃饭处贴将来的钞。

尽教，胡留下者，便使不得也罢。

你要那话怎么？使不得呵，你肯要那？

这段主客之间的争执，实际反映了元代货币流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由于元朝以纸钞为主要流通货币，纸钞容易污损，污损后的纸钞称为昏钞。昏钞在市场上流通，很容易引起纠纷和其他弊端，为此元朝政府规定，可以拿昏钞到行用库（发行纸钞的机构）倒换料钞，料钞就是“贯佰分明，沿角无缺”的完整无损纸钞。

不过，以昏钞倒换料钞，每两要交纳工墨钞三分，即付3%的手续费。这还不算，行用库的库官、库子以及“一等不畏公法窥利之人”，互相勾结，“推称事故，刁蹬百姓，不行依例倒换”，而且“多取工墨”，也就是索要每两高于三分的工墨钞。所以上述主客之间对话中有“换钞不折本？”的质问。

主客之间争执的最后，双方各有让步。最后酒家无奈收下了一两半昏钞、五钱好钞，使争执得到平息。

杨显之所著元杂剧《郑孔目风雪酷寒亭》，直接以元代社会现实为故事背景，剧中人物张保，原为江西人氏，于宋元战争中被掳为驱口，在回回官员马合麻沙那里做奴，后被放良，就在郑州城外开了一家小酒肆：

（丑扮店小二上，诗云）曲律竿头悬草稕，绿杨影里拨琵琶。高阳公子休空过，不比寻常卖酒家。自家是店小二，在这郑州城外开着个小酒店，今早起来挂了酒望子，烧的镟锅儿热着，看有甚么人来。

（孔目上云）自家郑孔目，攒造文书已回。我一路上来，多听的人说我那浑家有奸夫，折倒我那一双儿女，未审虚实。远远的是一个酒店，这城里人家事务，他都知道，我试问他一声。卖酒的有么？

（小二云）有。官人要打多少酒？

（孔目云）你这厮不爽利，张保在那里？你叫他来。

（小二云）官人请坐，我叫他去。张保，有人寻你哩。

（正末扮张保上，云）来也。买卖归来汗未消，上床犹自想来朝。为甚当家头先白，晓夜思量计万条。小人江西人氏，姓张名保。因为兵马嚷乱，遭驱被掳，来到回回马合麻沙宣差衙里。往常时在侍长行为奴作婢，他家里吃的是大蒜臭韭，水答饼，秃秃茶食，我那里吃的！我江南吃的都是海鲜。曾有四句诗道来：

（诗云）江南景致实堪夸，煎肉豆腐炒东瓜。一领布衫二丈五，桶子头巾三尺八。他屋里一个头领，骂我蛮子前、蛮子后。我也有一爷二娘，三兄四弟，五子六孙，偏是你爷生娘长，我是石头缝里迸出来的？谢俺那侍长，见我生受多年，与了我一张从良文书。本待回乡，又无盘缠。如今在这郑州城外开着一个小酒店儿，招接往来客人。昨日有个官人买了我酒吃，不还酒钱。我赶上扯住道：“还我酒钱来。”他道：“你是甚么人？”我道：“也不是回回人，也不是达达人，也不是汉儿人，我说与你听者。”（唱）

【南吕·一枝花】我是个从良自在人，卖酒饶供过。务生资本少，酝酿利钱多。谢天地买卖和合，凭老实把衣食掇。俺生活不重浊，不住的运水提浆，炊荡时烧柴拨火。

驱口是元代社会阶级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阶层，政治地位十分低下。宋遗民郑思肖《大义略叙》言：“被鬻男女曰‘驱口’，即江南之奴婢。”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也有：“今蒙古人、色目人之臧获，男曰奴，女曰婢，总曰驱口。”

《郑孔目风雪酷寒亭》中所写的战争掳掠，就是元代驱口的主要来源之一。不过，同样是驱口，身份也有分别。有一种从事农耕的驱口，身份就不是奴隶，而是封建经济关系中的农奴。

从店主张保的唱词中洋溢着知足常乐的心态来看，经营酒肆在元代社会是个比较赚钱的谋生手段，只要主人老实本分，不辞辛苦，不贪享乐，虽不能大富大贵，但是可以确保衣食无忧。

剧中还特别提到了当时马合麻沙家的食物有大蒜臭韭、水答饼、秃秃茶食。秃秃茶食是突厥语系中tutum ash的音译，又译作“秃秃麻食”“脱脱麻食”“秃秃麻失”，是14世纪突厥人普遍食用的一种面条，当今阿拉伯世界的烹饪书籍中也有其名。

另外，剧中人物的唱词对白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元代酒肆活动场景。店员每日早起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挂起青帘酒旗，燃起炉灶，准备迎接客人到来。元杂剧《玉清庵错送鸳鸯被》第三折刘员外白：“我开着这酒店，你与我管酒。有吃酒的来，你镟酒儿，打菜儿，抹桌儿，揩凳儿，伏侍吃酒的。”可见这些都是酒店店员的主要工作。

元杂剧《瘸李岳诗酒玩江亭》第二折店小二白：“我这酒店，十分兴旺，是这牛员外的酒店，他闲常不来，一个月便和我算一遭帐。昨日着人来说，今日要来与我算帐。我打扫的酒店干净，看有甚么人来。”有些店员深得店主信任，店主有时很忙，或者懒于亲自经营，便交给店员打理，代为管理。

在乡村酒肆，店主本身也要做活，“运水提浆”“烧柴拨火”，还要会钞记账、招呼客人、外卖送酒菜、讨债、应酬等等。店主和店员虽然结成雇佣关系，但在本剧中，店员可以直呼店主张保的姓名，说明店员有充分的人身自由，二者处于平等的社会地位。

元代酒肆中也经常有无赖客人来吃“霸王餐”，权衡《庚申外史》就记载大都国子监的监生们经常“入茶酒肆不偿直，掉臂而出，无敢谁何”。本剧中的“官人”喝酒不付酒资，反而蛮横无理地质问店主张保：“你是甚么人？”店主竟然无可奈何。

张保说，在回回官员家里为奴时，“他屋里一个头领，骂我蛮子前、蛮子后”。“蛮子”是元代对原南宋占领区居民的称呼，即所谓“四等人”制度中的“南人”。而“回回人”是色目人的一种，色目人的社会地位次于“达达人”，即蒙古人，居第二。“汉儿人”即汉人，居第三。这三种人统称“北人”，不过“北人”有时候也单指蒙古人。这些都反映了南人受北人歧视，地位较为低下的社会现实。

在古代通信系统不发达的情况下，酒肆因来往汇聚四面八方的客人，各种信息的传递交流渠道非常广阔，并能得到较快扩散传播，成为古代传递信息最灵通的“情报站”，因此文中有“这城里人家事务他都知道”之语。

酒肆除了提供顾客所需的饮食，甚至住宿等功能外，由于特殊的环境条件，还常常成为调解矛盾纠纷的场所。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讲述了一个“释怨结姻”的故事：顺帝至正初年前后，扬州泰兴县两位佃农司大和李庆四由于佃田转质而结怨，双方都有半夜持火焚烧对方家的行为，但都因为家中有女人产子而罢手。后司大通过酿酒致富，邀请“返贫”的李庆四到当地酒家共饮，酒过半，司大站起来酌酒，劝李庆四说：“你的孙子是某年某月某日夜子时生，我的儿子也是夜间子时生，怨仇之事，慎勿复为。”双方沥酒为誓，剧饮相欢，尽释前嫌，并结为儿女亲家。后李家“亦不贫，两家至今丰给”。

酒肆一方面扮演传递信息、调解矛盾纠纷的积极角色，另一方面，因为汇聚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员，市井无赖频繁出入，也成为藏污纳垢，经常打架斗殴生事的场所，往往是社会治安的死角。

成宗大德十年（1306），杭州路达鲁花赤札忽儿歹向江浙行省上报说：杭州城宽地阔，人烟稠集，风俗侥薄，民心巧诈。有一等不畏公法，游手好闲的破落恶少，与公吏人等结为朋党，更变服色，游玩街市，乘便生事，到倡优、勾栏、酒肆之家乞取酒食钱钞，因而斗殴，致伤人命，这样的事非止一端。

仁宗皇庆元年（1312）八月初十清早，江西行省袁州路有个官吏刘仁可，手持公文勾唤被告潘壬一，调查核实“钟奇叔所告奁田公事”。后来，二人一起到酒店去买李季二的牛肉下酒。刘仁可酒醉，要强拿李季二牛肉，双方引发争夺。这时，被告潘壬一担心事发，遂在酒店木橱上拿起一个椆木夹槌，打向刘仁可左后肋。刘被打折两根肋骨，气绝身死。次年九月，潘壬一被判故意杀人罪，收监。

还有一些盗贼也常到酒肆销赃洗钱，对此，元代法律规定：“诸盗贼得财，用于酒肆、倡优之家，不知情，止于本盗追征。其所盗即官钱，虽不知情，于所用之家追征。若用买货物，还其货物，征元赃。”

即是说，盗贼到酒肆、倡优之家销赃，如果酒肆、倡优之家不知情，则只向盗贼追赃。如果盗贼盗窃的是官钱，酒肆、倡优之家虽不知情，仍要追征。如果用所盗官钱买了货物，则把货物还给酒肆、倡优之家，追征盗贼“元赃”。

鉴于上述种种情由，酒肆经常成为官府治理整顿的重点对象。中统建元之初，中书省就曾下令：“若有游手好闲，不务家业，赌博钱物，开张酒肆之人，仰所在官司常切禁断，若有违犯者，治罪施行。”概因当时民瘼未苏，诸事草创，百废待兴，所以政府下令禁止开张酒肆。

但这条规定应该很快就废止了，至元间，监察官员胡祗遹批评那些酒肆店主人等说：“今之最苦者农民，而游手好闲，以口舌趋末利商贾之徒，挟轻资而无定居，不占籍、不应租税者甚众。倡优、杂类、茶酒店户，饮食衣服华丽于仕宦之家，而国家莫知禁遏，反得纳交于王公贵人之门，纤巧淫技，全免差役。”茶酒店户和倡优人等，生活富足，却全免差役，实在太不公平。

仁宗皇庆初，买奴擢监察御史，分巡岭北，到任后一条重要的施政手段就是“澈酒肆以变淫风，兴儒学以崇德教”。也就是通过整顿酒肆，改变社会上的奢靡之风，兴办儒学，尊崇德教，相信对当地社会风气会有一定改善。

元代还严格限制官吏出入酒肆，这在元代的两大政书《元典章》和《通制条格》中都有记载。《元典章》规定：“诸官吏入茶坊酒肆者，委监察纠察。”《通制条格》载：“至元二十年十一月，中书省御史台呈御史中丞崔少中牒……又诸官吏入茶坊酒肆，及该载不尽，应合纠察事理，委监察御史并行纠察，钦此。”

对一些官吏来说，酒肆正是滋生腐败的温床，他们或滥用职权，白吃白喝；或挥霍公款，大吃大喝；或在席间接受他人贿赂，不一而足。

总之，酒肆作为服务产业之一，除了为顾客提供饮食住宿等服务外，由于其汇聚社会各阶层人群，还扮演着多种职能角色，如较为广泛、便捷的信息传递渠道，社交活动的舞台场所等等，但同时也常常成为社会治安的“死角”和政府治理整顿的重点对象。

本文经 山西人民出版社 授权，文摘自 杨印民 著，《杯中日月: 酒与大元王朝的社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