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良知为何瘫痪

良知为何瘫痪

文 | 雷颐

我现在还记得当年插队时在煤油灯下冒险读罗曼·罗兰所著《约翰·克利斯朵夫》时的激动与兴奋——之所以是“冒险”，因为当时这是绝对禁书。克利斯朵夫那种“不是为了成功，而是为了信仰”的精神，给当时正在苦闷彷徨中的我以极大的精神鼓舞和力量。当然，罗曼·罗兰也因此成为我的精神偶像之一。及至 “文革”结束，文坛开禁，他的作品重又出版，我当然是悉数买来，后中央电视台插放连续剧《约翰·克利斯朵夫》时，不太看电视的我更是集集不落。不过，不知是电视剧改编得不成功还是因为现在的处境心境不同，竟全然没有当年读小说时那种刻骨铭心的感受。近来读了他在六十几年前写的《莫斯科日记》，对他更感遗憾。

罗曼·罗兰于1935年6-7月对莫斯科做了为时1个月的访问，那是全世界的“进步知识界”都倾慕、信仰苏联的时代。对苏联的态度，一时竟成革命、进步、落后甚至反动的试金石。在《莫斯科日记》中，罗曼·罗兰对这次访问的经过和观感都作了详细的描绘。在日记中，他对苏联的许多新气象作了热烈的赞扬，但同时他又以作家的敏锐和人道主义思想家的深刻，看到了某些严重的问题，对一些现象表示了深深的疑虑。值得玩味的是，他对自己产生这些疑虑似乎又有一种负疚感，总要想出一些可以理解的“理由”自我解释一番，以消除疑虑。他同时要求这部日记在50年后才能开封。

比如，他虽然称颂斯大林，但对那种过分的、令人作呕的个人崇拜又大表反感，认为斯大林像“罗马皇帝”一样欣赏自己的“封神仪式”。不过稍后，他又认为这是人们“高兴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为成就而自豪，真诚地信任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政府——这是成千上万、甚至千百万苏联男女所体验到的情感……所有的人都处在集体狂热的影响之下——期望、快乐和信心的狂热，狂热地确信他们在世界上为之效力的事业的正确和宏伟。在历史上，这被称为‘成功时刻’——人民最充分地经受自己命运的时刻”，“双手服从大脑——共产党及其人民委员会。这是可靠的大脑，而且，它可靠地架在肩膀之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页)。

当他得知有些青年仅仅因为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就被剥夺了上大学或进工厂的权利时，极为气愤。对农民在“集体化”中的悲惨遭遇他深深同情，对滥杀无辜和种种残酷的政治迫害(一些儿童都未能幸免)他更感难以接受……但后来，他居然全都想通了，认为这是因为苏联在国内还有被推翻的统治阶级的反抗、国外被帝国主义包围的形势所致。“精心选择的政党对千百万非党人士的不屈不挠的专政是需要的。非党人士或许比敌人更危险，因为不能确定他们的准确人数……我不能谴责专政(只能因为它努力伪装起来而谴责它)，因为危险仍然存在”(第114页)。所以，他认为许多暴行，“包括把不信任转移到儿童身上，而这种不信任或许是他们的父辈或者他们根据出身所属的阶级所应得的”，“无论如何不能不理解这一切。这是‘战时状态’。这是‘戒严状态’……滥用权力是由情势(和事实)的逻辑所引起的”(第115页)。读到这些“非党人士或许比敌人更危险”、“对千百万非党人士的不屈不挠的专政是需要的”、这些儿童不被信任(实际是歧视)是“应得的”这一类的文字，不能不使人不寒而栗。很难想像，这些文字是出自《约翰·克利斯朵夫》、《欣悦的灵魂》、《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这些悲天悯人、满怀博爱精神之作的作者的笔下。

作为一个敏感的作家和思想家，他看到苏联的领导人拥有极大的、不受任何监督的权力，在生活中实际享有超出人们想像的特权，事实上正在形成一个“新贵”阶层。对此，他深表忧虑，屡屡谈及，认为今后很可能会产生一个庞大的“特权阶层”，他急迫真诚地希望苏共和斯大林能正视、解决这一问题。但随即他又表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不会大肆宣扬革命的失败。我从不认为，革命能够一下子、立即实现人类兄弟般的团结和无阶级的社会。每一次革命(而且，这应该不是最后一次，否则人类就会停止前进)，每一次革命——这都是在通向伟大理想的道路上被征服的一个阶段。苏联革命可能成为人类社会在通向这个目标的道路上迈出的最大一步。对苏联革命的荣耀来说，这已足够……无论今后将发生什么，将始终需要管理人类巨大躯体的中枢”。(第119页)

《莫斯科日记》中类似的思想矛盾与“想方设法”的自我解释还有许多许多，无须再举。罗曼·罗兰无疑是杰出的思想家，更是公认的敏感深刻、胸怀博大、充满爱心的作家，对社会的不公、人类的痛苦与罪恶有着超乎常人的感受、悲悯和愤怒。所以，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群情狂热中才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坚决反战，公开主张“让祖国战败”，因此被自己的同胞和政府视为“叛徒”、“卖国贼”，完全孤立，备受打击迫害。面对穷凶极恶的法西斯主义，他更是甘冒生命危险，公开揭露其罪恶，要人们认清它的巨大危害。

然而，在看到斯大林主义的某些弊病甚至罪恶时，罗曼·罗兰却不顾事实对其公开颂扬，只在日记中悄悄吐露自己的疑虑、写下所见的某些真实情况，但随即，又千方百计为其找出种种“可以理解”也即“可以原谅”的理由。尽管只是略有微辞，但他仍生怕引起50年后的读者对苏联、对他的态度和观点的“误解”，所以在日记的最后，他再次强调：“当我重读这些笔记时，我感到担心，它们可能显得过于持批判态度，并使得把我当作兄弟的人们感到不愉快。我希望，将不会发生这样的事，那些将阅读我的日记的人们，能感觉到我对我所写到的人们的尊敬和依恋，我把刻画他们的个性特点作为自己的任务(况且我的分析可能是错误的)。我不希望，批评性意见以及对某些事情的某种克制态度会歪曲我的主要思想。我在作出总结时，说出了自己的有利于苏联和斯大林的政策的意见。目前这些政策包含某种消极的东西;这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打算都不可能没有错误(‘犯错误是人所固有的’)。可是，斯大林的政策所包含的积极的东西远远超过所有消极的东西。我丝毫不怀疑，世界更美好的未来是与苏联的胜利连在一起的”(第137页)。

今日读此文字，使人不禁哑然失笑。与他的担忧恰恰相反，50年后阅读他的日记的人们不是认为他对苏联“显得过于持批判态度”而反感，反而是对他对这些人物和体制的 “尊敬和依恋”感到遗憾，对他当时没有公开自己的某些批判感到遗憾。事实说明，他的担忧、他对历史的预测完全错误，这确使人感到历史的嘲讽实在过于残酷。当然，我们不必也无权嘲笑、苛责先贤，但这一切不能不使人心情格外沉重地进行一种历史的追问：这是为什么?否则，这段历史就是一片空白。

罗曼·罗兰从不缺乏勇气。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内“爱国主义”极度高涨，群情汹汹，举国滔滔，几到白热化程度。他却以一人敌一国的勇气果敢地站出来，坚决反对战争、反对“爱国”，甚至提出公民的责任是使自己的祖国战败，虽被骂为“奸细”、“卖国贼”，被万众怒斥而无所顾忌。很明显，并不是对一种外在力量的惧怕使他“不敢”对斯大林的苏联作出批评，而是一种道德性的内在约束使他噤若寒蝉。他确可说是欧洲，不，是全人类的良知，但在实际是以各种宏伟说辞为精美包装的罪恶面前，他的良知却完全“瘫痪”，所以他虽然看到了种种严重的问题，但又为自己会有这种“思想”而深感歉疚，更不愿意将其说出，生怕造成各种“不良影响”，甚至进一步为其找出种种 “可以理解”的理由。他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实际使任何罪恶都可以得到解释。罪恶一旦被开脱，罪犯便更加肆无忌惮。

其实，正是“人类良知”们的这种回避或自我欺骗，使更多的人被欺骗，因为他们不仅以自己渊博的学识、更以一种道德的力量深受芸芸众生爱戴和信赖。或许他们用心良苦，但终使悲剧更为深重。事实说明，他缺乏的并不是承认、说出真理的勇气，而是认识真理的理性，所以“良知”就被那些“宏伟说辞”轻易捕获。事实说明，无论真假，谁占有了那套“宏伟说辞”谁就真的占有了一种巨大的“道德优势”，而对这种说辞下的罪恶的揭穿反居“道德劣势”。罗曼·罗兰的同乡，法国作家纪德的遭遇，就颇能说明问题。纪德本是左倾作家，在没有到过苏联以前也曾对苏联充满憧憬，但他在1936年应邀访苏后立即敏锐地发现了当时的种种问题，与盲目歌颂斯大林和苏联的其他左翼作家不同，他回国后发表了《从苏联归来》一书，对苏联当时的问题作了坦率的揭露和批评。尽管纪德一再申明、表白自己是发自内心地为苏联好，相信苏联终归要克服他所指出的重大错误，因为“真理无论如何痛苦，它伤人，只为的要医好他”(纪德：《从苏联归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但他仍受到全世界左派的激烈围攻，一时间群情汹汹，被指为落后、反动、背叛。因此，对那类虚假言辞的揭露实际需要更大的道德勇气、更强的理性和智慧。

罗曼·罗兰可能万万不会想到，就在他写下这些日记半个多世纪后，曾经无比强大的苏联竟会轰然坍塌，彻底解体。苏联的灰飞烟灭原因当然很多，但像罗曼·罗兰这种有“人类良知”之称的人们明明看到了它的严重弊病，却出于自以为是“道德”的原因为其“讳疾忌医”，终于沉疴不治，无疑也是其中一个虽然不大、但并非不重要的原因。

但愿罗曼·罗兰这种事与愿违的悲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