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与“地球村”的故事（五）：欧洲“思想游记”

欧洲“思想游记”

（摘自《天生我才：冯骥才传》，杜仲华著，中国言实出版社）

又一个春天到来了。春天最初是闻到的。但今年不是在故乡，不是在天大冯研院，而是在遥远的欧洲——在浪漫之都巴黎，英国古都伦敦和巴斯，当年徐志摩吟诵过《再别康桥》的剑桥及牛津大学，他吸吮着春天的气息，用他那颇具磁性和感染力的嗓音，讲述着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成就、困境和应对方法，让关切着富裕起来的中国如何对待自己文明传统的西方人，知道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是有责任、有担当、有文化自觉和先觉的。

这是2013年。从3月19日到4月16日，近一个月的出访时间里，他不仅应邀发表多场精彩演讲，进行文化考察，还为中国年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亲自撰写电视脚本。与此同时，几乎每天晚上，他都要将沿途的所见所闻所思，用ipad记录下来，准备出一本文本独特、天马行空的“思想游记”。

在著名的伦敦塔桥前，他微笑着斜倚在一个蛋圆形的现代雕塑上。夫人顾同昭在照片上配上这样一行说明文字：“老冯在压力面前的做法是：尽量叫人看不出压力来。”

他第一次访问英国是在1981年。当时，中国作协派出“文革”后第一批作家出国访问，王蒙去德国，冯骥才去英国，蒋子龙去了南斯拉夫。

那次去英国，他写了一本《雾里看伦敦》，记述了他首访英国的见闻和感受。其后，他成为中国文坛一颗新星，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此番到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演讲，正值西方的复活节，学生都放假了，但仍有大批他的粉丝留了下来，特别是中国学生。他们从小就在语文课本上读过他的散文《挑山工》、《珍珠鸟》，近两年他的小说《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还进入了牛津大学的考试题。正是这种缘分，使他与学子们的交流十分融洽，在问答环节，他更是谈吐幽默，妙语联珠，令很多人文学科的博士生都在钦佩之余，表示希望学成回国做文化保护的“志愿者”。

在法国人文基金会组织的演讲中，他强调指出，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问题与西方不同：西方国家的历史传承多是线性发展的，我们是突然进入改革，一没有遗产观，二没有文化准备，三急于快速发展，同时又面临城市改造与城镇化等一系列现实矛盾，“但伟大的中华文明必须保护和传承，在这方面，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落后，是有责任、有担当、有文化自觉和先觉的，世界非遗保护是2003年开始的，而我们的地毯式文化抢救从2001年就开始了。”

特别令他吃惊的是，这些年他们在国内所做的事，海外学界竟然全都知道。演讲现场，一位法国学者告诉他，他主编的二十二卷本《中国木版年画集成》，就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这使冯骥才感到十分欣慰。

冯骥才还介绍了中国文化保护的做法。他说，十年中，我们对56个民族的民族民间文化进行了全面调查，基本摸清了家底，确定了保护措施，取得了丰硕成果。目前，国家有了《非遗法》，进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的有1219项，省级8500项，再加上市县一级，总体超过万项，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充分证明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博大、历史悠久和多元特色。

他同时也坦承，当前中国文化保护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古村落的消失和瓦解，其速度之快是我们想象不到的：2001年全国有361万个村落，到2010年就锐减到270万个，十年中消失了90万个，平均每天消失近100个。

如何应对这一局面？他说，2000年，他到法国进行考察交流，学到不少法国人保护文化遗产的经验，回国后倡导了中国的非遗抢救；时隔十年，这次回来又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古村落的调查、认定与保护。

“我上次来60岁，这次来已经70岁了。”

他的话吓了老外们一跳，说看不出来呀。

“我也经常忘了自己的年龄。忘了自己年龄的人永远年轻！”

从巴黎到诺曼底，从索姆河到加莱，从伦敦到爱丁堡，他每到一地，都要参观考察各种博物馆和名人故居，以及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巴黎，艺术至上》、《维也纳情感》、《乐神的摇篮》、《倾听俄罗斯》……几乎每次出国，他都会有相应的著作面世。

这次出国，他还做了一件过去从未做过的事——用ipad写作。每天晚上端着它，像写日记似的将所见所闻所思记录下来。它不同于一般触景生情式的游记，而是一种断想式的，随想录式的、不拘一格的文本与文字，范围涉及艺术史问题、民族心理问题、中西方文化差异问题和各种社会问题，所以被他称之为一本“自由自在的思想游记”。

探访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故居吉温尼时，他发现这个地方的风景色彩丰富又独特，而且具有一种模糊性和朦胧美，十分契合莫奈绘画的气质。莫奈1883年定居于此，直至1925年在这里辞世，必定只有这块土地才能给他以特定和不竭的灵感。这便引出他关于艺术家与其生活地区关系的深层思索。甚至法国人的外貌特征，也是他饶有兴味的研究对象：法国人的脸正面窄，侧面宽，衣着与人一样松弛潇洒，注重颜色协调，不爱花里胡哨，很少穿名牌；今年流行烟囱一般细细缠在腿上的瘦裤子，多为墨黑，长筒靴；无论男女都喜欢单色长围巾，以保护他们的长脖子……

他的“四驾马车”展览后，不少人不知他是如何将四件事穿插在一起的，问他：你每天到底怎么个活法儿？他想通过这本书，通过这一个月，使读者知道他是怎么活着的，知道他的心灵和思想是自由的、不受约束的。

在他的欧洲之行中，还遇到一个节外生枝的难题，一个充满挑战意味的插曲。

在法国西部诺曼底二战遗址考察时，他突然接到国内一个电话：我国计划将中国木版年画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求十天之内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送材料，材料分为三部分：一是申报文本，二是中国木版年画代表作图片，三是一部介绍中国木版年画动态的纪录片。

接完电话他就上火了，因为他在万里之外，等于“隔山打牛”呀，一件事没法直接使上劲儿该怎么办？但作为中国民协主席、中国木版年画抢救和保护工作的组织者，这个额外的“官差”他责无旁贷。

于是，旅途中的他开始用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进行“遥控”：首先是邀请十年来一直与他共同做年画保护的向云驹、潘鲁生、赵屹等撰写文本，初稿完成后传来，由他审定；其次是根据他对中国木版年画的记忆和了解，列出一个图片清单，请天大冯研院的工作人员和研究生搜集好从网上发给他，再一遍遍筛选，最后确定了最具代表性的十幅精华之作；第三件事是他要亲自撰写一个《中国木版年画》纪录片的脚本，然后请央视导演张子扬协助拍成中英文两个版本的电视片。

接到电话的当晚，他便写出了脚本初稿，翌日清晨睡醒后忽然想到脚本还有问题，又修改了一遍。脚本传给导演，导演做出样片发给他，他提出修改意见，导演再修改润色……就这样反反复复先后做了六版才定稿。最后一稿是他在从爱丁堡到伦敦的飞机上完成的。

还有一个难题：在国外只能用ipad无线上网，所以往来文件的传输很不方便，此外还有一个时差问题。于是当地的旅店里便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幅画面：每当夜阑人静时，一位高个子的中国人手里抱着一台ipad，静静地坐在大堂的沙发上写作和发送文件，神情是那么专注，有时干到凌晨两三点钟。而天一亮，他又行色匆匆地踏上新的旅程。

冯骥才此行的目的之一，是考察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状况，以及西方现代博物馆近年来的发展变化。他从巴黎出发，先后参观了法国西部的诺曼底二战博物馆、索姆河一战博物馆、皮卡第艺术博物馆、里尔美术舘，以及加莱市政厅前著名的罗丹雕塑《加莱义民》，然后穿越英法海底隧道前往伦敦、爱丁堡和巴斯，沿途还探访了诸多名人故居博物馆，如莎士比亚故居、勃朗特姐妹故居、史蒂文生故居、奥斯汀故居等。其中，也发现了一些特别令他惊奇和感动的故事。

世界上文学博物馆的主角都是作家，但位于伦敦贝尔街21号的福尔摩斯博物馆的主角，却是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笔下一位虚构的人物。馆内完全按小说中的描写进行布置，有大侦探福尔摩斯的办公室、助手华生的工作室，所有实物细节都力求再现时代和生活的真实，使人恍如进入小说所营造的特定环境氛围中，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文学的魅力、人物的魅力。在冯骥才看来，这种博物馆堪称一种创造，在全世界都十分罕见。

还有一件事让他深受感动。1992年，温莎古堡着过一次大火。古堡内藏有大量稀世之珍，如达·芬奇、伦勃朗、荷尔拜因的名画，都有被火舌吞噬的危险。这时，周边很多居民自发驾车赶来，七手八脚将这些世界名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等大火扑灭，最后清点归位时，馆藏艺术品一件未少。他想：这就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软实力不是一个随便说说的名词，而是实实在在的国民素质的体现。

此次欧洲之行，除了收获和感动之外，也有让他气愤的时候。在法国，他看了两个以收藏中国和亚洲艺术品为主的博物馆——吉美博物馆和赛努齐私人历史艺术博物馆。凭着他多年收藏古代艺术品的经验，他看出这两个博物馆中，有相当一部分藏品是近年来从国内走私出去的，包括青铜器、汉画像砖、汉唐彩陶和壁画以及历代佛造像等。西方博物馆中收藏的中国艺术品，一部分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掠夺走的（如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一部分是旧时代从民间流失出去的。此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文物走私活动较为猖獗，一些文物流失海外的情况也较严重。他呼吁国内的有识之士，把流失海外的文物买回来捐给国家。他还身体力行，买了三件盛唐时期的彩陶，陈列在天大的博物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