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过·陪伴者专栏】国宝贝：我的精神科陪诊笔记

图源：Pixabay

我的陪诊和陪伴经验，来源于患者求医问诊的第一线。2020年新冠疫情期爆发，许多外地病友因为疫情封控措施无法来京就医，我通过线上途径帮助了上百位外地病友与北京几十位副主任医师以上的专家对接进行视频问诊，同时也开始尝试亲自陪伴患者就诊，往返于安定医院、北医六院、回龙观医院等知名精神科门诊。

今天，我整理了这几年来的陪伴过的部分病例，希望通过简洁的病例描述，分享我的经验，同时，也能够为更多抑郁患者和家属提供参考。

从药物治疗到功能康复

在北医六院的候诊室，李女士（化名）静静地坐着，手里攥着一张挂号单。她35岁，是一名重度抑郁症患者。几个月前，她几乎丧失了所有的生活动力，连起床洗漱都变得异常困难。她的姐姐带她来到北京，希望在这家全国顶尖的精神专科医院找到希望。

“医生给我开了一副SSR药物，还叮嘱我按时复诊。”李女士回忆道。经过几个月的药物治疗，她的情绪逐渐稳定，动力也有所恢复，但新的问题出现了：她发现自己无法重新投入工作，也难以参与家庭活动。每次复诊，她都需要提前一周挂号，候诊时间长达数小时，而医生的问诊时间却只有短短几分钟。“医生只开了药，没有时间和我多聊。”李女士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

我就向她推荐了首都医科大学安定医院的日间康复门诊。我给她发了一段康复中心的小视频，她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到北京体验。为了方便就诊，她特意住在医院附近的宾馆。两周后，她回到大连，顺利复工，并将因重度抑郁无法照顾的女儿接回了家。对于李女士来说，这是一个“happy ending”。

然而，康复中心的效果因人而异。对于北京的患者来说，虽然走完医保后一次课程的费用仅几十元，但许多患者的反馈却是作用不明显。我的经验是：抑郁患者千人千面，治疗方法也各不相同，很多时候甚至是“甲之蜜糖，乙之砒霜”。我的陪诊心得是：放开腿，管住嘴，尽量多出力帮外地病友多问几个医生，但患者和医生是否匹配，尽量尊重双方的意见，少插嘴，少废话。实在需要给建议时，尽量用事实说话，实事求是。

“精神疾病可以彻底根治吗？”

在北京顶级精神专科医院——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小张（化名）的故事则让我看到了希望。他今年20岁，是一名大二学生，两年前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

首次发作时，他情绪高涨、睡眠需求减少，甚至出现了过激冲动行为，疫情期间和社区布置新冠疫情封控的人员扭打在一起。 “当时我完全控制不住自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不让进小区我就非要进小区”。小张后来回忆道。

他的父母先联系上我，我指导他们先网上预约上医院的专家号，带他来到北医六院，医生为他开具了情绪稳定剂（丙戊酸钠），并建议他接受心理治疗。

经过两年的规范治疗和随访，我考虑他家里的经济情况，建议他利用他们当地大学里面心理中心的心理咨询是的资源，除此之外在一次一次帮他和北京医生视频问诊和后来帮他邮寄药品的过程中也加深了彼此的友谊，他的病情稳定，未再复发。

后来他告诉我：“我很幸运，是因为看了央视纪录片《我们如何对抗抑郁》，知道了张进老师和您，进而加了《渡过》的公众号，按图索骥找到您，医生也说我是早期就得到了诊断和治疗，预后才会这么好”。

我在兴奋之余，想说的实话是像他这样的患者并不多见。许多患者因为医疗资源匮乏或就医体验差，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其实时至今日中国抑郁症患者的识别率和就诊率仍然很低，正因为这一点，我更觉得科普精神卫生的重要性。

外地就医家庭的无奈和希望

北医六院、安定医院、回龙观医院作为全国范围都非常知名的精神科医院，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患者前来就医。大家都心知肚明，优良的公立医疗和学术平台对全国的优质医生资源的虹吸作用是其他地市级医院无法比拟的，然而，这种集中化的医疗资源分布也带来了现实困局，很多外地患者砸锅卖铁也要来北京找名医！

“我们是从山东来的，挂了一个星期的号才挂上。”一位来自外地的患者家属说道。在北京，像他这样的外地患者并不少见。他们往往需要提前数周甚至数月预约挂号，还要承担高昂的住宿和交通费用。 “每次复诊都是一场‘战役’。”

一位患者家长苦笑道。他提到即使挂上了号，候诊时间也常常长达数小时，而医生的问诊时间却只有几分钟。“医生只开药，没有时间听我们多说。”

这种就医体验差的问题不仅影响了患者的治疗效果，也加剧了他们的心理负担。许多患者感到自己被“忽视”，甚至对治疗失去了信心。

陪伴者能帮他做些什么呢？其中的核心点就是需要陪伴者通过真情实感让患者能够体验到被重视被理解，被信任被激励，就好比架在急流的独木桥，陪伴者就应该是扶助桥的人，稳住病友的情绪是陪诊和陪伴过程的重中之重。

除了理解患者的疾病，还必须理解患者的现实困难，除了观察患者的症状之外，更应该管住患者的情绪。这对于外地就医，并把专家当作最后救命稻草的患者来说尤为重要。

前面提到的一位家长，为休学一年多儿子来挂了北医六院知名专家号，听说通过黄牛化了2500元才挂上。 孩子回去之后，症状有很大改善，父亲情绪大好，和我交流病情时，让儿子也跟我说几句。

我说：“这次看曹主任，用的药作用这么明显呀”我问到。

“您还真信？！这次痛痛快快在北京玩了一周，去了我以前想去都没有去的地方，走得路多，也吃下去饭，晚上睡得也香，叔叔，药有时候都忘了吃，我也分不清是北京治了我，还是北京的医生治了我”。他给我低声嘀咕着。

焦虑患者药物干预与心理疏导的失衡

在安定医院的临床心理治疗中心咨询室，王女士（化名）的女儿正在接受认知行为疗法（CBT），她今年27岁，是一名焦虑症患者。

最初，她只是感到紧张和不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症状逐渐加重，甚至影响了她的工作和生活。 “医生给我开了抗焦虑药物，但我觉得光靠药物不够。”王女士说道。她曾尝试在社会上寻找心理咨询师，但发现许多咨询师对精神疾病的病理和药理了解有限，甚至有些只是“道听途说”。

“我感到自己被‘两头堵’。”王女士的语气中带着无奈。她提到，精神科医生更注重药物干预，而心理疏导则被建议由外部心理咨询师完成。然而，社会上的心理咨询师往往无法提供专业的支持。

听到我和王女士的对话，一位满脸焦虑的妈妈插进话来：“我女儿今年13岁，刚刚上初一，被医生诊断为焦虑症，医生开了药之后下了医嘱建议做心理咨询，可是到了这里心理中心又被告知孩子太小不适合做认知行为疗法（CBT），后来护士不耐烦了写着心理咨询师联系方式的纸条，让我们去社会上找，我已联系才知道，1500元一小时！”

其实不光是她们感觉着心理“堵”，我心里也“堵”，难道是只有名医才能治病？难道是高昂的收费咨询才能体现专业吗？

功能康复的多维度：如果回不到从前，那就安住当下

我曾陪同确诊双相情感障碍的赵先生在安定医院问诊数次。他今年40岁，原是南方某省民营医院的放射科医生。来北京治疗数月后，他的情绪逐渐稳定，但社交能力仍显薄弱。

“我现在能照顾孩子，也能和妻子沟通，但和朋友聚会还是困难。”赵先生坦言。他提到，功能康复是一个多维度过程——生活自理、家庭角色、学习工作、社交能力，这些恰恰是药物难以覆盖的领域，必须通过认知训练逐步改善。

深入交流后我进一步得知，赵先生过去因夫妻感情不和，常在下班后流连于夜总会这样的场所。在店员吹捧下，他一度冲动消费，导致欠下几十万元债务。“现在回想，这其实是双相典型症状之一。”病发后，他从躁狂期的挥霍转为抑郁期的沉默，社交能力骤降，甚至无法正常上班。

我联系到赵先生的家人，建议他们向医院领导说明病情。院方最终决定保留他的工作岗位——这个信号让他的心理压力瞬间减轻大半。

第二次来京复诊时，经他本人同意，我向主治医生详细反馈了他的债务压力和家庭支持情况。医生随即调整用药方案：减少情绪稳定剂剂量，增加抗抑郁药物。这一调整看似微小，实则将治疗重心从“防躁狂”转向“提抑郁”，精准契合了他当下的状态。一年后，赵先生通过努力工作与亲人接济还清欠款，逐渐回归稳定生活。

“不必追求每个维度都完美，能维持基本生活就是进步。”我介绍给他的王姓心理治疗师这样强调。我觉得其实抑郁症患者功能康复如同拼图：一次只专注解决一块。对患者而言，学会与不完美的自己和解，或许比“回到从前”更重要。

结语

时间一晃而过，从疫情爆发我开始尝试陪诊，至今已经将近六年，如今，我仍会在朋友圈为安定医院的医生、北大六院的治疗师，或是赵先生们的新动态点赞。

他们彼此单线联系，唯有我能看见这张人脉地图的全貌——那些深夜陪诊的对话、药物调整的细节、家属恳谈的焦灼……

我们之间的关系，或许终将从曾经的熟稔最终归于平淡，但那些我和患者以及患者家属寻医问药共同跋涉的痕迹，早已成为照亮彼此的微光，带领我们走向人生开阔地！

文字编辑：瑞宽

作者简介：

国宝贝

渡过星级陪伴者，渡过北京同城会及运动群群主，渡过北京跑团团长

曾在知名媒体从事采编工作十余年，2018年患重度抑郁住院治疗，经历克服病耻感，就医，住院，出院后积极自助，逐渐稳定了病情

愿与求助者们共同渡过人生的艰难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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