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做题家的精神困境：考上985，却不认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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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知识分子

作者：项飙

图源：Freepik

编者按

谁是陌生人？

“陌生人不仅仅是不认识的人。世界上从来都有无数我们不认识的人。如果不认识的人是遥远的，跟我们没有关系，那么他们并不一定成为一个议题，甚至不会进入我们的意识。意识到世界上有很多我不认识的人，而且这些人可能和我有关，这本身是一个现代现象。”

当"陌生人"从物理空间的陌路者演变为存在意义上的疏离者，这一概念已悄然成为理解现代社会的关键切口。陌生人不再是单纯指涉未曾谋面的他者——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肌理中，一种更深刻的"陌生化"正在发生：我们与熟人刻意保持距离，与亲密者渐行渐远，最终连自己都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

21世纪的陌生化浪潮呈现出双重悖论：技术让世界前所未有地紧密相连，但人际联结的密度却在持续稀释；制度体系给予现代人充分的安全保障，但精神世界的漂泊感愈演愈烈。从"断亲"现象中的代际疏离，到"爱无能"背后的自我怀疑；从都市白领的"周末恐惧症"，到深夜社交媒体的集体性失眠——这些症候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当传统的人际坐标系失效，我们如何在陌生化的洪流中锚定自我？

这种集体性的存在困境，构成了“你好，陌生人”系列跨界对话的思考原点，为深入解析这种时代症候，人类学家项飙老师发起跨越学科疆界的对话实验。有社会学者剖析制度性认同的断裂，也有画家用色彩解构城市人群的精神光谱，还有犯罪心理学家追踪陌生人社会的信任机制……这些多元视角最终凝结成《你好，陌生人》的主体篇章，试图在理论思辨与生活现场的交织中，寻找对抗异化的可能路径。

“小镇做题家”作为新世代的陌生人标本浮现于公共视野。在新书中，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项飙老师以这个群体为对象，阐述了他们的精神困境，也浓缩了一代人归属感的撕裂，本文重点围绕“小镇做题家”这个群体解读了他们的陌生人属性，重新理解“陌生人”，以下为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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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流动人口是20世纪后期中国社会中陌生人的代表，那么“小镇做题家”则是21世纪陌生人的一个典型形象。小镇做题家是2010年代在中国青年中出现的一种普遍的自我意识。小镇做题家是一个具有强烈反思性的自我指称。一方面，小镇做题家意识到自己是成功者，他们学业优秀，上了大学，落户城市，进入了中产阶层，实现了社会地位的跃升。另一方面，小镇做题家往往在工作和生活里感到无所适从、孤独和迷茫，明明自己通过努力获得了这个位置，却觉得这个位置不是自己的。小镇做题家和流动人口形成鲜明的对比。流动人口是体系（特别是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陌生人，他们无法从正式体系里获得生存资源，而必须在体系之外闯出一片天地。而小镇做题家是体系的自己人，他们一直受体系的高度认可，从体系里获得保障，在城市里他们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外来人口，但是小镇做题家却觉得自己不是生活的主人。

小镇做题家往往把自己的陌生感归因于出身背景：来自小城镇的他们没有见过“世面”，教育资源的匮乏造成他们社会和文化资本的缺乏。但是这不能够解释为什么小镇做题家的意识没有在以前出现。村镇出生的人在中国的革命和改革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们并没有这样的陌生感。相反，小镇背景往往被认为是一个优势。比如我们的对话嘉宾之一、艺术家刘小东，他的小镇背景是他创作和思想的重要灵感来源。而且，在20世纪末，城乡教育条件的差距明显缩小。2000年以后，全国范围的乡村撤点并校让大量的农村孩子进入县城小学，实行住校，他们的学习和娱乐方式和城市孩子没有太大不同。另外，小镇做题家的心态在很多城市出生的年轻人身上也有体现。小镇做题家的意识之所以引起广泛共鸣，正是因为它反映了很多人的心态，而不仅仅是某个群体的独特之处。

小镇做题家的自我陌生化，与其说是他们的特殊背景所致，不如说是他们长期背负的、要摆脱自己的背景的压力使然。不是乡村背景“不饶恕”他们，而是他们切断乡村背景的努力夺去了他们的从容，使他们不再能有力地运用自己的“生活世界”提供的资源。1990年代的流动人口虽然是城里的陌生人，但是他们有他们的老乡关系，他们与老家保持精神上的联系，他们有他们的生活世界；而小镇做题家往往是孤身作战的。小镇做题家从小就被告知：离开你的家乡是你要追求的目标，你应该把自己看作你的环境里的陌生人。他们熟悉城市环境和城市中产的生活方式，对自己的原生环境反而知之甚少。深圳大学的一名本科生在我的一场对话中讲道：

小镇做题家的宿命就是总觉得自己要离开自己出生的地方，而且要离开得越远越好，因为在出生的地方都是痛。家看似熟悉，也不熟悉。这一路下来没有跟任何一片土地产生真正的联系。上学期间，就是在一个非常孤立的生活空间，封闭管理。总是犹豫的，觉得不安全、不熟悉。觉得逃离就是我们的使命，这个鬼地方再也不想回来了。觉得生活不受自己的掌控，有一种彻底的无力感。

除了要逃离家乡，小镇做题家也一直生活在简化甚至切断生活关系的状态中。深圳大学的另一名同学在同一次对话中说：

（小时候）课业很繁重，没有什么社会化，父母就把我们抛给学校。生活的经验跟我自己的经历完全是分隔开的。父母在外面做生意的情况我完全不知道。那些不在这些好学校里读书的同龄人的情况我也完全不知道。自己就这样孤立在实际当中……觉得自己离自己的生活很远，没有办法理解这些人。觉得自己是怪物，也觉得别人是怪物。

小镇做题家的陌生化也可能和他们强烈的自我否定倾向有关。一位参加了“看见最初500米”工作坊的学员虽然本人并不是来自小镇，但是她对自己的勇敢剖析可能讲出了很多年轻人的心声：

父母、老师和自己构造出一个理想的人，这个理想的人非常强大，对自己非常厌恶，但他是假的人，他压抑了“我”这个真的自己，把“我”变成一个空心的人，所以形成无力感，不知道为什么会存在于这里。所以“我”的斗争真的是一种生死的斗争，就是觉得要不要存在的斗争。因为这个强大的“我”看着自己，是不愿意接纳自己的，自己如果不能够满足世俗的那些成功标准，就觉得自己没有存在的价值，不能被别人接纳。是的，“我”的底层逻辑就是自己不能够接受自己。现在的情况是不好的，“我”是厌恶自己的。我的厌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对象，或者厌恶自己的某一种性格，这种厌恶是很具扩散性的，就是觉得本来的自己什么都不好，只有努力的样子才是好的。不仅仅是在工作上、学习上，在颜值上、身体上、体重上都觉得自己不能接受，所以要去健身、参加各种培训班，要学习社交礼仪、学讲话。所以说，所谓“人设”，就是觉得本来的自己不好，需要重新设计一个人。

小镇做题家的陌生感，反映了社会生活“透明不透气”的特征。他们生活的透明性体现在，他们的成长轨迹和成绩符合体系规定的标准和预期，被毫无悬念地认可。他们体会到的不透气，体现在他们无法从容地表现个人的挣扎、犹豫和苦恼。他们获得了“认可”，欠缺的是“认得”。认可是系统根据既定的标准，评价一个人的成果，决定给予奖励还是惩罚。

认得，则是一个主体对另外一个主体的理解，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情绪、考虑、挣扎和历史的看见，它不涉及考验、判断和奖惩。认可是单向的，是系统对个体的判断，追求认可的个体无法对系统产生影响。而认得是双向的。认得必须通过双向的交流来实现；认得给人们带来的尊严感，不来自表扬和奖励，而来自交流过程的真诚性。认得的双向意味着，如果我们不认得别人，我们也不能够感知到别人对我们的认得。这也意味着，我们对自身价值的确认，不只来自别人对我们的认得，其实也来自我们对别人的认得。这是因为，在认得别人的时候，我们要把自己打开，要在唤起自己的经历和情感的过程中去认得别人。认得的“得”，不仅是指对别人有新的理解，也是指自己对自己有新的心得。我们对别人的认得、别人对我们的认得、我们对自己的认得，是浑然一体的。一个人如果只有光鲜透明的成绩，而没有可以述说的经历，那他不能被认得，也很难认得别人。而且，在长年追求认可的过程中，自己变成自己要动员和控制的对象，要压抑自己各种和学业无关的冲动，自己不再认得自己的自然感受，自己成为自己的陌生人。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认可取代了认得，更严重的是，认可成了认得的基础。“爱是有条件的”——你要证明你值得爱，爱才存在——是不少年轻人从小感到生活沉重的重要原因。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不缺乏爱，但是家庭、学校和社会灌输的爱的“条件感”让滋养变成了负担。而获得爱和认得的条件，就是要先获得认可。很多人之所以要牺牲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来追求认可，正是因为这是他们获得认得的基础——通过证明我是正常的、成功的，以获得关注、理解和爱。网名为KK的朋友（26岁，大学毕业后在公务部门工作，最近辞职）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从小浸淫在一种紧绷的氛围里。在亲情中，要偿还父母的牺牲；在学业或事业中，要把别人挤下去；在婚姻中，要维持伴侣心中的理想形象。似乎每种社会关系都有一套要求，无法达到标准的人，就会失去被倾听与被爱的资格。”在我们的线上交流中，他提到了吴谢宇的案子：“从农村到北大，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他。他没有别的可以抓住的东西，他自己的上进心、努力学习、证明自己，是唯一可以生存的理由。他母亲是证明的对象。他的生命被这样的证明耗尽，杀死母亲是他的终结（无止境地追求认可和认得）。”当认可成为认得的基础，亲情可能变得格外沉重。吴谢宇也许是默尔索的镜中像。默尔索疏离了他的母亲（“我母亲在今天去世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这是我们听到的默尔索的第一句话），拒绝社会对他的判断，认为人的存在毫无意义。默尔索在疏离和抵制社会关系的过程中陌生化。吴谢宇依附于母亲、依附于社会，不断得到认可，他在追求认可和获得认可的过程中将自我陌生化。吴谢宇，是我们这个时代悲剧性的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