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鲁迅的孤独和绝望，在于以为靠读书人可以改造国民性

鲁迅要改变国民性，也就是要改变中国世俗性格的一部分。他最后的绝望和孤独，就在于以为靠读书人的思想，可以改造得了，其实，非常非常难做到，悲剧也在这里。（阿城）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一厢情愿

作者：阿城

“五四”的时候有一个说法，叫“改造国民性”。

也许有办法改造国民性，比如改变教科书内容曾改变了清末民初的读书人，所以民初有人提倡“教育救国”，是个稳妥可行的办法，只是中国至今文盲仍然很多。

但通过读书改造了自己的“国民性”的大部分读书人，又书生气太重，胸怀新“礼”性，眼里揉不进砂子，少耐性，好革命，好指导革命。

我在云南的时候，每天扛着个砍刀看热带雨林，明白眼前的这高高低低是亿万年自然形成的，香花毒草，哪一样也不能少，迁一草木而动全林，更不要说革命性的砍伐了。我在内蒙亦看草原，原始森林和草原被破坏后不能恢复，道理都就在这里。

我后来躺在草房里也想通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一厢情愿，而且它们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关系都不是，皮、毛到底还是可以分开的。

糟粕、精华是一体，世俗社会亦是如此，“取”和“去”是我们由语言而转化的分别智。

鲁迅要改变国民性，也就是要改变中国世俗性格的一部分。他最后的绝望和孤独，就在于以为靠读书人的思想，可以改造得了，其实，非常非常难做到，悲剧也在这里。

所谓悲剧，就是毁掉英雄的宿命，鲁迅懂得的。但终其一生，鲁迅有喜剧，就在于他批判揭露“礼下庶人”的残酷与虚伪，几百年来的统治权力对这种批判总是扑杀的。

我在这里讲到鲁迅，可能有被理解为不恭的地方，其实，对我个人来说，鲁迅永远是先生。

我想来想去，怀疑“改造国民性”这个命题有问题，这个命题是“改造自然”的意识形态的翻版，对于当下世界性的环境保护意识，我们不妨多读一点弦外之音。而且所谓改造国民性，含“礼下庶人”的意思，很容易就被利用了。

中国文化的命运大概在于世俗吧，其中的非宿命处也许就是脱数百年来的礼下庶人，此是我这个晚辈俗人向“五四”并由此上溯到宋元明清诸英雄的洒祭之处。

世俗既无悲观，亦无乐观，它其实是无观的自在。

喜它恼它都是因为我们有个“观”。以为它要完了，它又元气回复，以为它万般景象，它又恹恹的，令人忧喜参半，哭笑不得。

世俗总是超出“观”，令“观”观之有物，于是“观”也才得以为观。

我讲来讲去，无非也是一种“观”罢了。

▲ 阿城，原名钟阿城，1949年出生于北京市，中国内地作家、编剧。出版文学作品有《棋王·树王·孩子王》《遍地风流》《闲话闲说》等，担任编剧作品有电影《芙蓉镇》《小城之春》《刺客聂隐娘》等。

鲁迅看透的国民性真相：这四大弱点至今仍刺痛我们

{文}山野村夫

鲁迅毕生都在思索中国国民性问题，这源于他对中国未来走向的深刻洞察。1905年，他就提出“立人”才是中国立国的根本，所谓“立人”，核心在于塑造具有个体精神自由的人。在鲁迅的认知里，现代文明绝非物质丰裕、科技先进或建立议会民主制度就能实现，唯有个体精神自由得以确立，中国才称得上真正步入现代文明。正是这份对“人”的关注，尤其是对人精神世界的聚焦，成为贯穿鲁迅思想的主线。

在鲁迅的剖析下，中国国民性存在四大突出弱点：奴性、对生命的漠视、瞒和骗，以及处事的不认真。

关于奴性，鲁迅将中国历史概括为“一治一乱”的循环。“一治”是百姓安稳为奴的时期，“一乱”则是连奴隶都做不得的动荡岁月。他曾感慨，革命前自己是奴隶，革命后又陷入新的奴隶陷阱。日本友人增田涉发现，“奴隶”一词在鲁迅生活与创作中频繁出现，可见这一概念深深烙印在鲁迅心中。鲁迅还发现，中国人存在三重奴隶状态：一是传统统治者和传统文化的奴隶；二是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及西方文明的奴隶；他曾寄希望于第三种文化，期望能让民众成为命运的主人，然而在社会实践中，却又发现了新的奴隶关系，出现革命工头、奴隶总管等现象。

在对生命的漠视方面，鲁迅对中国社会作出两个严酷论断。其一，他认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存在“食人”现象，“吃人”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大饥荒年代真实发生的人吃人惨剧；二是打着革命旗号的杀戮；三是更为隐蔽的精神层面的“吃人”，即剥夺人的个体精神自由。鲁迅感慨，由于中国人数量众多，生命常常得不到应有的珍视，对生命的漠视成为中国国民性中根深蒂固的弱点。

鲁迅更犀利地指出，中国犹如“文字游戏国”（《逃名》），国人多是“做戏的虚无党”（《马上支日记》），群众永远是看热闹的“戏剧看客”（《娜拉走后怎样》）。社会话语充满矛盾与虚伪，人们心口不一、言行相悖，彼此明知是谎言，却仍维持虚假表象。打破这种“说谎游戏规则”的人，会被群体视为异类排斥。这种风气催生出“瞒和骗”（《论睁了眼看》）与“不认真”两大弊端：人们逃避现实问题，粉饰太平；以游戏态度对待一切，鲁迅担忧长此以往，国家将在这种“哈哈一笑”中走向衰败。

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极具特色。一方面，他没有将矛头仅对准普通民众，而是同样严厉地审视知识分子。他认为，若要推动启蒙，首先应唤醒知识分子，且他将自我也纳入批判范畴，在《狂人日记》中发出“我也在吃人社会之中”的自省，坚决涤荡自身灵魂的“鬼气”。

另一方面，他在批判中也积极发掘国民精神的闪光点。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鲁迅强调不应被表面繁华迷惑，要看到“地底下”的力量。

他说：

“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

鲁迅这里说的“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有确信、不自欺”就是中国国民性的内在力量，尤其是我们今天要讨论重新建立国民真精神的一个精神资源。他们信念坚定、从不自欺，即便默默承受苦难，依然坚守抗争。这些精神品质，是中国国民性的内在支柱，更是重建国民精神、延续民族希望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