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的使命——1945年中央文库“千里调档”始末

从1927年中央文库设立到1949年上海解放，在这22年的漫长岁月中，先后有10余位中共地下党员前赴后继、舍生忘死守护着党的“一号机密”。他们“誓与档案资料共存亡”的坚定决心和视死如归的革命气节，感人至深，令人敬仰。在他们用生命守护“一号机密”的过程中，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千里调档”的传奇故事。

“缺失”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文件

在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和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党内外形势逐渐好转。因此，中共中央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收集党的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给预定于1941年上半年召开的七大准备材料。

1941年5月29日、30日，中央秘书处连续在《解放日报》上刊登《征求文献启事》称，“本处急需：一九三〇年九、十月间中共三中全会决议案，及一九三一年中央苏区党代表大会决议案各一件。在延同志如有此二文献或其一者，请从速寄交中央秘书处材料科，当以解放社出版之任何书籍五本奉酬”。尽管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征集，但搜集到的材料还是很不齐全。

与此同时，在八九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建议把他正在审核的为七大准备的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汇编成册，供高级干部学习与研究党的历史用。12月，从各地收集到的文献经过毛泽东编辑、由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合订成的《六大以来》正式出版。《六大以来》有汇集本、选集本两种版本。其中，《六大以来》汇集本分8个专题，共收录历史文献519篇，《六大以来选集：党内秘密文件》则是毛泽东有意识地挑选了86篇文献编辑而成。

《六大以来》（下）封面及出版说明

1980年，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档案馆修订后再次出版了《六大以来》一书，出版说明中这样写道，“《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一书（分上、下两册），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在延安编印的。全国解放后，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于一九五二年四月在北京再版，并在内容上作了如下变动：……增加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由此可见，在1941年底《六大以来》出版之时，并未收集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那么，如此重要的档案文献后来又是如何被找到的呢？

中央文库保管员陈来生秘密调档

1942年2月至3月间，党中央多次致电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希望他们利用当时自身的有利条件帮忙找寻包括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决议等重要文件，但一直没有结果。

1942年7月，陈来生将中央文库的档案分批转移至新闸路944弄庚庆里内的一间阁楼保管。图为新中国成立后拍摄的该处房屋的照片。上海市档案馆藏

1945年，党中央向华中局情报部发电报，说明需要调阅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等重要会议文件。不久，陈来生便收到了中央文库领导人吴成方送来的一份秘密调阅中央文库档案的目录。据陈来生回忆：“文件内容只记得有一份是中共中央96号通告，一份伍豪（周恩来）署名的文件，其他已记不起来。”

陈来生接到调档任务后，一分一秒也不敢耽误，立即回到家中开始查找。他叮嘱家人加强警惕，自己爬上阁楼，拆开夹墙木板，根据陈为人写的《开箱必读》和分类目录，认真核实，一一翻查。待找齐党中央需要的档案后，他并未直接将档案交给吴成方，而是“按目录把调阅之文件抄成副本，交给吴成方转中央，原件仍留‘文库’”。接着，吴成方把抄写后的副本转交给在党内被誉为“全能特工”的刘人寿。

虽然党中央所需的档案副本已经准备就绪，但怎样才能通过敌人的重重关卡安全送达延安呢？

千里送档 机智化险

当时，从上海到延安需要跨越千里，而途中又有日占区和国统区，想把这批档案文献副本安全送达延安，简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刘人寿经过深思熟虑，最终想出一条妙计。他决定用微型照相机对这批档案文献进行逐页拍照，然后将全部底片卷起，外面包上锡纸，做好防潮保护，再找一只大号干电池，取出内芯，将包好的胶卷塞进去，外面照原样用火漆封住，放进手电筒里，以此躲避敌人的搜查。

刘人寿将伪装好的手电筒交给交通员何荦，由他来完成此次运送任务。当时，何荦差不多每个月都要在上海与淮南抗日根据地之间往返一次，经验十分丰富。他接到刘人寿交给的手电筒后，便照着藏有密件的电池，又买来两个一模一样的放在一起作掩护。他怀揣“良民证”，随身携带了几件衣服和日伪报纸，以旅游者的身份前往根据地。他途经镇江清乡检查站时，两个汪伪警察百般刁难，要求搜身检查，指着手电筒说：“你这个是违禁的不好带！”何荦明白他们是想敲诈要钱，赶紧说:“这样吧，你们辛苦了，我也不知道，你们拿去两节好了，帮帮忙。”敌人得到好处后，何荦才得以安全脱身，将这批缩微胶卷送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

当时，华中局情报部还没有缩微胶卷的放读机，何荦和交通员沈月箴就用一面放大镜，边读边抄。经过一番认真抄录，60多张胶卷最终被整理成文稿，通过电报发至延安，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将这些文件摘录主要内容在《中央电讯》上进行刊载，供党政军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

历经艰辛 护“档”周全

这次“千里调档”的曲折与艰辛，也让党中央更加意识到中央文库安全的重要性，决定在国共和谈尚未破裂之际，让长期负责情报工作的刘少文筹划将中央文库全部库藏迁往延安的事宜。

刘少文到上海后，立即与领导中央文库的吴成方取得联系，由吴成方通知陈来生预做准备。据陈来生回忆：“1946年夏天吴成方通知我，说中央决定把‘文库’分批搬到延安，要我买两只航空皮箱，先运两箱去延安。运的方法是由我交吴成方，吴转交给中共中央代表团上海办事处运往南京，用专机空运延安。”由于这次调档并没有具体的目录，吴成方也未告知陈来生先运哪些，后运哪些，于是陈来生就在文库中随机抽装了两箱文件送到吴成方家。

刘少文带着这两只皮箱，出现在由上海飞往西安的国民党客运飞机上，然后转道去了延安。到延安后，他立即将这两皮箱5000余份重要文件交给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并就中央文库继续搬迁的具体事宜与秘书处处长曾三进行了商议。

然而，随着国共和谈的破裂，全面内战的爆发，打破了原来的计划。1946年9月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邮寄文件的规定》中特别指出：自卫战争已打响，今后再“利用飞机为我们传递秘密文件是不可能的”。自此，中央文库的调档、转运工作也暂告结束。此后，陈来生在上海继续保管着那些未及转移的中央文库档案，直至上海解放。最终，他将这批珍贵的档案全部完好无损地交给中共中央。

（来源：“档案春秋”微信公众号。原文载《中国档案报》2025年5月9日，总第4286期第二版。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编辑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