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工难活的时代，意大利还给得起希望吗？

在世界许多国家试图吸引并留住年轻人才的当下，意大利却正经历一场“无声的出血”：大批年轻人持续选择离开本国，奔赴他乡。

·工作不是没有，而是“太穷”

意大利La legge per tutti网站报道，每年的统计数据不断勾勒出一个令人忧心的现实：意大利正在经历一场“无声的出血”，最具潜力的年轻人才正悄然流失。这一趋势引出一个根本性的疑问：意大利还有真正属于年轻人的未来吗？这个国家还在意他们的存在与理想吗？又该如何阻止这场正在上演的“集体出走”？

如今，答案似乎愈发明确：意大利正在失去他们。年轻人移民已不再是少数人的选择，而是一场席卷全意的系统性离开。2010年，仅有2.1万名意大利年轻人因学习或工作前往国外；而在去年，这一数字已飙升至超过9.1万人。

不同于以往的“无工可就”，如今促使他们离开的，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工作已变得“越来越贫穷”。这些人所追求的，是基本的尊严——一份体面的薪水，以及在本国早已遥不可及的购买力。他们走的，是一条为了未来而不得不选择的路。

事实上，新冠疫情之后意大利的就业率呈现上升趋势，但这并未带来预期中的社会改善。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有没有工作”，而在于“工作的质量与回报”。年轻人离开的根本原因，是意大利薪资水平在欧洲处于低位，且远远落后于持续上涨的生活成本。

这一趋势在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通胀高企之后愈发明显。当物价节节攀升，工资却停滞不前，年轻人所能掌握的实际购买力迅速缩水——移民潮因此骤然加速，并非巧合。

数据显示，2022至2024年间，意大利25至30岁年轻人的实际工资（剔除通胀因素）相比前十年平均水平下降了3.5%；而对于31至40岁人群，这一降幅更是达到5%。这意味着，一种结构性的“贫困化”正在扩散，尤其冲击着那些刚踏入职场、正试图构建人生基础的年轻一代。

·意大利的工资相比其他欧洲国家到底有多低？

意大利的低薪问题并非近几年才浮现，而是长年累积的结构性顽疾。即便最新的欧洲统计局数据仅更新至2022年，依然足以揭示意大利与其他主要欧洲国家之间的薪资鸿沟。

以意大利经济支柱之一的住宿与餐饮业为例，2022年该行业的年平均毛工资仅为2.6万欧元，而法国为3.1万欧元，荷兰则达到3.2万欧元，差距高达5000至6000欧元。

在需要更高技能和教育背景的行业中，这一差距更加明显。教育行业的数据显示，意大利的年均薪资为32700欧元，法国为40700欧元，德国甚至高达53200欧元。超过2万欧元的落差，不仅揭示了薪酬体系的系统性滞后，也从根本上解释了为何如此多的专业人才选择离开意大利，另寻出路。

·为什么意大利工资跟不上通货膨胀？

意大利工资长期停滞的根源，在于劳动合同制度的系统性失灵。作为一个由小微企业主导的国家，意大利有超过400万家公司员工少于10人。这些企业通常缺乏与工会就工资和福利进行“第二层级”企业合同谈判的能力和资源，只能依赖部门层级的“全国集体劳动合同”（CCNL）。

CCNL原本旨在通过由企业组织（如工业联盟Confindustria）与工会之间的谈判，保障工资能够随着生活成本进行合理调整。然而，如今这一制度早已名存实亡。

最突出的问题是，CCNL合同一旦到期，极少能在合理时间内完成更新。往往需等待数年，而这期间工资冻结，却必须面对不断上涨的物价，导致实际购买力迅速流失。

几个典型案例便揭示了这种制度失灵的严重性：金属机械行业（涉及超过200万名工人）的合同于2023年到期，至今仍未更新；大型零售业合同同样自2023年起处于停滞状态；社会服务行业，如为老人、残障人士及遭受暴力女性提供援助的工人，其合同于2023年1月失效，直到2024年1月才重签。

·全国集体劳动合同更新为什么总是这么慢？

这种合同更新的长期延误并非偶然，而是一种制度化的“冷静算计”——背后隐藏着既定的政治与经济利益逻辑。

在公共部门，政府有意拖延合同谈判，目的是暂时减轻财政压力，即便这意味着以牺牲公职人员的合法薪资增长为代价，换取账面的财政平衡。

而在私营领域，企业雇主组织则往往利用合同空窗期压低人力成本。他们延迟谈判，期待在未来签署新协议时，能避免为过去数年的工资滞涨“补课”——即不支付通胀期间员工实际损失的全部购买力差额。

这一制度设计本是善意初衷。1993年，时任意大利总理的钱皮（Carlo Azeglio Ciampi）推动建立了全国集体劳动合同制度，目标是将工资调整与预期通胀率挂钩，以保障劳动者的购买力。然而30年后，这一机制已经严重偏离初衷。

如今，真正承担制度失效代价的，是两大群体：中产阶级和年轻人。在高通胀、低工资增长的背景下，他们正面临实际收入的持续缩水，不得不在理想与生计之间做出艰难选择——其中一条路，就是离开意大利。

Ai制图

·“就业增长”真的是好消息吗？

政府往往将就业增长视为政绩宣传的重点，但必须追问：新增的到底是怎样的工作岗位？

如果这些新增岗位大多集中于低薪、低附加值的行业——如大规模旅游业或零售服务业——那么所谓的“就业增长”不过是一种掩盖结构性脆弱的数字幻象，根本无法构成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路径。

事实上，这种贫困化就业不仅无助于提升国家整体生产力，还阻碍了高质量人力资本的培养。结果是，真正具备技能和潜力的年轻人，越来越倾向于离开意大利，到那些能给予他们合理报酬和发展前景的国家另谋出路。

·有替代方案吗？如何打破恶性循环？

答案其实早已写在他国的经验之中。以韩国为例，其工业化进程的一个关键，是通过政策保障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从而吸引并留住大量高素质人才进入制造业与高科技行业。这一战略引发了生产率提升、技术积累与国民财富增长的良性循环。

与之相比，意大利却陷于一个截然相反的逻辑：低工资拉低生产率，生产率不足限制薪资提升，最终人才流失进一步削弱了经济潜能。这种“低薪—低效—失才”的恶性循环，已成为意大利经济体制最深层的困局。

（意烩原创，翻译：莎莎，编辑：舒廖，图片 来源：Pixabay网，转载请注明意 烩：oushital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