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之镜”：“0和1”正在重构一个比现实更“真实”的世界 | 社会科学报

当今，数智技术的泛在性正在为人类营造着供其生存的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数据之镜”已成为人类存在的场域。由于人类的意识真实与镜像真实息息相关，打破“数据之镜”意味着人类要戳破人类中心主义的幻想，认识到数据特殊的“真实性”以及其背后盘根错节的资本逻辑，如此人类才能肩负起数字社会转型的责任，并应对数智时代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原文 ：《解码“数据之镜”的幻相》

作者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闫宏秀/教授 杨映瑜/博士研究生

图片 |网络

伴随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的飞速发展，作为生产要素的数据，一方面深度重塑了全球经济格局和社会结构，另一方面也全方位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存在样态、认知方式以及表征世界的方式。在世界不断数据化的进程中，数据逐渐拥有了本体论的意涵，并形成了一面与自然界互为映照的“数据之镜”。

01

正在淹没和窒息有意义的真实

人类的意识真实与镜像真实息息相关。自古以来，人们就试图通过镜像认识自身。从古希腊神话中因沉溺水面倒影而溺水身亡的美少年那喀索斯（Narcissus），到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所提出的“镜像理论”都是有力的证成。事实上，从人类认识自身的历史来看，如同人类通过镜子反观自我一样，媒介本身一直作为一种介质发挥着居间作用，并影响着世界呈现于人类面前的方式。

“仿真性”

数智时代的“数据之镜”以前所未有的“分辨率”无远弗届地“仿真”整个世界，人类很难再分辨出“数据之镜”所呈现的镜像究竟在何处、何时、何地，又是不是真实的。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如此描述数字技术使人类所进入的“仿真”秩序：“这就是只有‘0和1的二进制系统那神秘的优美’，所有生物都来源于此；这就是符号的地位，这种地位也是意指的终结：这就是操作仿真。”在这里，世界坍缩为由数字模型和符码构成的虚拟图像。例如，从数据获取层面来看，通过传感器、摄像头、扫描仪等设备，人类可以捕捉到真实世界中物体的几何形状、物理特性、运动规律等数据，这些数据为后续的建模和仿真提供了基础；从数据生成层面来看，数字孪生技术通过利用物理模型、运行历史等数据，在虚拟空间中完成映射，从而反映相对应的实体装备的全生命周期过程，这种虚拟体与现实实体保持高度的同步和一致性，标志着人类对于镜像“完全真实”的追求迈上了新的台阶。

人类对于物理世界的感受，无论是视觉还是听觉，也都可以被数据仿真替代。图像不再是肉眼分辨的色彩，而是矢量像素；音乐无须用真实乐器演奏，而可以由合成器通过调节节奏、音色和音量等参数来制作。此时，“数据之镜”依托技术逼真地摹写现实世界反而造成了真实的缺场。在未来，随着数智技术的迅猛发展，“数据之镜”的仿真性或许使数据所造的事物比真实事物还要“更真实”。在那时，物理意义上的真实将让位于“仿真”，从而形成数智时代的新景观。易言之，媒介复合将意味着真实世界与数字世界的边界愈加模糊，人类的感知和认知、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都将迎来嬗变。

“失真性”

在仿真性的对立面，“数据之镜”亦能呈现“失真性”，表现为数据在采集、处理、传输、存储等过程中，各种原因导致的数据内容发生改变或与实际情况存在偏差的现象。数据失真主要源自如下两种因素，一是技术和环境因素。例如，测量设备的精度不足；传输和存储过程中，出现信号衰减、信道干扰、存储介质老化等；数据处理方法不当，算法的错误或逻辑运算的失误导致数据的错误处理和输出。二是人为因素。例如，数据录入错误、故意篡改数据、为了迎合某种目标或期望而有针对性地调整数据等。

“数据之镜”的失真性会带来双重风险。一是决策失误。当今，基于大数据驱动的决策方式已经成为常态，一旦数据失真必将引发极为严重的社会后果。二是信誉丧失及法律风险。一旦数据失真被公开或被发现，相关个人或机构的信誉可能会丧失，失去公信力的主体极易掉入塔西佗陷阱，程度严重者甚至会导致社会体系的不稳定，且数据失真会涉及法律问题，从而引发法律纠纷。因此，在面对“数据之镜”时，我们不可尽信数据所呈现的镜像。

“创真性”

在波德里亚看来，技术创造了一种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的“真实”，它是人类才能创造的“超真实”，这种不能在现实世界找到完全对应原型的超真实，事实上就表征着“数据之镜”的“创真性”。数据既可以创造出现实世界不存在的事物，如各类3D建模和动画技术创造出的虚拟环境和虚拟角色，又可以源自现实世界并超越现实世界，例如，元宇宙将成为由人类世界映射并最终超越现实世界的虚拟世界。或许在未来，虚拟世界将比真实世界“更真实”。

创真性的危险之处在于，它可以以真实性的形式创作出失真性的内容。如今，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AI换脸”“深度伪造”的门槛越来越低，这也导致各种假新闻、假信息充斥于信息环境，而普通用户很难分辨这些内容是否由人工智能生成。虚假信息会爆发式传播并需要被辟谣，这样的“反转新闻”耗费了人们过多的注意力，也消耗了社会最基本的信任。如果任何人都能出于自身的某种利益而制作此类“似是而非”的信息，那么人类社会整体会在虚假与真实中摇摆不定，这将加剧不同价值观群体的撕裂。进一步而言，由创真性产生的失真性内容将会淹没和窒息有意义的真实，沟通、传播的本真性将无处可寻。为了避免创真性负面作用的泛滥，人类应当警惕数智技术对真实本身的异化。

02

人的主体地位逐步退场

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认为，如今的哲学思潮就是“数据主义”（Dataism），“一切可以测量的都应该被测量；数据是透明可靠的透镜，让我们过滤掉情绪化和意识形态；数据将帮助我们做一些非凡的事情，比如预测未来”。基于此，数据成了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并隐形地控制人类的意识形态，出现了无论是理性抑或感性皆可化为数据被计算的大规模实践，并且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在伦理层面的存在场域中，人的主体地位逐步退场，数据、算法、机器则愈加显现于这个场域。

“数据之镜”打破了人与数据的主体边界，取而代之的是人与数据合二为一的媒介复合形态。数据通过各种数字设备（如智能手机、传感器等）被收集和分析，为人类提供了超越感官限制的信息，而通过健康监测设备收集的心率、血压、步数等数据，人们能够更准确地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同时，技术本身在具身情况下具有隐匿自身的特性。对于人类而言，数据构成了其日常生活经验，而数据本身在人与“数据之镜”的耦合中已经退场，完成了海德格尔的“切近的上手事物的特性就在于，它在其上手状态中就仿佛抽身而去”。

随着数据自主性的增强，人类与数据的关系可能发生变化。例如，在自动驾驶汽车中，数据系统能够实时收集和分析车辆周围的环境数据（如路况、行人、其他车辆等），并作出驾驶决策，从而与人类形成一种新的互动关系，即“它异关系”，这是伊德提出的四个“人与技术”关系中唯一具有“离身倾向”的关系，它也指明了“技术发展的一种宿命可能性——与人类的撕裂和对立”。换言之，“数据之镜”极大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效率，但同时带来了新的挑战和问题，如数据安全、隐私保护、法律责任、道德困境等难题。

数据的无处不在，使其既作为人类生活的背景，又加快了自身与人类合而为一的复合形态的生成进程，从而形成了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都无始无终的“无镜之镜”。

03

数智时代的人技契约

当今，数智技术的泛在性正在为人类营造着供人类生存的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数据及“无镜之镜”已经成为人类存在的场域。在日常生活中，商贩如果不开通支付宝、微信等，顾客很大概率会因没有现金而拒绝购买其商品；主体面对技术很难谈得上“自愿使用”，因为人类一旦拒绝技术则意味着自身被排斥在技术秩序之外。一旦纯粹的技术逻辑占了主体地位，人反而会“被技术拒绝”。特别是当人被要求通过技术方式证明自己是人的时候，人的主体性地位显然需要技术来进行背书，而这种背书看似是在利用技术确立人的身份，实则恰恰开启了人被技术校准甚或人被技术反向认证的历程，此时，人类的主体性与技术的“排他性”进入一种神奇的较量状态，且这种较量的一种结果就是人沦为“他者”，完全的技术主导使技术丧失了人文底色，也使人类丧失了生而为人所需要的尊严与关怀。而且，“数据之镜”的物质性存在依赖庞大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这背后需要雄厚的资本投入。作为普通用户，其话语权根本无法与平台资本的话语权抗衡，因此数据平台成了利用“数据之镜”反向凝视用户的实际控制者。

构建新的人机（技）契约，打破“数据之镜”带来的场域迷失

人与“数据之镜”所形成的具身关系已经将人类肉身与数据融合为人-机共生的媒介复合形态。因此，无论是个体感知还是社会运行，都应采取一种新的价值逻辑，即在情感、信任、社会等方面进行人与机器的价值对齐。从“数据之镜”的真实性角度看，人类应当将其所映照出的镜像视为一种混杂了仿真性、失真性、创真性的复合真实形态，它的“形”非常像人类及社会状态，但其“实”不能完整地等同于“真”，唯有在此认识之上，人类才能杜绝不假思索、全盘式的信任，而与“数据之镜”达成协商式、情景式的信任。

就普通用户而言，使用者伦理是走出“无镜之镜”的技术封建主义困境的必由之路。应鼓励用户以“积极伦理的态度学习、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并在此之上不依赖，甚至是警惕技术的负面影响；从消极伦理角度出发不以个人隐私换取某些便利，加强个人道德修养并节制地使用技术”。因此，必须辩证地看待数智技术，并在此基础之上推动建立新型人机（技）信任关系，从而构建有利于打破“数据之镜”带来的场域迷失、促进人机（技）和谐共处的人机（技）契约。

尊崇“以人为本”，突破“数据之镜”主体性纠缠

人机（技）共生的逻辑应当尊崇“以人为本”的理念，而非技术至上主义。“以人为本”呼唤着人文关怀，特别是对人类弱势群体的关注，这就要求技术在设计之初就要确保人的主体地位，而非为了经济利益最大化而选择效率优先、降低成本等来牺牲人的体验，从而使人简单粗暴地被技术拒绝。目前，在数智技术的发展路径中，用户引导、无障碍设计、适老化技术等具体的技术实践当中已将上述理念予以体现。

从技术外部监督的逻辑来看，数据的特殊性要求个人权利与资本利益应当达到某种微妙的平衡。数据既具有经济性，即数据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与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并列，它能够转化为有价值的信息和知识，进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又具备人身性，即包含数据的个人信息权益属于精神性人格权。由于这两种性质天然地存在矛盾，在现实生活中难免会发生平台侵犯个人数据、数据安全受损、数据垄断等案例。为了平衡这两者的关系，一些国家已经作出了多种尝试。例如，数据确权，即通过明确数据的权利性质、权利内容和权利归属，使得个人能保护自身的数据权益，同时使个人利益能与整体数据利益有效协调，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数据公地悲剧。对个人用户与数据平台权属内容进行合理分界，推动数据资源的优化配置乃至社会福祉的最大化将是数据治理的必由之路。

总而言之，打破“数据之镜”意味着人类要戳破人类中心主义的幻想，认识到数据特殊的“真实性”以及其背后盘根错节的资本逻辑。毋庸置疑，这将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过程，它需要人类超越对数据的片面理解和过度依赖，认识到其背后的技术多面性和利益多元性，如此人类才能肩负起数字社会转型的责任，并应对数智时代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数字化未来与数据伦理的哲学基础研究”（23JZD005）阶段性成果]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56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 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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