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历史、科学与虚构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 年 4 月 14 日—1975 年 10 月 22 日）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历史形态学派代表人物。以下是关于他的详细介绍：

**家庭背景**：出生于伦敦一个历史学世家，父亲是医生兼社会工作者，母亲是历史学家，伯父也是历史学家。他的名字是为纪念早逝的伯父（阿诺德·汤因比，1852 年 - 1883 年）而起。

**教育经历**：曾就读于温切斯特学院，1907 年进入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专攻古代史，1911 年毕业后加入雅典考古学院成为研究生并前往希腊考古，回国后留校担任研究员和学生导师，研究及教授希腊和罗马古代史。

**工作经历**：1912 年成为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上古史教师及研究员；1915 年起在英国外交部情报司工作；1919 年出席巴黎和会，后任伦敦大学历史学教授等职；1925 年任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部主任、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历史研究教授；1943 - 1946 年任英国外交部研究司司长；1955 年退休。

**《历史研究》**：历时 40 年完成的 12 卷巨著，自 1921 年开始酝酿，1961 年完成。提出文明循环兴衰理论，分析多种文明的产生、发展、顶峰及衰落过程，挑战传统西方中心论和线性历史观。

- **文明形态理论**：倡导“文化形态史观”，认为人类历史表现为若干不同的“文明”，每个文明都要经过“发生”“成长”“破坏”“崩解”和“死亡”5 个阶段，且文明的灭亡可通过明智措施防止。他认为人类历史上出现过 20 多种自成体系的文明，当时世界上还存在西方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文明、东亚文明等，这些文明在哲学意义上同时代且价值相等。

- **“挑战 - 反应”模式**：认为历史是由各种社会力量的挑战和反应推动的，这一理论使他能更好地理解历史的动态性，而非将其视为孤立事件。

对于我们思考的对象，其中包括人类的生活现象，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察和呈现方法。第一种是验证和记录“事实”,第二种是通过对已确认的事实予以比较研究来阐明“一般规律”,第三种是以“虚构”的形式对这些事实加以艺术再创作。一般认为，验证与记录事实是历史学的方法，在这种方法范围内的现象是诸文明的社会现象。阐释一般规律是科学的方法，在人类生活的研究方面，科学学科是人类学。在科学方法的范畴内，现象是原始社会的社会现象。虚构是戏剧和小说的方法，现象在这种方法的领域当中是指人类个人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一切，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基本上均可找到。

然而，在这三个研究部门之间，三种方法的分布状况并不像设想的那样合适。例如，历史学并不关心记载人类生活的全部事实，它把有关原始社会的社会生活的事实弃之不顾，由人类学从中阐发该学科的“规律”。它把有关个人生平的事实交给传记学——尽管几乎所有个人的生平都令人非常感兴趣和具有重要意义，似乎值得一一记载，但这些生平却始终不属于原始社会，而属于处在文明进程中的某个社会，这些社会则一向被认为是历史学的领地。因此，历史学涉及人类生活的部分事实而非全部事实。另一方面，除了记录事实之外，历史学也求助于虚构，也利用规律。

历史学同戏剧和小说一样，都是来自神话。神话是一种原始的理解与表现形式——它就像儿童听到的童话故事或成年人的梦境一样——在虚构和事实之间没有划出界线。比如，有人说如果你一开始把《伊利亚特》当作历史来读，你将会发现它充满了虚构：同样，你一开始把它当作虚构来读，你将会发现它充满了历史。所有历史与《伊利亚特》都相似到如此程度，它们不可能完全避免虚构成分。仅仅对事实加以选择、安排和呈现属于虚构领域的方法。

流行的看法坚持认为，如果一个历史家不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也不可能是一个“伟大的”史家，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吉本(Gibbons)和麦考莱(Macaulays)¹较之“枯燥乏味的学者”(drysdusts,由沃尔特·斯科特发明的一个名词，他本人的某些小说比他的任何历史著作都显得他是一位更伟大的历史家)来说，是更伟大的历史家，虽然后者避开了前者因较多的灵机一动而引起的事实不确。无论如何，要想连续写两行历史叙述而不使用诸如“英国”“法国”“保守党”“教会”“新闻”“舆论”之类虚拟词汇，几乎是不可能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⁵把虚构的演讲和对话置于历史人物的口中，从而将这些人戏剧化，但他的直白尽管较为生动，却并不比现代人在表现驳杂的舆论景象时那种处心积虑的“隐喻说法”要多一些虚构成分。

另一方面，历史学还利用一些辅助学科的方法为自己服务，用它们来阐释关于文明社会而非原始社会的一般规律，这些学科就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

我们想说明(虽然这对我们的论点并非必需),如同历史学不能不使用科学和虚构的方法一样，科学和虚构也绝不可能仅仅局限于使用它们自己的方法。所有科学学科都要经过这样一个阶段，即唯一的活动在于确认和记录事实。人类学正是从这个阶段脱胎而来的。最后，戏剧和小说除却有关人与人关系的虚构之外，并不表现为完全的虚构。倘若它们果然如此的话，它们的作品就与亚里士多德的称赞——“比历史更真实、更智慧”——大相径庭，而变成一堆荒诞无稽、令人无法忍受的胡思乱想。当我们称一个文学作品为虚构作品时，我们的意思是说不能与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人对号入座，也不能与事实上发生过的任何特定的事件划等号。

实际上，我们是指这个作品里有一种虚构的人物场景。如果说我们没有指出这个场景是由可信的社会事实构成的话，那只是因为它似乎是自明的，以致我们认为它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事实上认识到我们所赋予一部优秀小说的最高赞语是说它“忠实于生活之真”,“作者显示出对人性的深刻理解”。更具体一点说，如果一部小说涉及一个虚构的约克郡羊毛制品厂主的家庭，我们可能会称赞作者，说他显然对他的西区纺城了解得一清二楚。

无论如何，关于历史学、科学和虚构方法之间的这种亚里士多德式的区分，总的说来还是有效的。如果我们再次审视这些方法，我们恐怕就会明白为何要这样说，因为我们将发现在处理数量不等的“资料”时，这几种方法就适用性而言可谓各有千秋。在一个恰好是资料稀缺的研究领域，核查与记录特定的事实便可能是一切。在资料众多而无法一一列举、同时又没有多到不能加以考察的研究领域，阐明与制定规律就既可行，也有必要。在资料无以数计的领域，被称作虚构的艺术创造和表现形式是唯一可以利用或值得利用的方法。在这里，正像在三种方法之间一样，我们遇到了数量上的实质区别。这几种方法在处理数量不等的资料方面效用是不同的。我们能否在三个研究领域发现资料的数量实际存在着相应的不同么?

我们从对个人关系的研究开始，这是一个虚构的领地，我们立即可以看到，只有极少数人，他们的个人关系具有适合于记录特定的个人事实——我们称之为“传记”——的题材。除了这些极少的例外，在个人关系领域研究人们生活的学者面对的是无数普遍熟悉的人生经验，要想无一例外地把它们全都记录下来的想法不过是无稽之谈，对于这方面规律的任何阐释都是令人无法容忍的迂腐与粗浅。在这种情况下，资料不可能得到富有意义的体现，除非在某种符号系统中才能够如此，这种符号系统提供了一种有限条件下的有关无限的直觉知识，这种符号系统就是虚构。

在涉及数量时，我们现在已发现，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即虚构的方法通常用在对个人关系的研究当中。让我们再来察看一下，对于研究原始社会一般采用的制定规律的方法以及研究文明社会所采用的发现事实的方法，我们能否找到类似的解释。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这两种研究涉及的是人的关系，但不是我们熟悉的那种每个男女、孩童个人直接经验范围内的关系。人类的社会关系是超出了个人可能接触的最大范围之外的关系，这种非个人的关系是通过被称作“制度”的社会机制来加以保持的。没有各种制度，社会就不可能存在。社会本身实际上就是最高级的制度，研究社会和研究制度之间的关系不过是同一回事。

我们立刻就能看到，研究人们之间建立的制度关系的学者们所面对的资料数量，要大大少于研究人们之间个人关系的学者们所面对的资料数量。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与研究原始社会相关联的、记载着制度关系的资料数量，远比研究“文明”社会的资料数量多得多，因为已知原始社会的数目超过650个，而我们对那些处在文明进程中的各个社会的考察，使我们能够辨识出的数目最多也不会超过21个。目前的650个例证，足够我们的学者开始有关规律的制定之用了，远没有必要采用虚构的方法。另一方面，仅仅知道12个或24个例证的学者，除了罗列史实便什么也做不了了。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正是“历史学”迄今为止所处的阶段。

乍看起来，说研究文明的学者掌握的资料为数过少，而我们研究现代史的史家又抱怨他们的史料多如汗牛充栋因此无所适从，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但是，有一点始终是毋庸置疑的，这就是最高级别的史实，有关“可以认识的研究领域”以及历史可比较单位的史实，对于科学方法、阐明和制定规律的需要而言，始终是微不足道的。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冒险尝试一下，其结果就体现在这部节略本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