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农业特色通识教育——国际经验与南农方案
南京农业大学原副校长 董维春
通识教育源于美国，继承并发展了自由教育（博雅教育）思想，适应了科学高度分化和国家现代化需要。在新农科建设中，南京农业大学实施了以“南农八门课”为核心的农业特色通识教育，“通专结合”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一、通识教育与古典自由教育的区别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中国《礼记》中对教育宗旨的描述。在一般语境中，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与自由教育或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经常混用，其实这是不同社会背景下的教育思想，有必要加以厘清。自由教育源于古希腊，由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目的是在城邦社会中培养自由民。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后，欧洲古典大学打破了中世纪大学经院哲学传统，英国发展了绅士教育和科学教育，法国提出了国民教育思想，德国兴起了研究型大学。美国在继承欧洲传统基础上创新，将古典主义与实用主义结合，形成了高等教育的美国模式，提出了通识教育，以1828年《耶鲁报告》和1945年《哈佛红皮书》为代表。通识教育是在科学高度分化和国家现代化背景下提出的，核心是“通专结合”，一方面吸收了古典自由教育“以人的发展为中心”思想，另一方面适应了学科分化与国家现代化需要，诠释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教育的目的是促进人与社会的双重完善”。
二、中国高校通识教育的发展阶段与主要问题
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形成了综合性大学与单科性学院办学格局，成为后续教育改革的“路径依赖”。建国初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以“专业教育”思路培养各类高级专门人才，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改革开放后，中国加快了现代化建设进程，高等教育和经济社会都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单科性专业教育已经难以适应新型人才需求。上世纪末，国家推进了文化素质教育，成为通识教育的基础。新世纪初，中国高等教育开启了大众化进程，系统引进了美国通识教育思想，但还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为：通识教育功能定位与教学方法缺乏认知，综合性大学通识教育模式并不适合行业特色高校，通识教育课程与公共基础课程经常混淆，专业课程教学方法被简单移植到通识课程教学等。在新时代，高等教育要适应教育强国需要，在大众化基础上如何保护和发展精英教育成为时代命题。在卓越拔尖计划和新农科等“四新”建设背景下，通识教育应该具有多样性和中国特色。
三、农业特色通识教育的“南农方案”
农耕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已有一万年历史。农业发展经历了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三个阶段。原始农业以采集和渔猎生活为特征，生产力水平较低。传统农业以经验和技术为主，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现代农业则广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要适应人口规模巨大和人与自然的和谐。改革开放后，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已经从单科性农学院逐步发展为多科性农业大学和行业特色研究型大学。农业强国建设需要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城乡融合和学科交叉融合，通过新农科建设，形成中国特色的高等农业教育体系。南京农业大学在研究世界和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发展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农业发展和校本实际，对通识教育进行了系统改进，提出了农业特色通识教育概念。农业特色通识教育是多样性通识教育的具体表现，是在吸收通识教育一般模式基础上，在“农业特色”上做文章，以“通专结合”的思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以“南农八门课”为核心的农业特色通识核心课程，系统建设了六个大类（文学艺术、历史研究、社会分析、哲学方法、科学探索、外国文化），40多门通识核心课程，其中三分之一是农业特色课程（如世界农业文明史、大国三农与乡村振兴、农业伦理、生态文明、丝绸之路等），学生按六个大类分布选修八门课程（即南农八门课）。2015年以来，农业特色通识教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形成了农业特色通识教育的“南农方案”，2024年得到了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专家的肯定。同时，与“金善宝书院”结合，通过金善大讲堂、科研训练、创新创业、耕读教育和国际访学等一系列荣誉课程，以“通专结合”的方式培养农科拔尖创新人才。
（本文系作者在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之平行论坛新农科 2.0 建设与创新人才培养论坛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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