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大汉帝国解体的前奏

如果有机会作一个普遍调查，中国人对中国历史的知识，大概要以三国时代最丰富。这一点，使我们不能不特别感谢《三国演义》这部不朽的小说。明清以来，《三国演义》不但是民间最流行的读物，士大夫也差不多都能熟读成诵，这主要是由于《演义》在大纲大节上并不违背事实。

几百年来，《三国演义》真正发挥了“时间机器”的巨大作用，不知载过多少中国的男女老幼飞回三国时代。因此，虽已两千年之远，我们却常常感觉这个时代就近在眼前，有时竟比明清好像还要亲切。

许许多多的中国历史小说中，为何《三国演义》的吸引力特别经久不衰？为何后世的人对这一时代的人和事特别感兴趣？这不能不使我们想到，三国时代在中国史上也许占着一个非常关键性的地位，值得从不同角度作一番概括了解。

一

《三国演义》开头便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们虽然不再相信这个历史的必然论，然而“分”确是三国时代最主要特征。更重要的是这是中国真正统一后的第一次大分裂，且分裂局面持续四个世纪以上。要想抓住三国时代在中国史上的中心意义，首先便要认清造成这一次大分裂的历史因素。

汉末才女蔡文姬《悲愤诗》的开头是这样的：

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详。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

这几句诗，恰好可以看作汉帝国分裂的前奏曲。灵帝中平六年（189）外戚何进和宦官势力作殊死争斗，因而召董卓入朝。第二年（献帝初平元年）以袁绍为首的关东州郡便起兵以讨董卓，大一统的汉朝从此走上四分五裂之路。

但最值得注意的是“来兵皆胡羌”，它透露了中国长期分裂的一个重大关键。董卓是凉州陇西郡人，从小便和羌人、胡人（匈奴）往来，早已成了一个羌胡化的汉人。他带到洛阳的兵都是凉州人，其中有大批羌胡。他本人的种种残暴行为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也是羌胡的文化特征。董卓使我们看到东汉晚期的凉州（当时也称“关西”）早已变成羌胡化地区，和关东的文化状态完全不同。郑太对董卓说：“关西诸郡颇习兵事，自顷以来，数与羌战，妇女犹戴戟操矛挟弓负矢。”也有人指出：“凉州寡于学术，故屡致反暴。今欲多写《孝经》，令家家习之，庶或使人知义。”这个想法固然可笑，但可见凉州的儒教文化确已十分衰微。

所以东汉自二世纪初以来，朝廷便不断有弃凉州的提议。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呢？一方面是自武帝以来汉代便不断以“内属”方式把长城以外的少数民族---匈奴、羌、乌桓等---迁到长城以内，让他们建立自治的“属国”，受中国官吏如校尉、司马之类的监督。这个政策在东汉更是大大发展。因此到了二世纪，中国从西北到东北的治边郡县已不知有多少胡人集团（西南边区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则是这些少数民族本身也一直在发展和繁衍之中，因此不断向中国本土迁移。东汉的凉州便是在西羌和其他胡人逐步内迁的情况下变成胡化地区的。羌人的人口增长特别快，人口压力也是使他们大量涌入中国的重要原因。整个三国时代，这个趋势有增无减，因为打仗需要兵力，善战的少数民族正是兵力的一大来源。曹魏和蜀汉都有大批胡兵。西晋初年的江统说：“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关中尚且如此，边境可想而知。

汉帝国竟有这许多戎狄集团存在，破裂可以说无可避免。五世纪罗马帝国也是因为许多日耳曼蛮族的杂处而终于导致大一统的解体，其过程与汉晋的瓦解如出一辙。五胡乱华虽爆发在晋初，但其端倪已见于汉末，董卓领羌胡兵进入洛阳确是富于象征意义的历史事件，中古中国的长期分裂便从此开始。

二

汉帝国在二世纪下叶，内部到处都出现裂痕，中央朝廷的权威也在一天天低落。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造反，宣告“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表示下层民众对汉朝的“天命”已失去信仰。

黄巾以黄天为号召，大概是因为他们信仰的天神是“中黄太乙”。黄巾曾给曹操写过一封信：“昔在济南，毁坏神坛，其道乃与中黄太乙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汉行已尽，黄家当立。天之大运，非君才力所能存也。”这是因为曹操早年在济南时曾“禁断淫祀”，和“中黄太乙”之道相合。可见黄巾所建立的是一种有系统而具排他性的民间宗教。同时在四川陕西一带又有张鲁的五斗米道，南方也有于吉，传说和《太平经》有关，孙策的部下和宾客都信仰他，致为孙策所杀。所以三国在中国宗教史上也有划时代的意义，所谓道教即在此时成立。

中央朝廷权威的下移在社会和政治两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东汉晚期，社会上已形成许多独立于朝廷之外的势力集团。最早和董卓对抗的袁绍，即是一个典型的“四世三公，门多故吏”的大门阀。在这些有力的社会集团中，门生故吏主要只对举主效忠，心中并不把朝廷和皇帝看得很重。当时有一种流行观念叫作“仕于家者，二世则主之，三世则君之”---为私家效力的人，传到第二代已把私家看作主人，到了第三代君臣名分便永远确定了。

汉代的郡太守本来便总揽地方一切大权，因此太守和属吏之间是一种直接的君臣关系。顾炎武说：“汉人有以郡守之尊称为本朝者”。这是说，地方属吏的“朝廷”其实是郡府而不是汉庭。这种制度发展下去当然便成为地方向中央闹独立的情势了，所以东汉晚期有“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的谚语。

汉代郡比较小（全国郡数超过一百），还不足以形成地方割据。但到了东汉末叶，十三州的刺史由监察的职务变成领郡的实权长官---州牧，又因拥兵而加将军称号，这样一来，地方割据终于无可避免。曹操、刘备和孙权等人都曾拥有过“州牧”的头衔。

东汉后期的舆论权则掌握在一个新出现的“名士”阶层之手。这是从太学清议逐渐发展出来的。当时政治人物的声望并不靠汉庭的官爵，而是靠“天下名士”的品题。如李膺号称“天下楷模”，只要被他容接便是“登龙门”。朝廷禄位远比不上“名士”一句话。

这正是权威从政府下移至社会的明证。这一情势一直延续到建安时代，曹操和刘备都是“天下英雄”，但前者因为许劭评他是“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另一说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便“大悦而去”；后者因孔融求救于他，竟受宠若惊：“孔北海乃复知天下有刘备耶？”

三

三国分立的前夕，大一统局面显然已经崩溃。“汉朝”这块招牌虽然在争霸的群雄之间还有一点剩余价值，但事实上已没人真正想恢复那个失去了“天命”的王朝。曹操晚年曾下令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恐妄相忖度，言有不逊之志，每用耿耿。”这是奸雄欺人的话，自知已不可能统一天下，说漂亮话罢了，但“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则是实情。以曹操的聪明和经验，当然已察觉到当时中国是在无数离心力的激荡之下，这个“合久必分”的天下大势不是短期内所能扭转过来的。

不但曹操明察及此，诸葛亮和鲁肃也英雄所见略同。诸葛亮的《隆中对》把天下三分的局面预言得清清楚楚，以致引起读史者的怀疑，以为是事后的附会之说。其实鲁肃的看法也和诸葛亮完全一致，他劝孙权不可“迎操”，指出“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畔”，又力主以荆州借予刘备，共同抵抗曹操，这和《隆中对》所言曹操“不可与争锋”以及孙权“可与为援而不可图”，几乎如出一口。王船山《读通鉴论》特别把诸葛亮和鲁肃看作三国鼎立的关键人物，真可谓千古之眼。

这里特别使我们看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当时分裂之局已成，非复人力所能改变，但分裂之终于形成魏蜀吴的三国鼎立，则不能不归功于人谋了。

四

三国是中古人才最盛的时代，其所以然者，和汉代大一统的解体有关。王纲解纽带来了思想解放，自汉末至三国，定于一尊的经学已越来越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所以道、法、名理各种古代学派都复活了。名教之所以受人攻击，正是因为以前的许多禁忌被打破，孔融的“跌荡放言”和曹操的“不信天命”便是思想解放的有力证据。

无论是学术思想、宗教、文艺还是社会风气，汉晋之际都有突破性发展，战国以后，中国人的思想从没像三国时代这样自由活泼过。说思想解放为三国人物提供了发挥创造力的背景，不算夸张。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这两句诗不妨移作三国颂，因为三国的人才，恰恰是不拘一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