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鸦片战争，清廷的战与和

道光十二年广东连州爆发民变，两广总督李弘彬率军弹压却大败而归。清廷一番调查后发现，不是反贼厉害而是官兵已被鸦片霍霍成废物了。于是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兴起，鸦片战争也随之而来。

其实一开始是没有“主和派”或“主战派”的，因为清廷压根就没有考虑过禁烟会不会诱发战争。当时朝堂争论的只是禁烟的具体手段，应该“弛禁”还是“严禁”。

弛禁派认为堵不如疏，不给缓冲的强禁会适得其反。他们也觉得烟土是个高价值商品，可将其纳入管制营销（严禁官兵购买）并征税，这样能扩大朝廷税源。严禁派则认为再不快刀斩乱麻，大清将无兵可用，当全面禁绝并以一年为期“不戒者杀”。

由于道光一直拿不定主意，禁烟事宜就等于被暂停了。直到道光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给皇帝算了那笔著名的账。简单来说若不全面禁烟，大清每年至少要外流（不是税赋减少）白银2000万两。

虽已定下主意，但道光还是不愿意直接表态，他命军机处将黄爵滋的奏折廷寄给各省督抚、将军并收集他们的意见。在这个过程中，第一个“主和派”出现了，此人就是道光帝。

一些封疆大臣在回复皇帝时提到了一个问题，禁绝鸦片有可能跟外夷发生贸易争端，进而诱发战争，朝廷有何应对？虽然此时道光没觉得煌煌天朝会败给外夷，但他真心不愿意打仗。

至乾隆朝后期，受生产力以及管理制度的限制，清廷可直控的领土基本达到极限，因此也失去了开疆扩土的欲望。而对于一个农业帝国来说，战争的收获也就是安全和土地。

另外古代普通民众并没有我们当下这种民族国家意识，对朝廷的期许“很低”，对朝廷的忠诚也很低。民众无所谓谁当皇帝，更在乎能不能吃饱穿暖。只要朝廷不过度劳民、伤民，就能长久统御（集权两千多年持续愚民的成果）。

换句话说这时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不仅成为浪费钱粮的亏本选择，高昂的军费负担甚至会动摇清廷的统治。因此维持现状并尽量不征战的“守成”，就成了大清的治国理念，嘉庆帝还专门写过《守成论》示谕皇子和朝廷大臣。

作为登基时立志要循父皇守成之道的道光，自然也不想随意开战了。如果不是受当年八月京师尼姑庵“聚众吸食烟土宣淫案”的刺激，道光不见得会下定决心并委派林则徐前往广州禁烟。

注：京师尼姑庵案的涉案人员全是勋贵和朝臣，如铁帽子王庄亲王奕诓、辅国公溥喜、镇国公绵顺，内务府、理籓院、刑部的郎中、主事等。

鸦片战争正式开打后，道光虽然谕旨上说得严厉，“痛剿英夷 … 务使该夷片帆不返”，但受守成思想的影响，他还是想尽快以“和”结束。因为大清没有追到英人老家也要打服它的打算，道光也不会天真的认为，一仗就能让英夷臣服。

但这时道光想议和也不会暗示近臣更不会表露出来，因为这时朝廷上下是一水的主战派。原因很简单，“战”才是天朝上国的气质。这个时候谁敢站出来讲和，马上就会陷入人人喊杀的境地。

英国人北上塘沽，并遣人将照会上呈清廷后，道光意外发现了一个机会。他逮住照会里“英国主调派水陆军师，前往中国海境，求讨皇帝昭雪申冤”这句，故意给林则徐扣上办事不利而扩大边衅的帽子。

然后委派琦善前往广州代替林则徐招抚英夷。琦善明白皇帝的意思，所以他到广州后不久就与英人议定了《穿鼻草约》。只是草约（未签定）的内容，此时的清廷根本接受不了，所以道光只得将琦善革职问罪，以平主战派之怒。

其后随着战争的持续，第一波主和派规模产生了。并不是这些人有“先天投降圣体”，而是他们大多有着共同的经历，在前线负责战事。

例如闽浙总督颜伯焘，一开始就是“战”不离口。他不仅要求严惩在广州失利的靖逆将军爱新觉罗·奕山，还主动请战。朝廷不许可，他就在厦门积极备战，铸造400门岸防炮、部署了5680名守军并征募9274名协勇。

“若该夷自投死地，惟有痛加攻击，使其片板不留、一人不活，以申天讨而快人心”，可以说颜伯焘天天盼着英国人来打。但道光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英人击碎了颜伯焘的幻想。

在颜伯焘的亲自督战下，英军只用一个小时就把鼓浪屿上的三处炮台打熄火，两个小时就抢滩登陆，四个小时后厦门陷落。最后颜伯焘除了抱头痛哭，就只能下令撤退了。可以说这是颜伯焘战前根本就想象不到的敌人，而且直到病亡，耿耿于怀得他也没复盘出战胜英军的方法。

被他嘲讽的奕山跟他差不多，率援兵（17000人）刚到广州时意气风发，“使逆夷片帆不返”。到达广州的第五天，奕山就率一万精锐夜袭英军舰队，打算效仿赤壁故事一战定乾坤。英军不仅轻松打醒奕山，还反推清军并攻击广州外围的高点。

至24日将广州城外各要点拔除后，英军开始持续炮轰广州内城。对于如何保广州，城里的官员将领只能面面相觑。最后奕山和随军参赞大臣隆文、杨芳想到的办法是，甩锅林则徐（在任时未积极筹划防务）并和英人议和。

注：林则徐虽被流放新疆，但待遇一直不错，而且很快就被免罪起复。琦善的经历跟林类似，先是被判抄家和斩监候，很快就被道光改为从轻发落（军台效力）。道光心里清楚他们都是背锅侠

和他俩相似的还有不少，如耆英（广州将军）、牛鉴（两江总督）、奕经（吏部尚书兼扬威将军）、怡良（继任闽浙总督）等。而清廷准备近半年的浙东之战，更是让不少没上战场的朝廷官员转变了态度 ……

可以是说这些主战派都是被英军给“打成”主和派的。除了笑话他们贪生怕死，不能不考虑战场上跨时代的差距带给他们的绝望感。

这种跨时代的差距大到什么程度，我说个坚船利炮之外，大家不怎么注意的地方。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远征军高峰时只有1.8万人（海陆合计），而清军高峰时投入了25.8万军队。但战争期间最主要的11场战斗中，大部分是英军在以多打少。比如彻底压垮清廷的“镇江之战”，英军投入6997人、清军守军只有1600人。

原因不仅仅是英军灵活应用海路机动性更强，还有清军的组织体系相对于英军太过原始。

受限于生产力、管理制度等，清军不仅日常部署分散，而且也非常缺乏动员装备（不是战马，是后勤载具）。这让各部清军不具备快速集结和远程调度的能力，需要地方府衙配合提供载具、役夫等。

注：清军绿营在非战时需要配合地方府衙执行治安任务（类衙役），常常一协（四千）士兵被分散到七八百个驻点。

同时受限于落后的军事理论，到清朝时还没有形成后勤独立管理的理念。所以各地府衙也几乎不可能有序配合清军的调度（从A到达B， B还没有准备好车马役夫等）。这样不仅浪费朝廷军费，也让清军的调动速度很低，平均一天不到三十里。

当英军攻打某地时，一天行程以上的清军基本无法提供有效支援，因为赶到后英军已打完收兵了。而清廷这边的官员、将领在知悉来自万里之外的英军还能快速调度后，要么不信、要么觉得他们在飞 ……

随着战争的深入和持续，主和派的阵营也迎来第二波扩充，这次主因是军费。

清廷为应对这场战争，投入的军费虽然没有准确数字，但至少2000万两。而这个时期，是整个清季朝廷最穷的时候。比如战争前一年，负责户部事务的军机大臣潘世恩，上报不平账目已累计，“一千一百五十三案，计银数一万万零八百一十七万二千两”。道光为啥以“节俭”闻名，不就是穷么？

战争后期为筹措军费，清廷不得不要求各地督抚去截留地方官员的养廉银，并督促各地士绅“捐输”。开始强掏这帮社会中坚的口袋，他们自然也转投主和派的阵营了。

本就不想打仗的道光帝，看到这难以获胜的局面，以及朝廷逆转的“战和”对比，怎么会不顺势议和呢？

编者附：

网上有些朋友觉得清廷本土作战兵还多，如果骨头硬点、愿意多抗一阵就能打赢（或者耗赢）第一次鸦片战争，这是没正确认识满清这个古代国家和近代工业强国之间的差距。

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军的军费总计为421.5万英镑，折合库平银1263万两（清军军费在2000~3000万两之间），也可以认为英军的军费消耗率为清军的一半。而1840年英国财政收入为9000万英镑，折合库平银2.696亿两，同期清廷岁入为3700万两。

财政收入只有英国的七分之一多一点，军费消耗率却是英国的一倍，大清凭啥耗赢英国？真要耗下去，必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