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想打造一个盛世，巴列维国王，咋还被伊朗人发动革命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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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这场革命彻底改变了伊朗的政权性质，原有的世俗化王朝被政教合一的神权政体所替代。

霍梅尼的政治思想，引领着伊朗伊斯兰革命走向胜利，并最终建立了教法学家权威统治的伊斯兰政权，也为整个中东地区的政教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典型。

教法学家治国的政治理念为伊斯兰政权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更为其发展设置了政治背景，也是当前伊朗政治经济改革必须遵循的原则。尤其是在全面伊斯兰化时期，伊朗通过颁布宪法，确立了宗教领袖拥有绝对权威的法律地位，通过建立一系列具有伊斯兰色彩又只效忠领袖的各种权力机构，在政治实践上保证了领袖的权威。

这种以领袖权威为核心的法基赫（从事伊斯兰教法研究的学者）体制成为伊朗政治的精神内核，为未来伊朗政治发展建立了一种很难逾越的体制框架。与此同时，伊斯兰政权自建立之初就存在一系列的争论，有些是衍生于政权的建立，有些是革命时期就已存在，其中包括宗教阶层内部对教法学家权力分配的争论、伊朗各民族希望与中央分权的努力、统治阶级内部对伊斯兰与共和的政权性质之争等。这些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伊斯兰政权潜在的危机，并注定了要对伊朗的政治发展进程产生重要影响。

20世纪60、70年代，在石油繁荣的财富支持下，伊朗巴列维王朝在国内开展了一系列现代化改革，土地改革和工业现代化的推进，改变着伊朗国内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伊朗的经济基础越来越表现出资本主义的特征，而上层建筑却是越来越被强化的封建君主专制。

巴列维王朝的世俗化改革，在没有尊重伊朗国情的情况下，带来了经济改革的超前和政治改革的滞后。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使得对改革失望的人们在开放经济的释放下，汇聚成未来社会运动的暗流，站在时代前列的是缠着头巾、手持《古兰经》的宗教人士。

在彭树智先生主编的《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一书中，彭先生在对伊朗1979年革命的评价中指出：“这场革命是在伊斯兰旗帜下由以霍梅尼为首的什叶派教士集团领导的反对世俗专制王朝的‘全民起义’”，“是伊朗人民对巴列维国王‘不成功的现代化’的一种伊斯兰式的回应。”

1、巴列维王朝的现代化改革

巴列维王朝自建立以来，一直试图通过改革来中兴伊朗。尤其是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继位后，随着石油繁荣的到来，伊朗国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

1963年1月，在伊朗第一次农业合作社大会上，巴列维国王宣布了“白色革命”的六点计划，其中包括：土地改革、森林国有化、出售国有工厂的股份、给予妇女选举权、工人参加企业分红、建立扫盲大军等。

巴列维称：“这场革命应该完全改变伊朗社会的基础，使它能同当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媲美，并且成为具有社会正义和个人权利的最进步的原则基础上的社会”，其目的是为了避免由左翼力量领导的“红色革命”和由宗教势力领导的“黑色革命”。

巴列维还把建立知识大军和进行扫盲运动提升到国际高度，他认为这不仅在本民族的利益范围内，还要在整个人类社会进步中得到发展。

1967年，“白色革命”又加入了6项内容：成立农村卫生大军、成立开发大军、成立公正之家、水源国有化、制订全国性城乡建设规划，还有进行行政改革，改组政府机关，权力下放，反对官僚主义，提高行政效率等。

1975年，土改完成后又增加了7项改革方案：扩大企业所有权（即出售企业股份，吸收工人入股）、反对投机倒把、实行免费教育、国家免费供养两岁以下的儿童、在城市实行社会保险、反对贪污腐化、反对通货膨胀等。

除了1963年发起的白色革命，1962年和1968年，伊朗政府分别制定了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预计投资金额为19亿美元和107亿美元，国内生产年增长率的目标分别为8.8%和9%。

1973年，伊朗政府制定了第五个五年计划，预计投资365亿美元，后来增至700亿美元，主要投资领域是机械、运输、电力、化工、冶金等领域，年增长率达25.9%。随着国家石油收入的增加，政府加大了改革力度，巴列维的头脑也开始发热。

1974年8月，在拉姆萨尔举行关于修订第五个发展计划的会议上，巴列维提出“我们向你们许诺的‘伟大文明’并不是乌托邦，我们达到‘伟大文明'的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我们说过我们将在12年内跨进它的门槛，而在有些方面我们已经进入‘伟大文明’的境界。”

2、加强君主专制

在进行农业和工业现代化改革的同时，巴列维不忘加强君主专制。其举措之一是加强伊朗的军队和秘密警察建设。

1963-1977年，伊朗军队人数从20万增至41万，1963-1973年，军费预算从不足3亿美元增至18亿美元，1977年高达73亿美元。1977年的伊朗拥有波斯湾最强大的海军和中东最先进的空军，号称世界第五军事强国。

1953年，为控制社会舆论和监督人民的行为，秘密警察组织萨瓦克（国家与情报安全组织取波斯语首字母发音，简称为萨瓦克)成立，由5000多名警察组成，称为“国王的耳目和铁拳”。萨瓦克成员遍布伊朗国内，其社会惩戒功能的滥用一度在伊朗社会引起恐慌。

除此之外，为统一国内的政治气候，巴列维在1964年宣布废除两党制，国民党和民族党合并成新伊朗党，1975年复兴党取代新伊朗党，成为伊朗国内唯一合法政党，其任务是清除背离官方的思想倾向，实现伊朗人民的思想统一，确保白色革命的顺利进行。

然而，此时伊朗的君主专制看似稳固，事实上对王朝专制的不满正不断地向社会上蔓延，街头抗议不断，乌莱玛（伊斯兰教国家对有声望的教法学家、教义学家的称谓）的社会动员能力逐步体现，它们为霍梅尼政治思想的出现与形成提供了历史条件。

从理论上来看，巴列维发起白色革命以及后来的西化改革，目的是要改变旧有的生产关系，建立资本主义新经济。尽管这些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伊朗的经济面貌，但经济改革的目的仍是为了维护巴列维的专制统治，他在政治领域拒绝任何实质性的民主改革，相反还强化王权在各个领域的控制，导致滞后的政治改革与急速先行的经济改革之间必然产生矛盾。

经济改革释放出的新因素最终不能被政治权力所控制，反而推动着专制王权的崩塌。

3、急躁的改革

尽管巴列维在农业上发动了白色革命，在工业上进行了现代化改革，但劳动人民并没有获得实质性的好处。

在土地改革上，土改并没有更公平地分配土地，土地再分配是基于不触动大地主的根本经济利益为前提的，对农民做出部分让步。

如1962年土改法中就规定，一半以上的村庄不在土改范围之内，这些村庄的农民无法从土改中受益。其二，大地主们留下收益最高的地产，没有分给农民。其三，法律豁免某些类型的土地，如机耕地、果园和公共宗教地产，使一些地主逃避了土改。其四，土改法中未提及土地的灌溉用水问题，因而产生了许多纠纷。其五，土改使土地分散到各个农户手中，不利于有效地进行大规模机械化农业耕作，为了公平分配，大部分农户同时分得好、中、坏和休闲四种地块，更加剧了土地的支离破碎。

尤其是在土地改革中期，政府既想消灭未曾有效解决的租佃关系，将所有佃农迅速变为自耕农，又想加速耕作机械化和提高农业生产力，从而采取建立国营农场企业的行动，强迫自耕农加入。这种矛盾的做法，使相当一部分农民成为牺牲品，农民刚刚获得的土地使用权又被迫转移给了企业。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对土地再分配计划的否定，农民不再是土地的所有者，而是退回到原先的农业劳动者。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产生了怨恨情绪。

随着工业现代化的发展，工人阶级的人数急剧扩大，政府开始将工人纳入了企业分红的行列。政府一方面希望通过让工人部分参与管理企业，带动增产节约运动，另一方面也希望工人能在工业发展中受益，从而保持一个稳定的团队。为此，1963年，政府颁布了《工人在工厂企业分红法》，还成立了“工人福利银行”，主要任务是向工人贷款和帮助他们满足正当的需要。此外，政府还加强工人培训，在进行扫盲运动的基础上普及专业知识。

事实上，工人入股分红以及提高社会福利的做法，是学自20世纪50-60年代西方流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潮及其实践，如人民资本主义、建立福利国家等。其目的是借助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一些手段，来调整和缓解封建贵族、大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弱化阶级对立，以维持和巩固其统治。但这种做法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一方面有关工人分红的法令本身存在漏洞，另一方面参加分红的企业与税务机关勾结，虚报企业利润总额。同时物价上涨速度过快，工人分到的利润在年终到手时已经大大贬值。

4、侵害宗教集团的利益

从礼萨·汗的世俗化改革到巴列维的西化改革，王权与宗教势力之间的斗争一直比较激烈，他们时而联合时而竞争。随着巴列维政权的巩固和进行资本主义现代化改革的需要，打击和削弱宗教势力成为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例如在礼萨·汗时期，1926年在伊朗议会中宗教界的议员比例是40%，1936年宗教议员已所剩无几，1940年宗教势力已淡出议会。

1928年和1935年，政府两次立法进行服装改革，强制男性戴“巴列维帽”和西式礼帽以取代传统头巾。1935年，政府还立法禁止妇女佩戴面纱。

1934年颁布的《宗教地产法》和1935年的《行政法条例》规定，教育部所属的宗教地产局有权接管那些无管理者或者管理者名气不大的宗教地产的事务，有权批准地产的经营预算和将宗教地产转为私产。

1963年，在白色革命初期，巴列维提出森林牧场国有化、修改选举法赋予男女平等的选举权，以及成立农村扫盲队等主张。这些措施在推动伊朗政治经济发展的同时，使伊朗的国家发展道路也越来越向世俗化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在白色革命时期，土地改革规定宗教地产管理人必须与佃农签订为期99年的租佃协议，这些地区农民在土改后每年缴纳的地租大大减少，宗教界的实际收入有所下降。政府希望通过打击宗教阶层的经济实力，来削弱他们在伊朗社会中的政治影响力。

尽管宗教阶层受到了巴列维政府的压制，但宗教势力在农村地区仍然有着很深的根基。据1966年末伊朗第二次人口普查显示，伊朗有各种神职人员1.25万名，1973年上升为1.5万名。

另据《1974年伊朗年鉴》数字显示，全国城市有清真寺5400座，其中德黑兰有1000座，库姆有155座，卡善有97座，中央省各城镇有1500座。此外，农村地区的清真寺既是神职人员讲经布道的场所，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对什叶派穆斯林进行政治动员的场所。

巴列维的改革尽管导致了少数上层和新兴中产阶级的不断西化，但以农民和城市巴扎商人为主的广大民众继续追随宗教领袖，按伊斯兰方式生活。这一状况为宗教团体与世俗王权的斗争创造了机会，也为霍梅尼政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民意基础。

5、霍梅尼政治思想的发展

霍梅尼政治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与反对巴列维专制统治的斗争进程联系在一起。

1943年，霍梅尼出版了第一部涉及伊朗政治的书籍《揭露秘密》，书中首次抨击了伊朗社会世俗化和西方化的政策，但霍梅尼同时指出，“我们并不是说政府一定要掌握在教法学家手中，我们说的是政府一定要按照真主的律法运行。这一点在宪法中也有规定，它与政府稳定和国家利益不冲突。”

1944年4月，霍梅尼发表了第一篇政治檄文，公开号召伊斯兰学者和整个伊斯兰社会团结起来进行大规模的斗争。此时，霍梅尼表达了教士参政的强烈意向，但仅限于要求监督君权，以确保政府遵从神圣律法，没有排除与政府合作的可能性，在王权面前处于一种防御姿态，其思想在本质上是以君主立宪形式表现的什叶派传统主义。

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白色革命的推进，霍梅尼对伊斯兰的维护不再是一种防御姿态，而是以宗教领袖的身份向巴列维政权发起进攻。此外，霍梅尼坚决反对美国势力在伊朗的存在，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维护伊朗的民族独立和文化传统。

然而此时霍梅尼维护伊斯兰的反政府立场，仍然只是针对政府的政策，并没有指向伊朗的政治体制和整个上层建筑。

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霍梅尼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原先主张在君主立宪体制内的乌莱玛参政，转而号召推翻君主制，建立伊斯兰神权政体。

霍梅尼思想的这一变化集中体现于《伊斯兰政府》一书，该书指出要确保人类的幸福，仅仅有真主的法律是不够的，还需要法律的实施权和实施者，主张建立伊斯兰政府。

此外，这一思想的最终形成，不仅仅来自霍梅尼与巴列维王朝斗争经验的总结，霍梅尼对伊斯兰教什叶派教义的创新，为其政治思想的体系化以及后来的政治实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初，伊朗什叶派的效法源泉布鲁杰迪去世，伊朗宗教界出现了分裂，以霍梅尼为首主张宗教干预政治的政治行动主义势力开始出现在伊朗政治舞台的中心。

与西斯塔尼的什叶派静默主义主张不同，霍梅尼主张积极行动，鼓励教士参政。

首先，他发展了什叶派教义中“非伊玛目（“领拜人”、“表率”、“率领者”）的统治不合法”的信条。

他指出君主制的不合法性，主张以一个教法学家统治的政府取而代之，并首次在什叶派历史上论证了在伊玛目复临之前，乌莱玛可以夺取世俗政权，建立一个伊斯兰政权。

其二，他对教法学家所具有的权威作了重新解释，将其扩展到国家治理。

他说：“治理国家是安拉的先知的绝对权威的一部分，它源于伊斯兰的基本制度，与礼拜、朝觐、斋戒相比，它具有优先权。”

其三，在关于领导者资格的论述中，他提出伊斯兰政府的领导者应当具备两大条件：教法知识和公正。

其四，霍梅尼泛化了什叶派思想，使之成为一切被压迫者的革命意识形态，为输出革命做准备。

霍梅尼的思想不仅导致了国内反君主专制联盟的最终形成，为迎接1979年伊斯兰革命做好了最后的动员，也为未来教法学家权威统治的政治体制提供了合法性和奠定了理论基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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