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游民视角看《水浒》

中国传统四大名著，若论影响面，《水浒》或者要凌《三国》而上之。试看《东林点将录》《东汉文坛点将录》《当代学林点将录》《诗坛点将录》《画坛点将录》《现代学林点将录》《近代印坛点将录》《当代文坛点将录》《书话点将录》等等模仿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点将录”，自明季以来，不知凡几，而且可以断言，类似作品还将持续涌现。

与象牙塔煊赫无伦的小众“红学”相比，《水浒》自晚明成书至今，可谓一直雅俗共赏。其中关键，除了前述生动有序的“点将”形式外，那些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学者的面向公众的写作，与大众阅读水乳无间，极大地增益了大众《水浒》阅读的学术含量。明清时李卓吾、金圣叹不必说了，最近几年我读过的几种也特别让人会心，譬如马幼垣教授的《水浒人物之最》、虞云国教授的《水浒寻宋》、押沙龙的《读水浒》等，都是一时之选。

可以说，人物、情节、流传、版本、结构、心理、本事，《水浒》的各个侧面、各个环节，一直不乏研究者的多维爬梳，想后出转精，殊为不易。王学泰先生从游民视角，切入水浒江湖，可谓高屋建瓴，洞彻混沌。不仅让人能更好地看清《水浒》门道，还能以更为阔大的视野，观察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改朝换代江山鼎革时那股无法忽视的游民动力。王学泰新版的《水浒江湖：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另一条线索》，延续他《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的理论观察，丰富并深化了他《水浒与江湖》《“水浒”识小录》中的多个主题。对于《水浒》一书的扞格矛盾，如北方地理的混乱、某些“好汉”的面目模糊等，读了这本《水浒江湖》，大有拨云见日的恍然。

譬如读《水浒》时，招安差不多尽人难爽。可是，没有招安，梁山泊水浒寨上那间打家劫舍的牌匾“聚义厅”，就无从改作梁山行为合法依据的“忠义堂”。“因为招安了，与皇帝确定了君臣关系，这才是主流社会认同的‘忠义’，此前的‘忠义’，不过是梁山人的自说自话。”对于梁山人来说，无论是朴刀杆棒还是发迹变泰，作为甩脱在宗法社会之外、游走在体制边缘的群体，他们所以能扭结为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端在对平等的追求。也就是《水浒》高潮的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中所描述的“兄弟”关系：“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

这样近乎理想国的状态，当然无从落实到现实。就如王学泰所揭：“游民的人格平等在他们结合的初期可以大体上做到，但在他们的非法活动和武装斗争中，买卖越做越大，这就需要订立制度来维护小团体‘工作’的顺利与效率。这时往往就要强调‘兄弟关系’中‘长幼有序’的一面。慢慢地‘兄弟关系’就变为口头的了，其实质已经是‘上下关系’了。”不然也不用分天罡地煞，还得天书排位了。那位为梁山屡立汗马功劳的神偷时迁，就因为偷窃手段而为诸多好汉、说唱艺人当然也包括《水浒》作者所不齿，排位倒数第二，仅居于事迹性格黯淡的盗马贼地狗星段景住之前，让古往今来无数读者为之叫屈。

王学泰在书中指出，梁山好汉们所追求的人格平等，仅只称谓上实现“兄弟”，“离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遥远得不可以道里计”。梁山好汉，乃至所有史上游民团体所追求的平等，在历史上从未实现过。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不平等的灾难》中忧虑：“几乎在世界上所有地方，不平等都在快速加剧。这意味着富人尤其是那些极富之人，变得越来越富有；而穷人，尤其那些最穷的人，变得越来越穷。”消费社会中，穷人作为“不合格的消费者”，理所当然被无情挤出。不平等的社会，最严酷的大概是政治上严别贵贱，有若种姓，不得逾越。诸如宋代的官吏异途、重文轻武，将极大数量的社会成员驱赶到体制边缘和宗法秩序之外，这当然就埋下了异日动荡的诱因，准备了聚义的潜在力量。按照《水浒》“受天文”的神道设教名单分析，梁山好汉“按照出身或职业大体上可以分成游民、吏人、武将、手工业者、农民、商人、庄园主、其他等类。人数最多的是游民，五十余人；其次是武将，约二十人；第三是吏人，十人；勉强算农民的只有五人（阮氏三雄、解珍、解宝）”。也就是说，给水浒聚义戴上农民起义的桂冠，实在美化太多。事实上，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只是广义上的游民，或者具足沦为游民的主客观条件。真正逼上梁山者，满打满算，不过豹子头林冲等寥寥数单。陈寅恪先生所谓“造极于赵宋之世”的华夏文化，不待女真蒙元外患，已深深潜伏着覆亡的内因。

《水浒江湖》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其梳理江湖概念的演变、解析江湖人主体游民的迥异于宗法人的性格与思想、详论社会边缘人作为江湖中坚和领袖的素质，以及他们何以被边缘化的主客因缘部分，尤其让人心折。王学泰还特别拎出江湖人中的一个特殊阶层——江湖艺人在宋代崛起的背景与作为，并断言：“世世代代都有游民，游民旋生旋灭，除了让人们知道曾有过干大事的陈胜、吴广外，对后世很少有影响。到了宋代，情况不同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有了江湖艺人。”江湖艺人丰富了梁山好汉们的故事，他们传播了一套全新的话语体系，“仗义疏财”“劫富济贫”“不义之财，取之何碍”“替天行道”等等，赋予了造反者的行为合法性。旧时江湖，各类行当多被归金、皮、彩、挂、评、团、调、柳这明八门，意指市场摆摊，靠“口巧舌活”挣钱吃饭者。可别小瞧这帮江湖艺人，他们的经历、见识、阅历、交游、扮相乃至头脑中的掌故，在关键时刻往往会成为旗帜信号。明末清初张岱在《陶庵梦忆》中提到多扮丑净的彭天锡，说他“一肚皮书史，一肚皮山川，一肚皮机械，一肚皮磥砢不平之气”。梅兰芳《戏剧界参加辛亥革命的几件事》中记述的，就包括靠改良戏剧宣传革命的王钟声、收到炸弹警告而不退缩的潘月樵与夏月珊、剧团成员兼演员与革命别动队员于一身的刘艺舟、以从事革命自命的任天知等名伶。《水浒江湖》对传统中国社会的学术剖析之深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