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踩着高跟鞋穿着旗袍是怎么爬到正定开元寺钟楼房梁上去的？

林徽因爱穿长裤

杨澜所提到的那张照片，一般认为是林徽因于1933年11月到河北正定县开元寺调查测绘钟楼时拍摄的那张蹲站在梁架上的照片。不过，林徽因类似的记录测绘工作瞬间的照片非常多。

1930年夏天，梁思成、林徽因对沈阳北陵进行调查测绘，开启了他们对中国古建筑调查测绘的漫漫征途。看他俩当时测绘一只石麒麟的照片，林徽因穿着短衣短裤；之后，林徽因参与的一系列古建调查测绘，大部分穿着长衣长裤。比如1933年9月对大同云冈的考察测绘，她就穿着长裤；1934年8月，她和费蔚梅等人对山西晋汾地区古建进行调查时，也穿着长裤。同行的费振清还记下了她穿着的长裤的颜色：

菲莉斯（注：林徽因留学时所起英文名）身穿白裤子，蓝衬衫，仪容整洁潇洒，与思成的卡其布服装形成对照。

林徽因有一张经典照片——1937年5月，她站在陕西耀县的花田里。当时，她和梁思成等人准备前往敦煌考察。照片中，她同样穿着长裤，可知林徽因非常喜欢骑马装束，长裤长马靴。

和她幼时关系就非常好的堂弟林宣解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林徽因幼时身体就不好，腿一直比较细，此种装束也是一种掩饰——1923年夏秋之时，林徽因和梁思庄陪同梁启超游览长城，他们3人站在长城一个拱券门前合影，林徽因的细腿就是证明。

为了测绘的方便，林徽因有时还对长裤下面进行绑扎。比如，1936年夏天测绘山东历城神通寺墓塔时，看现存照片，她头戴白色盔式凉帽，短袖衬衫束在长裤里，小腿外面就套着条长达膝盖的长筒袜。

然而，林徽因也有一些穿着袍子或长裙登房上架进行测绘的照片。比如：

1933年11月在河北正定开元寺钟楼上那张；

1935年夏，她和梁思成坐在北平天坛祈年殿顶那张，结合另一张和多人一起照的相片可见，她侧身坐着，仔细看，领口很紧，斜襟，长及脚踝，好像没有旗袍下身的开衩；

1936年夏天测绘山东滋阳兴隆寺塔，她有两张照片，一张坐在塔内券形门洞里，一张站在塔外石栏杆处，身上就穿着长衣裙，好像和祈年殿上是同一款式，只是风很大，把下摆吹掀了起来，脚穿着的是空脚背带襻儿的平底鞋；

1937年7月，在五台山佛光寺，她拿着一把皮尺测绘一座经幢，就穿着一身深色长袖长袍，下面也没有开衩，同时期的她站在宁公遇塑像前，下身穿着的应该是一件有开衩的浅色长裙。

由以上照片归纳而言，杨澜询问的确是在正定开元寺的那张，因为仅有那张照片是林徽因身穿长袍站在梁架之上。

两次赴正定测绘

看这张照片，林徽因没有直起腰，头几乎顶到了屋顶，右手伸出去扶着梁架，左手垂直按着下面的柁橔，外面罩着一件长袍，紧领斜襟长袖长下摆，露出右小腿，几乎蹲坐在后面梁架上，微笑着俯视照相者。她的脚下是一丛粗大的唐式斗拱。

1933年4月，梁思成带着莫宗江和一个工人第一次去调查测绘正定的古建。因为热河事变带来的河北局势紧张，梁思成并没有详细测绘完，就急忙赶回北京。当年11月，梁思成又带着林徽因等人再次前来补测。那段时间，林徽因因为要照顾两个孩子，管理一个大家庭，常常分不开身，这让她经常气恼甚至苦闷，还动不动同梁思成拌上一回嘴。于是，在这次补测时，梁思成带上了林徽因，不能不说有让她换一换心情的考虑。

根据梁思成调查测绘的记载和当时拍摄的图片，他们对每个古建测绘时，如果比较矮和方便，则直接攀爬或攀登上去；如果比较高或者不便，则往往借助梯子等工具，或者搭设木架。

梁思成首次来正定测绘时，在隆兴寺慈氏阁，“我们上楼，楼梯的最下几级已没有了，但好在还爬得上去”，这是顺着残破的楼梯爬上去的。对于慈氏阁对面的转轮藏殿，“第四天棚匠已将转轮藏殿所需用的架子搭妥。以后两天半，由早七时到晚八时，完全在转轮藏殿、慈氏阁、摩尼殿三建筑物上细测和摄影”，这里是借助了脚手架。在祈年殿，林徽因同多人在修缮现场拍的照片，可以看出前面就有脚手架；从林徽因在佛光寺测绘经幢时所拍那张可以看出，经幢上搭靠了木梯，她爬到顶部，斜蹲着在测量，看上去有点儿艰难，也有些危险。而对佛光寺大殿，梁思成记载：“这座殿因为有‘平暗’顶板，梁架上部结构都被顶板隐藏，斜坡殿顶的下面，有如空阁，黑暗无光，只靠经由檐下空隙，攀爬进去”，应该是先爬上去调查的，发现脊梁上有字，“为求得题字的全文，我们当时就请寺僧入村募工搭架，想将梁下的土朱洗脱，以穷究竟”。由于招募来的两位老农“对工作毫无经验，筹划了一天，才支起一架”。这里看出，后来他们又借助了脚手架。

正定开元寺，梁思成第一次来时，应该就上去了。看他的记载：开元寺的钟楼，才是我们意外的收获。钟《志》称唐物，但是钟上的字已完全磨去，无以为证。钟楼三间正方形，上层外部为后世重修，但内部及下层的雄大的斗拱，若说它是唐构，我也不能否认”，因为与辽宋形制相比，“唯有更简单，尤其是在角拱上，且有修长替木”，“古简粗壮无过于是”，“内部四柱上有短而大的月梁，梁上又立柱，柱上再放梁，为悬钟之用”，“这个建筑物乃是金元以前钟楼的独一遗例”。不过，没有记载他是如何上去的。由于当时正定警察将此用作食堂，梁思成并没有细测。尽管如此，他的粗略判断也为后来的准确定位打下了基础。之后，梁思成和林徽因再来正定时，便又带着林徽因来到钟楼，并和她一起爬了上去。

笔者来到现场，看到钟楼面阔进深各三开间，呈正方形，高14米，二层，歇山顶，下层砖木结构，上层为全木结构，四周有明台环绕。进得门来，二楼悬挂铜钟，钟高2.9米，重约11吨。游客可以通过靠北墙一道完整的楼梯上到二楼。这楼梯如今仍完整保存着，细数一下，有20级之多，约两尺宽，两旁还架有扶手。至此恍然大悟，梁思成之所以没有记下是如何爬上去的，是因为爬上去是如此简单方便。

并非着旗袍、踩高跟鞋

我们再来看看这张照片，林徽因当时是不是身着旗袍、脚踩高跟鞋呢？粗一看，似乎是这样。但如果我们结合当时背景和其他照片上林徽因的装束，再细细看看图片，发现可能并非如此。

首先，照片上根本看不到林徽因穿着什么样的鞋。这是调查测绘古建，是要爬高下低的，穿着高跟鞋十分不便，以林徽因的相关工作经验，她不会穿着什么高跟鞋。说她穿着高跟鞋是把她等同于前来游览的时髦女郎了。刘敦桢曾记述他们一起出去测绘的分工和重点。1936年5月30日，他们一起测绘龙门石窟：

七时起身，八时半自西岸北端潜溪寺起，详细踏查，余任编号及记录建筑特征，徽因记录佛像雕饰，思成、明达摄影，法参抄录铭刻年代，而写生及局部实测，则由诸人分任之。

林徽因不是袖手旁观者，更不是跟着大家前来游览者，而是同大家一样担任一项工作的，而且，她的敏锐观察和管理能力，往往还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提高调查效率，增加测绘发现。梁思成在1933年9月在应县写的信中说：

你走后（林徽因因为放心不下家里事务，在大同测绘结束后提前于9日返回北平，没有参加应县木塔的调查测绘——作者注）我们大感工作不灵，大家都用愉快的意思回忆和你各处同作的畅顺，悔惜你走得太早。

五台山佛光寺脊梁上“女弟子宁公遇”名字的发现，也正缘于她的“远视”眼。梁思成记道：“我们工作了几天，才看见殿内梁底下隐约有墨迹，且有字的左右共四梁”，“审视了许久，各人凭自己的目力，揣拟再三，才认出官职一二，而不能辨别人名。徽因素来远视，独见‘女弟子宁公遇’之名”，从而帮助确定了佛光寺的准确年代。因此，结合林徽因测绘古建的其他照片，她在现场即使穿着皮鞋，也应该是平底鞋。

其次，林徽因当时所穿的那件袍子也不是什么旗袍，而是御寒的传统样式棉袍。梁思成、林徽因一起到正定时，是当年11月上中旬。当年10月24日，霜降；11月8日，立冬；11月23日，小寒。此时正定已经进入初冬，不说寒风凄厉，天气应该不会往暖和上靠，光着小腿穿着件旗袍应该不太好受，何况在四面透风的古塔上。再加上林徽因曾患肺病，特别怕冷，穿着旗袍就更加不可思议了。

因此，这张照片上的林徽因穿的应该不是旗袍，小腿也不是光着的。看此件袍子，应该是件中国传统式的大襟长袖棉长袍，由于此种长袍胸前是从左面掩向右边，因此下面迈腿很宽松，也很容易叉开。而露出的右腿也不是光腿，林徽因的腿应该比较细，看此照片却比较粗壮，显然穿着了厚裤，或者外面就套着在山东历城神通寺时套着的那种长筒袜。

当年主持人如此提问，表面看上去很精彩，但仔细一分析，显然透着不了解测绘背景、没有仔细看清图片的不足。

与今人的浪漫幻想不同，梁思成、林徽因等人在当时进行古建调查与测绘，不说旅途艰难、食宿简陋，单就古建测绘工作本身来讲，在当时条件下，对工作者的健康也造成了一定危害。比如，由于没有口罩，或者当时没有这方面意识，在古建布满灰尘和蝙蝠、老鼠粪便的环境中工作，就对他们充满着威胁。

梁思成在文章中多次提到这些。比如，首次到正定调查测绘，在隆兴寺住下后，他们先对寺院浏览一遍，来到慈氏阁，“天已墨黑，殿里阴深，对面几不见人，只听到上面蝙蝠唧唧叫唤”；当第四天棚匠把架子搭好，他们开始对隆兴寺进行具体测绘时，“这几天之中，一面拼命赶着测量，在转轮藏平梁叉手之间，或摩尼殿替木襻间之下，手按着两三寸厚几十年的积尘，量着材料拱斗，一面心里惦记着滦东危局”。在佛光寺，梁思成由檐下空隙爬上去时，“上面积存的尘土有几寸厚，踩上去像棉花一样。我们用手电探视，看见檩条已被蝙蝠盘踞，千百成群地聚挤在上面，无法驱除”，“照相的时候，蝙蝠惊飞，秽气难耐，而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的臭虫（大概是吃蝙蝠血的），工作至苦。我们早晚攀登工作，或爬入顶内，与蝙蝠臭虫为伍，或爬到殿中构架上，俯仰细量，探索惟恐不周到”。

林徽因和梁思成等人于11月再到正定，条件不可能有什么根本改善，梁思成前面记述的一切她同样得面对，而这些对林徽因这样一个患肺病之人无疑更加凶险。有人说，林徽因肺病一直不曾痊愈，甚至到抗战期间在李庄一下暴发出来。这与她之前一直参与中国营造学社组织的调查测绘古建活动，旅途劳顿，在没有防护条件下被病菌侵蚀，然后在体内积存，从而对她的身体造成损害，无疑有很大的关系。

在林徽因对古建调查测绘的照片中，我们没有看到她和同伴们有所防护的照片；相反，我们看到了她积极参与的身影，身处其中的从容镇定，以及像在正定开元寺梁架上那样，为登上梁架有所发现而不辞辛苦，甚至甘冒风险。了解这些，有助于我们去掉一层浪漫的滤镜，真实了解当时学者们的艰辛与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