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春夏之交的朝鲜战场,进入到一个形势相对复杂严峻的阶段。
一方面,停战谈判虽然被提上主要议程,但却一直没能打开局面,战争双方都在力图通过军事上的胜利为自己增加谈判筹码和主动权。
另一方面,入朝参战的志愿军总兵力已达17个军,算上装甲兵、炮兵、铁道兵等特殊兵种在内,总兵力已过百万。而另一边的“联合国军”总兵力也达到了110余万人。
偏偏在双方紧张对峙、大战一触即发的关键节点上,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的彭老总却病倒了。一门心思扑在战场指挥上的他自然没有将不起眼的病症放在心上,但最终在教员和总理二人的“命令”下,回国接受治疗。
彭老总这一离开,百万志愿军的统帅位置就空了出来,战争形势瞬息万变,战场指挥刻不容缓,由谁来接任挂帅也就成了志愿军司令部亟待解决的问题。
彭老总奉命回国后,志愿军司令部的日常工作便交由陈赓主持。论资历、威望和军事指挥能力,陈赓都是当之无愧的重量级存在。
除此之外,陈赓情商高、人缘好,是当时志愿军司令部中唯一敢和彭老总开玩笑的。
早在他1951年6月入朝时,正赶上第五次战役结束后的总结大会。由于60军180师在撤退途中被围,伤亡较大,使得这场会议从一开始就弥漫着一种紧张肃穆的氛围。
面对彭老总对60军军长韦杰和政委袁子钦二人劈头盖脸的批评,整个会议室人员全都鸦雀无声。关键时刻,还是陈赓主动站出来,以“上厕所”为由让现场氛围缓和了许多。
当然,相比于这些细枝末节而言,陈赓最让大家由衷敬佩的,还是他到朝鲜战场后进行的一系列战术革新。从落实“零敲牛皮糖”的小规模歼灭战术,到改进和推广“坑道作战”,志愿军的整体防御能力有了一个质的提升。
1951年夏秋防御作战时,美军平均发射40-60发炮弹杀伤志愿军一人,而到了1952年上半年,美军平均发射660发炮弹,才能杀伤志愿军一人。
毫不夸张的讲,彭老总铸就了志愿军钢铁般的战斗意志,而陈赓则为志愿军带来了战术上的机动灵活。
只是,陈赓又实在是太忙了,刚刚主持志司工作两个月时间,便接到了回国筹建“哈军工”的新任务。他这一走,作为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的邓华就接到了“志愿军代司令员兼政委”的任命。
对邓华来说,他属实没有想到教员会将统率百万志愿军的千钧重担交付给自己,倒不是说心存“畏惧”,而是实实在在的担心能力有限,而责任又太过重大。反复权衡后,他向国内发去了一封请辞电报:
一向心思缜密的邓华主动提出让粟裕从陈赓手中接过志愿军指挥权,虽然显得有些突兀,但却是一份出于真心和公心的建议。
首先,粟裕本就是抗美援朝挂帅出征的第一人选。朝鲜战争爆发后,教员在调四野第13、15兵团4个军加强东北边防力量的同时,明确指示粟裕就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员,提前做好率军抗美援朝的准备。不过,粟裕之后因病未能成行,彭老总才临危受命率军入朝。
粟裕对朝鲜战争的准备工作做得充分。早在筹备入朝参战期间,粟裕便要求华东军区组建相应的参谋和通信班子分析朝鲜战情,又命令华东空军调查研究美军空军的飞机数量和作战能力,并建议抽调原本用于“攻台”的三野9兵团先行北上参加抗美援朝等等。
因此,让粟裕指挥志愿军入朝,能在最短时间内适应战场形势和战略战术。
最后,粟裕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有目共睹。能否指挥大兵团作战,是选择志愿军司令员一个最为重要的标准,尤其是目下入朝参战的志愿军已达百万之众,缺乏大兵团作战理论和实践经验,显然不足以担此重任。
而经过解放战争淬炼出的军事家粟裕,在这方面上自然是首屈一指的人选。
出乎邓华意外的是,自己的电报呈送北京后不久,便遭到了教员的直接回绝……
教员拒绝邓华的本意,并非是粟裕无法胜任这一职务,而是在当时的全局形势下,粟裕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去完成。
从1951年底就任副总参谋长以来,粟裕就一直承担着新时期军队的建设工作,从军队作战、训练到海空军及各特色兵种的筹建,对于新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而言,粟裕都是一员不可多得的“主将”。
另一方面,教员对邓华的各方面能力有着比较充分的信任。从最初接受林彪建议,用各方面军事素养更胜一筹的邓华替换黄永胜出任四野13兵团司令员开始,教员就对邓华寄予厚望。
抗美援朝期间,彭老总也将邓华视为自己身边最得力的助手,屡次称赞邓华“知识丰富,很有头脑”、“作战勇敢,细心”,在他回国之前还特意告知各前线部队,强调自己离任期间邓华对志愿军作战的指挥全权。
除了能打仗外,邓华在政工和外交方面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
尤其在抗美援朝进入谈判阶段后,作为志愿军首席代表的邓华,与美军巧妙周旋的同时精准分析形势,为志司下一步“谈”还是“打”的战略行动提供价值参考,以至于被彭老总形象比作志愿军战略制定的“风向标”。
总的来说,在抗美援朝战役“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第二阶段,对战役指挥和谈判形势都有掌握的邓华无疑是司令员的最佳人选。
此外,邓华的统帅之才也是志愿军将领们所公认的。早在1950年春的解放海南岛战役中,邓华与韩先楚虽然就战役时间和作战方式产生过激烈争论,但事后却依然能接纳对方“大规模渡海登岛”的建议。
正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最后的一锤定音,往往最能考验一个统帅的战略定力和能力。
放眼当时的朝鲜战场,志愿军中名将云集,任何战略战术的形成与制定,都经过无数参谋人员的思考、判断和审查。而全军统帅需要做的,就是在听取众人意见、发挥众人特长,而后谨慎判断的基础上,敲定最终的主意。
单论军事指挥,邓华或许没有韩先楚、宋时轮等人的锋芒毕露,论后方勤务,似乎也没有洪学智那么突出,但邓华胜在自己的“粘合剂”价值方面,他能汇集所有指战员和百万大军优势,形成一个拳头,直击敌人要害。
而教员力排众议选择邓华,也正是基于他这种指挥“百万大军”的潜力。
1952年10月,正式接任志愿军司令员3个月的邓华,迎来了与美军在上甘岭上的终极较量。
此战中,志愿军坚决执行了“坑道作战”的防御战术,让美军在上甘岭3.7平方公里的阵地倾泻的190余万发炮弹“无计可施”。
反攻阶段,志愿军动用王牌武器“喀秋莎”火箭炮,配合140余门重炮对敌军进行火力覆盖。尤其在攻打597.9高地时,24门“喀秋莎”仅用2轮齐射,便全歼美军一个营的数百名官兵。
有意思的是,坑道战术是陈赓的杰作,“喀秋莎”火箭炮是彭老总回国争取的,战役的总指挥则是邓华,三位志愿军司令员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共同指挥”了一场震撼世界的经典战役。
1953年6月,在即将签署停战协议的关键节点上,冥顽不化的南朝鲜首领李承晚暗耍手段,蓄意破坏和谈进程,甚至公开扬言南朝鲜要单方面将战争进行下去。
获悉这一消息的邓华,一改往日稳成持重的情绪,果断的指着作战地图上的金城向杨得志等人说:
7月13日晚,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金城前线,突然被志愿军1000余门火炮攻势给打懵了,一向被志愿军“省着用”的喀秋莎也彻底放开手脚,连打3轮齐射。
顷刻间,炮火形成的无数道火光如大风般飞向敌人阵地,使之瞬间燃成一片火海;志愿军强大的突击集团仅用1个小时,就突破了敌人4个师25公里正面防御阵地展开攻势。
整个金城战役,志愿军歼敌5万余人,收复170多平方公里的地域。这是志愿军入朝以来最“酣畅淋漓”的一场全胜。
最终,志愿军的强大攻势迫使李承晚低头屈服,历时3年零33天的朝鲜战争以朝中人民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1954年10月,邓华奉调回国。次年9月,在新中国首次全军大授衔中,邓华被授予上将军衔。在55位开国上将序列里,他是唯一指挥过百万大军作战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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