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硅谷的魅力丨WAVES新浪潮2025

这是属于中国创投的新纪元。当下的中国创投市场，既是周期筑底的转折点，也是结构性转型的深化期。在政策主导、国资与资本高度集中的新生态下，唯有顺应趋势、灵活调整，方能在不确定性中捕捉确定性机遇。 6月11-12日，杭州良渚文化艺术中心，36氪WAVES新浪潮2025大会以「新纪元」为主题，汇聚创投领域顶级投资人、新锐企业创始人，以及深耕科技、创新、商业的科学家、创作者与学者，共同探讨AI技术革新、全球化浪潮与价值重估等前沿议题，拆解他们眼中的商业理想和未来世界，一起讨论、寻找、走向中国创投「新纪元」。

6月12日上午，在投资人会场举行了一场关于杭州良渚创业生态的创新讨论，参与讨论的嘉宾有盈动资本董事总经理方凯，赛智伯乐投资合伙人蔡哲文，赤子基金 合伙人王鲁婴，飞仕伯乐管理合伙人，中国区CEO 王睿韡 ，天使湾创投 总裁汪震宇。

圆桌现场

以下是对话实录，经36氪整理——

郭允骁：首先欢迎大家来到WAVES2025的现场，我们今天来到良渚，已经进行到第二天，首先有请在座各位嘉宾介绍一下自己和自己所在的机构。

方凯：谢谢主持人，各位早上好！盈动资本是一家扎根杭州十余年的早期投资机构，自成立至今始终专注于支持早期创业者。我们投资的项目中，不小比例来自杭州本地优秀企业。投资方向上，我们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助力了多家企业成长为上市公司；近几年，我们重点关注 AI 技术在各产业的落地场景，涵盖 AI 软件、AI 硬件领域，我们今年人工智能的能力边界极大提高，同时也聚焦出海浪潮中的新兴机遇。另外我们积极布局半导体等国产卡脖子技术，谢谢大家！

蔡哲文：大家好，我来自赛智伯乐，我们公司的名字也比较好记。赛伯乐，比伯乐还要厉害一点，加了个智什么意思？因为现在是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觉得自己要更有智慧一点，整个是关注人工智能的一个产业投资。我们公司也成立比较早，十几年前就从硅谷回来了，当时回来以后，也是把海外的一些投资经验和本地的一些投资哲学做了一个融合。我们整个投资机构深耕杭州，深耕浙江，浙江省和杭州市的第一支引导基金都是由我们这边管理的，现在算下来差不多已经有个15年的投资的区间了。

整个我们的投资策略，跟国家提倡的也很像，国家一直在提倡投早，投小，投科技，我们15年来一直在履行国家的倡议点，我们加了一条投早，投小，投科技，投精品，我们作为资深的投天使的机构，我们的理念并不是说广撒网，而是说在通过充分的研究以后，在某一个细分领域里面一定要把头部，或者是说有机会成为头部的这些企业给抓出来。通过天使把它给拉出来以后，可能后面还会不停地加注。我这边是专门负责人工智能方向的合伙人。这次杭州AI六小龙里面，很荣幸我们也是云深处的天使投资人，在后面投出的叫作AI18罗汉里面有一家托塔罗汉中昊芯英，我们也是最早的天使投资人。

王鲁婴：大家好，我来自赤子资金，就是赤子之心两个字，所以我们比较关注国产替代，当然整个方向也是科技、医疗、消费，也是投早投小。在国产替代的部分，因为今天在良渚，所以我也想特别提一下，我们在消费的领域是聚焦文化消费、文娱消费，所以今年可能我们公司也比较火，因为我们在文娱消费上面投出了《哪吒2》背后的两家制作机构，而且我们都是他们的天使轮，除此之外也有很多比如说配音的公司，卡牌的公司，所以我觉得在国产替代的部分，我们也非常关注文化方面的国产替代。

王睿韡：大家好，我是王睿韡。很巧的是，我所在的机构名字里也带“伯乐”——飞仕伯乐。这其实是英文 “Fishburners” 的音译，取了个谐音梗，也很符合我们做早期投资“识人”的本质。

先简单介绍一下飞仕伯乐。我们是一家在澳大利亚成立、已有二十余年历史的境外机构，也是纯美元基金。由于创始人彼得戴维森曾在硅谷有过颇具传奇色彩的经历，所以我们投到一些在美国以及全球范围，还算是比较不错的明星企业。

我在 2017 年加入飞仕伯乐，当时负责了包括Starlink，Neuralink的许多项目。2020 年我们的中国办公室设在了杭州，算是“新杭州人”。我的主要关注点在生命科学、脑机接口、神经调控、抗衰老等领域。我们在中国的投资逻辑，更多围绕加速转化和全球商业化路径展开。中国企业找到我们，大多看重我们在境外融资、海外 BD 和临床落地方面的资源。我本人也长期对接高校、实验室和科研机构，专注在更早期的转化轮次和孵化轮次项目。

汪震宇：大家好，我是天使湾创投的老汪，除了王总是从澳大利亚漂洋过海过来，我们其他几位都是杭州本土机构，而且都是在做早期，我的理解几乎都是投在从0-1这个阶段，天使湾创投也是专注在早期，本土机构做了有15个年头，大概这么一个情况。

第二个点是我们现在的投资的方向，我们科技项目主要还是在人工智能、机器人、高端装备智造方向，与此同时我们还有现实消费方向。尽管这两年消费的这个市场是非常冷的一个市场，但是反过来说，我们在看整个中国社会发展进程里面出现新的结构性的变量。我们现在重点看的是折扣零售，尤其是零售渠道的变革，类似于像在美国发生的costco山姆这样的模型，像在欧洲发生的Aldi,Lidl这样的模型，像日本发生了优衣库、堂吉诃德这样的一种模型，我们总体把它归结为折扣零售渠道一种大的变革在中国本土的创新型的变种，这个是我们现在看的两个方向。

郭允骁：感谢各位的介绍，我们这一场主题叫作东方硅谷的魅力，这个名字的由来主要是因为最近网上有很多关于梁祝，关于杭州的讨论，最近良渚和杭州非常的热门，各位作为Base在杭州的投资人，我想请大家聊一聊你们看到的良渚和杭州和网上宣传的有哪些一样和不一样的地方？

方凯：谢谢主持人！刚才提到问题时，我特意搜索了外界评价 —— 身处所谓 “风暴中心”，确实想了解外界如何看待这里。作为在杭州上学、毕业留杭工作的 “老杭州”，城市的变迁我都看在眼里。说到 “东方硅谷” 的说法，我认为这不仅是线上热议的话题，更在现实中逐渐显现雏形。

首先是良渚的变化让我感触很深。以前周末常带孩子来玩，纯粹是休闲放松；但从去年开始，我每月都会来一次，因为这里每周四都有开发者大会和聚会。现在能明显看到，越来越多创业群体在此聚集 —— 既有 Demo Day 等活动落地，也有来自海外甚至大理的数字游民迁入，形成了显著的人才迁移趋势。

其次，昨天我们也讨论过这里变化的原因。良渚地理位置很有优势，离余杭区和主城区都不远，且约 50% 居民为大厂员工或高管，整体 IT 从业者密度极高。这种人才结构直接带动了从业者素质与创业群体规模的显著提升。

我认为这里正朝着更活跃、更聚焦的创业生态演进，只是需要时间沉淀。以上是我的个人观察。

蔡哲文：主持人的问题特别好，也是给杭州打了一个名片，我先从投资角度来说一下，从投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现在是人工智能时代，AI时代，我们非常认可年轻人来干这件事情。因为行业属性不同，导致从业人员的年龄段和水平、要求不一样。我们可以看到人工智能做得最成功的企业，全球是OpenAI，他们那几个创始人和科学家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事情？都是30之前做这个事情，都是二十六岁，二十七岁。包括我们现在国内看这个领域的时候，我们认为30岁的年龄段，年轻人在人工智能领域是最有爆发力和创造力的群体，所以很有可能这一波的浪潮也是，年轻人会引领这一波人工智能的浪潮，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提到年轻人和杭州的关系，现在中国普遍定义一线城市是北上广深，杭州我认为在中国城市体系里面也是算一个年轻的城市，虽然它历史比较久，它是一个往上走的趋势，这个趋势跟年轻人的趋势完全匹配，年轻人看到的不是一个已经形成产业固定焊死的地方，而且通过创新创业有无限的可能性，我看到、感受到年轻人喜欢到杭州来。

第二点良渚这边，我可以非常负责地告诉大家，在杭州的环境肯定数一数二，所以我认为在这边不管工作还是生活每天都是非常轻松愉悦的。特别是做创业的人，创业者老是遇到心烦意乱的时候，怎么办？在良渚这边吸吸氧，看看外边的风景，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调节自己心情的方法，所以我认为良渚这个地方未来人工智能大有作为。

王鲁婴：我自己的感受，因为以前刚知道良渚的时候就是大屋顶，我很喜欢看话剧，就是文艺的东西，现在发现36氪选择良渚举办这个活动，包括有这么多的创业者，创投人，网上说良渚有很多数字游民。之所以年轻人选择良渚，跟大部分创业者选择杭州比较像，就是因为我感觉良渚跟杭州都是非常平和的地方，有历史，有文化，有创投和科技，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杭州创投发展的根据地。

王睿韡：作为一个外来人，其实我对良渚的认识也是一点点建立起来的。我们到杭州后，第一次知道良渚，是因为有位朋友在这边——他的公司叫“影视飓风”，可能有些朋友听过。我去探访时才发现原来还有良渚这么个地方，也因此慢慢和良渚产生了很多联系。就像刚才方总说的，周末来这边转一转。今年开始，我也不知怎么的，常常往良渚玉鸟集跑，频率还挺高。

我跟不少城市治理者交流时常说：想让一个地方有创业氛围、有商业活力，首先得把人聚过来。聚人最关键的，是把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事儿做好；要吸引年轻人，就得先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然后再谈营商环境、创业政策，千万别本末倒置。

说回我们自己。今年在业务上，我们做了不少本地化的尝试和突破。最大的连接点就是与良渚实验室——一家浙江省的省实验室，建立了深度战略合作。接下来，我们会在技术转化、全球商业拓展（尤其是海外）、海外临床以及境外融资上市等方面与实验室一起努力。所以今年基本上每周都有两三天时间，不一定待在良渚新城，但肯定在良渚或是余杭忙活。

汪震宇：我有两个体会，第一个体会是边缘，第二个体会是冲突。

第一个，你看杭州地图，大家体会到良渚处在杭州整个行政图的最边缘，再往北就是湖州、安吉。第二点，从创新来说也是边缘，最早杭州西湖和滨江再到未来科技城，一路过来。但是边缘又恰恰是我们做早期投资最看重的东西，我们不是太喜欢过度共识化的东西，我们判断任何革命性的浪潮都是从边缘之地，从蛮荒之地，从无人问津的地方生长起来，所以我认为良渚从经济发展的脉络里面有一定的边缘属性。

第二个它又具有很强的冲突性的东西，大家最早感受到因为万科当时构建这个城的时候，我们当时有幸大概了解整个过程和脉络，所以这里面包括了这么重的历史的内容，又有非常现代性的设计理念的东西，包括商业化的东西又跟自然的东西融合起来，现在又有很多科创的东西叠加起来，所以它有很强的冲突性，有冲突就有故事，有边缘就有未来的可能性。所以这个是我对良渚的看法，当然另外一点这也是身心愉悦的地方。

郭允骁：我觉得大家讲得都非常好，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把会场设置在良渚大屋顶的原因，大家可以看到周边的环境。昨天有一场panel叫作在良渚舒服的创造，就是描述了在这儿的创业者的一种心境，大家可以比较舒适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昨天那场刚好大家从创业者视角分享了一些小故事，在座各位作为本地的杭州市投资人，我想请大家都分享一个和杭州的创业者之间的最有意思的、最有印象的小故事，我们从汪总开始。

汪震宇：我们做早期天使投资比较长，有一个案例分享给大家，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有一个西北中年人，他说要做产业互联网的项目，因为他是做玻璃产业的，他觉得传统的玻璃产业太落后，他想要用互联网手段来改造，这是他的发心。但是这个项目到我们的投决会的时候，这个项目被pass掉，我们一共5票，4票是反对票，为什么？这个创始人原来没有接触过互联网，他只有传统的产业的基础，所以提出很多问题的时候，他满头大汗，这个项目就pass掉。

但是我们老庞那天晚上睡不着觉，觉得有可能我们会错过一个大家伙，因为创始人有很深的产业积淀。而他所缺的互联网部分，我们可以帮到他。第二天老庞就去找到其中一位投委，说服他投资。原来500万的份额后来变成100万，1000多万的估值，现在估值是50亿，马上做港股IPO。我后来看到龚虹嘉老师讲到，早期有极大的随机性的成分，要对这种随机性的成分有一种敬畏心的时候，这个感触是蛮深的。

回过头来，在杭州这样的土壤里面为什么有很多可能性生长出来，一个传统的40多岁的人可以做很多跨界的东西？从早期投资来说，他有很大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那种冲撞的部分，在里边的。

王睿韡：我接着汪总，从另一个视角补充一下。站在我们做极早期技术投资的角度，我认为硬科技项目必须要有很强的应用场景来支撑。若只靠一家纯技术转化型公司，想在短期内长成一套完备又资深的循环体系，其实难度非常大——它需要本地的大量企业为它提供真实、持续的应用场景。

在杭州这两年，我对这一点体会很深。举个例子：我们自己正在孵化的一家公司，最初是做软组织替换材料。各位都知道，药械领域的转化和孵化周期非常长，比消费类或文化类项目要漫长得多。今年杭州冒出了不少机器人企业，尤其是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器人。我判断未来技术路线一定会用大量仿生材料来替代金属零件——现在像 PEEK 这类仿生材料在机器人里已经大量应用。于是我们给这家公司提了个方向：在力学特性上做针对性调整，看看材料能不能应用到机器人某些部位。

幸运的是，项目就在杭州，我们很快帮他们对接了至少三家机器人公司。这样一来，他们的Pipeline就更丰富，整体孵化周期也被明显缩短。简单分享这个小故事，供大家参考。

王鲁婴：我暂时可能还没有想到我们投资的企业的一些故事，但是我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我是杭州人，但是我19年的时候从凤凰卫视辞职，从香港回到杭州的一个原因，我之前每次放假回来，我都会在咖啡馆听到旁边桌在聊创业。我现在回来以后，我就觉得可能不是旁边桌的，可能每一桌都在聊创业。所以我觉得在杭州可能创业真的是一个很潮流、很酷的事情，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话，必然会聚集很多的创业者。

蔡哲文：我估计在座的应该有很多是正在创业或者想要创业的，我分享一个案例，这个里面对于这种正在创业或者想创业的这种早期项目，里面的参与者除了投资方和创业者，还有一方是政府，这是三方参与能够把这个项目从早期扶起来。

我分享一个案例，现在也是AI18罗汉，叫中昊芯英，做tpu算力芯片的一个公司，这个公司我们是在21年的时候投了他，当时估值一个多亿，最新一轮的估值已经到45亿了。这个项目当时这个团队是从美国谷歌硅谷回来的一个创业团队，第一站选的不是杭州，是深圳。因为在海外的这些留学生来看，深圳可能是中国对外的一个更加开放的城市，所以说他们去了深圳。但是在深圳待两年以后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们招不到人，并不是说深圳没有人才，而是深圳基本上大部分人才都被华为和腾讯给吸走了，华为跟腾讯整个给的待遇很好，所以他们当时考虑想要从深圳往外搬。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第一站也没有选择杭州，是选择上海，因为他当时本科是在上海交通大学。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这个初创团队的价值，所以联合杭州的领导，一起就把这个项目通过一些政策给拉到了杭州这边来，在落地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一开始是在那个下沙，后来是搬到滨江。但是在过程中刚好碰到了疫情，就整个疫情的管控过程中，创始团队都被封在了上海，而且当时上海就是最严重的一个地方，创始人个人在上海被隔离九个月没出来。所以说当时负责和政府对接的他团队没有出一个人，而是我在给他做对接的，我一个投资人在帮这个创业公司和政府做对接。

我特别佩服的是杭州政府领导对于这个项目的把控上面，他们虽然没有正面连人都没有看到，只是从视频里面看，而且视频里面几个月都没出来，跟野人一样，头发很长。看到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毅然决然的投了几千万，我这边几千万，我组了一个专项基金，把它安家安在了滨江，我对于这一点非常佩服的。所以说我认为杭州为什么出彩？杭州政府，对于创业者，对于整个生态这个打造，我觉得也是功不可没。

我这边再分享一个事情，在今年刚开年的时候，在我们这边，我们良渚是属于杭州余杭，余杭是召开了一个管理公司大会，把杭州活跃的将近40家管理公司机构的负责人，或者说一线的整个的投资的负责人都给叫了过去，当时三家机构里面我也是一个代表会发言。我当时发言的时候我就和那个银行的领导说，我说我非常感动，为什么？因为做这个行业做了12年了，第一次有政府把我们创投给抬到上面来，以前一般都是鼓励创业英雄，创投的人都是你的背后的。但是我说你们这个套路也算对，因为你把我们给抬上来以后，我们才能够把更多的项目放到你这边来，所以我认为整个创业环境就是创业者、创投公司和政府，一个三方把这个创投的生态给打造起来，我就分享就这个故事。

方凯：刚才蔡总的分享让我很有共鸣，他把杭州政府的效率描绘得非常清晰。作为从北京来杭州求学、生活、安家的 “新杭州人”，我想从两个维度分享对杭州的观察：

第一是人脉网络的高集中度。杭州的高等教育和互联网产业格局很有特点 —— 头部高校以浙大为主，互联网大厂也以阿里、网易为代表。这种格局形成了独特的圈层生态：无论是聊项目还是寻找创始人，通过一度或二度人脉就能快速链接。我们投资的项目中，超过 80% 都来自圈内推荐。

这种圈层生态在 AI 领域尤为明显。浙大校友自发组织了 “求是 AI 圆桌”，每周都会有 AI 创业者、技术专家聚集交流。相比北京、上海等高校密集的城市，杭州的垂直领域社群更具凝聚力。例如，一个 10 人以内的小团队，能在 3 个月内完成产品市场契合（PMF）验证，这种效率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是难以想象的。

过去创业靠 “大团队 + 大赛道 + 巨额融资” 的模式，如今 AI 时代更倾向 “小而精”。良渚的创业团队常以 5-10 人规模作战，通过跨团队协作（如多 agent 互动）快速迭代产品。我们投资的一个 AI 工具团队，仅用 2 个月就实现全球市场投放，这种 “短平快” 的节奏正在成为新范式。

第二点我想说的是，良渚的创业氛围既像硅谷，又有本土特色：这里既有数字游民聚集的文化基底，又叠加了 AI 技术浪潮，加上 “小团队作战” 的组织变革，自然成为新创业模式的试验田。

最后分享一个切身感受：杭州的政务服务效率确实惊人。我们近期协助一个北京项目落地杭州，从申请执照到完成打款，全流程仅用 5 个工作日 —— 当天提交材料，次日领照，当周资金到账。这种 “底层门槛低” 的优势，让创业者能把精力聚焦在业务本身。

作为见证杭州从移动互联网到 AI 时代变迁的投资者，我深感这座城市正在形成 “小而密的人脉网 + 快而灵的创业链 + 高而稳的政务效率” 的独特生态。过去我们常去外地找项目，如今更愿意深耕本地 —— 因为这里每天都在生长出新的可能性。谢谢大家！

郭允骁：我觉得大家聊得都非常好，有聊自己跟创业者之间的故事，有聊自己的故事，也有聊到跟政府之间的故事，我觉得有一点点聊到我们下一个话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来杭州创业，以及为什么有这么多杭州本地人也在选择创业？我觉得这里面我想在座能聚集各位在杭州本地的优秀的投资人组起一场这样的panel，我想除了北京、上海之外，其他的地方可能都很难做到，整个杭州的生态非常庞大，从汪总开始聊一聊为什么杭州比较喜欢创业。

汪震宇：可能不是杭州人喜欢创业，我老家是浙江台州的，靠海边，我们那边包括台州、温州，我小时候印象很深的是身边很多人，比方说后来没读书了怎么办，大部分人选择了做生意。为什么？当地没有什么多的国有企业，政府编制。因为浙江环境就是这样。很多人天生做生意，这是人生一条很主要的路径。我们今天讲创业，把这个事情说得高大上，底层就是做生意。

为什么说浙江有重商的传统，跟土壤、历史、地理、环境，包括跟南宋以来的这么长期的熏陶有很深刻的关系。我们以前做媒体的时候，我跟王总以前都是做媒体，经常跑浙江各地，我印象深刻的是浙江很多地方都能找到独特的“块状经济“，在一个区域形成产业集群，这个集群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有极强的比较优势。在桐庐这么一个小镇上面，当年快递行业没起来的时候，它是以圆珠笔闻名的，全世界的笔都聚集在这个地方。在我老家临海的杜桥镇，中国绝大部分的眼镜是在这里生产。浙江有很强的传统在里面，也不只是杭州，杭州是一个典范。

第二点市场有周期性的波动。我印象很深的一个数据，中国天使投资的项目在2015年达到高峰，当时5188个，机构性的投资。到了2020年跌破1000个。我们在大的资本周期性的波动里面投资。但是反过来说，真正的创业是任何时候发生，尤其是低谷期，我们现在还没有彻底走出低谷期，尤其是低谷期有特定的看到的创业者，他们依然在这个地方继续摸索，通常在极度的寒冷的时候，内心充满变革性的东西滋生出来。

第三点，杭州总体感觉创业项目数量肯定比以前少，以前是大家一窝蜂都要去创业，也是不对的，绝大部分人是不适合干这个事情的，毕竟是一个九死一生的事情。所以今天在相对周期性的低点依然在创业的人，绝大多数是自己看到的东西，自己认定的东西，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创业者。

王睿韡：要说杭州有什么优势，我想先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来开场，再拿杭州和苏州做个比较：苏州走的是“自上而下”，杭州则更偏“自下而上”——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

苏州早期学习新加坡模式，引入管委会体制（现在全国很多城市都在用）。这种做法在起步阶段确实能大量吸引头部外资，尤其是制造业，但也带来了一个问题：本土、原生的民营经济和创业力量相对偏弱。

杭州的底子是浙江民营经济这块土壤。为什么浙江民营经济这么活跃？一些政府朋友跟我说，早在改革开放之前，浙江就默认企业“先干再说”，只要“法无禁止即可为”。企业先发展，政府随后补位，后来甚至主动推出一些保护性政策。这正是典型的“自下而上”模式，我觉得杭州、乃至整个浙江都会延续这条路。

我更喜欢把杭州比作“波士顿”。有科研与成果转化实力都很强的浙江大学坐镇，学术与产业深度融合，这种组合就是杭州当下的形态，以及未来发展成长的方向，这可能是杭州的比较优势或者是杭州的魅力。

王鲁婴：杭州人是不是都在创业我不知道，我存疑，但杭州为什么吸引或者是催生出很多创业者，我觉得源头上可能有一个是年轻人都喜欢来杭州读书，不管是因为什么动漫、游戏、直播，还是因为什么阿里，什么灵隐，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到杭州是因为灵隐。就是他们来了以后，可能有一个点我跟那个几位可能不太一样，就是杭州不只有浙大，杭州还有非常多其他优秀的院校，以及我们熟知的从这个院校出来的优秀的创业者。比如说杭师大、浙工大，当然像杭电、浙传、浙工商，其实都是非常有特色和创业精神的院校。当他们来了以后，那他们经过大学的几年慢慢跟这个城市相处，自然会爱上杭州，尤其在杭州有很多大学生的创业比赛，大家在大学阶段就已经有自己的项目，自然而然就留下来，更不用说留下来以后刚刚毕业，杭州有政府的创业补贴，补贴之后就有投资机构跟上，跟上之后政府还有容错机制，这样子他们真的会一辈子留在杭州。他会吸引他的朋友，他的公司招引进来的人才，这样集聚效应越来越明显，所以我觉得刚好是高考结束，我也挺欢迎大家来报考杭州的学校。而且还有一个点，只有创业这个工作，没有HR会问你，你是985还是211的。

蔡哲文：刚才主持人这个问题是，为什么杭州能够吸引这么多人过来创业？我就从我做投资的角度，我说三个点。

第一个点，我认为整个浙江，整个杭州，它的创业的氛围、导向是全中国最好的，因为在中国人的传统理念里面是叫作学而优则仕，仕农工商，商是排在最后一位的，可能放在很多地方要去考公务员，考大省，要去做往仕途这块走是他的第一选择。但是在浙江杭州的土地上创造财富，我们整个氛围和整个社会的舆论是支持你做这个事情的，而不是说你有钱是个土财主，是个土豪，不是往那块去，虽然说土豪也是平时说话的一个顺口溜，但是不会把你往那个方向去想，大家觉得你创造了财富，是一个企业家，你社会地位是得到提高的，我认为这个是第一。氛围是把你往这边导向的，所以很多人认为要创业可能首选在这边，但是还不够。

第二点，在杭州创业的成本可能说在全国是非常优的地方，这个成本里面因为现在谈创业更多是科技的成本，这个成本里面现在最大的开销是人才，人才这一块看下来，杭州除了浙大是最大的人才库，还有其他的一些高校。另外，前两年整个互联网基础打得比较好，以阿里巴巴为主的大厂，这里面有很多的人，有产业里面的人，高校里面的人出来一起干一个活，我认为在这边的创业成本是可控的，而不是到其他的地方创业找不到人。

第三点，我还是要力挺一下杭州市政府，杭州市政府有一点做得比较好，现在有一个口号叫作“无事不扰”、“有求必应”、“最多跑一次”，充分让创业者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不是说我天天上面有很多紧箍咒，把你箍在这边，让你做不了事情。

王鲁婴：我给你补充一句，还有一句我觉得特别好，叫“包容十年不鸣 静待一鸣惊人”，就是从六小龙这里引发来的。

蔡哲文：对，所以说你像六小龙里面的DeepSeek也好，包括以前的阿里巴巴也好，相信放在其他任何一个城市，撑不了两年可能就挂了，但是撑到现在你看全部成为真龙。我说这三点。

方凯：特别感谢 36 氪提供的交流平台，让大家有机会分享对杭州的热爱，其实全国各城市都有独特魅力，从人文基因来看，无论是新杭州人还是本地人，做事的底层逻辑都聚焦于 “把事情做好”。这种共识贯穿于创业者、职场人到政府部门 —— 创业者打磨产品时追求极致，企业员工执行事务时注重细节，政府服务时也以效率为导向。本质上，这是一种不空谈、重实干的人文底色。

从经济基础来看，杭州的发展逻辑暗合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的规律。当城市人均 GDP 达到一定水平，人们才更有条件跳出生存焦虑，转向创造性探索。这种经济结构为 AI、数字经济等创新领域提供了天然土壤 —— 就像良渚的创业者能安心钻研技术，本质上也依托于城市整体的经济支撑。

简言之，杭州的独特之处，既在于 “务实做事” 的人文传统，也在于 “经济基础托举创新” 的现实条件。这两点相互交织，才让这座城市总能在时代浪潮中展现活力。

郭允骁：刚刚汪总提到浙商的话题，我们拿这个话题作为结尾，上一辈江浙就出了很多企业家，最近各位接触的肯定都是杭州或者浙江的新一代的创业者，我想请大家简单总结一下，这一代杭州或者是浙江的创业者，和上一代的浙商或者浙商精神之间有哪些共通和更迭的部分？

方凯：这一代创业者，我们更多从95后或者00后这个年龄来去定义的他们，身上有种鲜明的 “折腾精神”—— 昨晚的 00 后主题分享中，这种特质体现得尤为突出。从底层逻辑看，这既源于杭州 “务实奋斗” 的人文基因，也与 AI 创业的时代需求高度契合：当下的创业者必须想清楚 “用大模型解决什么问题”“创造何种价值”，才能在技术浪潮中找到锚点。

值得关注的是，今天的创业者普遍具备全球化视野。开发者、设计师等职业本身就是 “全球性工种”，这使得创业团队从起步阶段就自带国际基因 —— 有的公司初创时就布局海外市场，有的创始人本身在海外工作生活，就连良渚也聚集了不少从海外大厂、名校归来的创业群体。这种 “天生全球化” 的特质，让中国创业力量不再是 “走出去” 的追随者，而是从起点就与全球创新生态同频共振。

蔡哲文：我也是浙江人，汪总是台州人，我是金华人，我老家那边都是在山里面，这个里面我的父辈包括爷爷辈，他们那个时候山里面种不了粮食，更多是种玉米，种一些红薯，很多时候吃不饱饭，怎么办？吃不饱饭这些人出去做生意，以前是做生意，现在是创业。上一代浙商做生意的环境为什么那么浓厚，这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存在。这一波我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特质，只是我认为这波的技术创业者，特别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创业者，这个问题我刚好思考过。

我这边有三个词语，大家对照一下，第一个是技术的市场流，这个人是以技术立业的创业者，但是他有很好的市场敏感性。第二个是务实的演说家，他做这个事情非常务实，非常接地气，但是不能只接地气，他也要在外演说自己的项目，要学会吹牛，不能吹太大，不然做的事情永远达不到一定的高度。第三个是激情的思考者，创业者一定要非常的激情，但是你不能无脑激情，你激情完之后，你要去思考，你今天在过程中你获得了些什么东西。这三个点可能看似是矛盾的，但我认为是一个成功的创业者，至少我看下来那些成功创业者必然要具备的这三个特色。

王鲁婴：浙商的精神是叫作“三板四千”，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还有看黑板，四千精神是道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吃遍千辛万苦。我觉得我看到的，包括我也是希望就现在的这个创业者一定要想尽千方百计，其他的不说，但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思考，都说努力比选择重要，选择背后就是思考。至于吃苦，我是觉得我作为投资人，我们还是很希望创业者可以快乐创业的，因为不说什么理想这些，现在肯定也不一定是为了生存，像老一辈那样子。更重要的他可能是把你自己的资源和知识和优势转化，如果你有资源，有优势，有积累的话，你不会特别苦的，因为如果真的一直在吃苦的话，这个东西是不可持续的，我们投资人也很慌。所以我觉得还是希望年轻人在继承浙商的传统的优势的精神之外，再有一个自己的在新时代比较符合这个时代发展特色的一个进化。

王睿韡：这几年和很多“新浙商”打交道，交流下来我觉得他们有两个鲜明的特质。

第一，相比上一代浙商，他们更聚焦品牌和技术升级，想做更现代、更国际化的东西，而不再满足于过去那种扎根基础产业链、做代工的打法。

第二，他们从一开始就把企业放在全球坐标系里思考——立足国际化、原生性地去创新、去设立公司，而不是等企业在国内站稳脚跟后再“走出去”。这也是他们与老一辈浙商最大的不同，算是一种思维上的进化。

汪震宇：我们在2017年我们投过一个项目，创始人是一个杭二中的学霸，后来是北航博士，飞机动力方向。他回来以后也没有进政府，没有进事业单位，没有进国企，他就直接干了一个小企业，后来磕磕碰碰过来，现在是中国无人机物流方向的一个头部的企业，叫迅蚁。但是过程中也差点死掉。在2016年中国根本没有说要大力扶持低空经济？那个事情要发生在7年之后，所以在他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极度的边缘，根本无人问津这么一种状态。

我们的体会是新浙商跟老浙商有传承的东西，比如浙大校训里面有包括这样的因素，求真务实的东西，创新，敢想敢干的东西，这是浙商一脉相承的东西。同时有新的东西，这里面我感触比较深的第一个就是《基业长青》里讲的那句话一一“超越利润之上的追求”。至少这一代90后、00后很多创业者身上，他有很多跟老一辈不一样，像宗庆后这些，他们讲起来都是泪流满面，我们当时都是被逼着走上这条路的，包括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很多朋友。但是今天这一代年轻人，我觉得他是有超越利润这样追求的，这是一个点。

第二个点是什么？在于它有比较开放的经历和视野，包括在国外回来以后，他的整个底层的东西发生了变化，这个会体现他的企业文化和组织架构上会发生极大变化。我们传统企业绝大部分还是依然采取相对集权式的管理模式的，但是我们看到新型的企业，包括像梁文锋这样的企业里边，他的治理结构里面，他会非常的鼓励内部人那种去中心化的涌现出来的东西，就像我们暗涌这样的公司，就是不断鼓励大家涌现出来新的东西，新的元素，冲突性的元素，新型的企业有很大的差异性，他们未来有机会超越两代企业，上一个台阶的力量。

郭允骁：谢谢各位精彩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