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智涛，33，抗大在全校开展了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批判

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长征路上， 一、四方面军分裂，张国焘另立中央，毛泽东、周恩来、朱 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与之进行了坚决斗争。

1936年11 月初，西北前敌委员会和军委西北分会成立，由陈昌浩任主席，领导组建了 西路军，共两万一千余人，开始西征。

1937年3月上旬，西路军失败。主要领 导人离开部队返回陕甘宁苏区，余部两千多人由李卓然、李先念等人领导， 转移至祁连山区打游击。

为了开展与张国焘的路线斗争，肃清其路线对红军和对整个中国革命的 影响，中央发挥抗大的优势，于1937年3月23日至31日在抗大召开会议。毛 泽东、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凯丰、林伯渠、林彪、彭德怀、任弼时、贺龙、董必武等中央领导出席，并邀请抗大师生代表参加，我是被邀代表之一。

当时，抗大教育委员会发来的通知并未明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只是要我们参加名为“对西路军失败的经验和教训的检讨”的会议。

会后半个月，我看到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才知道那就是中 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也明白了当时为什么不予明确的原因。

自张国焘另立 中央、自封主席后，共产国际一直没有表态支持或反对。中央红军长征到达 陕甘宁后，张浩从苏联回来，恢复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络。共产国际对“两个中央”的态度仍不明朗，指令各自都不要以“中央”名义进行活动。由张浩 担任共产国际联络员，对双方斡旋调节。条件成熟了，再行解决。这个会议 就是在共产国际冻结“中共中央”名义时召开的。毛泽东顾全大局，服从共产国际，不使用中央政治局名义，召开了实为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会议。

会上，有三十多位同志发言，揭露了张国焘分裂主义、逃跑主义错误。 四方面军的一些干部，批判张国焘后，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与张国焘彻底划清界限。张国焘承认自己犯了反党、反中央、反毛泽东的错误，痛哭流涕 地表示愿意悔改。

3月31日，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决定指出：“张国 焘同志在四方面军的领导工作中，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的错误。这些 错误在鄂豫皖苏区的工作中已经开始存在着，在川陕苏区中尤其在他的最后 一时期中，已经形成为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从退出川陕苏区到成立第二中 央为止，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登峰造极的时期，这是反党 反中央的路线。”

其实质是农民的狭隘性、流氓无产阶级的破坏性及中国封 建军阀的意识形态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反映。决定还特别强调，过去第四方面 军所犯的错误，应由张国焘负主要责任。第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 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决定号召第四方面军及整个红军的全体同志，紧密 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与全党一道同张国焘的错误作坚决斗争。

党中央领导全党对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进行的坚决斗争，使广大指战员明辨了是非，统一了思想，为加强第一、二、四方面军的团结，同时也为中 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奠定了基 础。

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抗大在全校开展了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批判。

首先是认真学习文件，然后分组讨论，认识其危害，分析其根源。通过 广开言路，广大教职学员进一步认识到，正是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导致了红四 方面军三过草地，历经艰辛，付出了沉重代价。四方面军大部分同志回想起 与自己朝夕相处、并肩战斗的战友，被张国焘路线断送的悲惨遭遇，悲愤交 集。对张国焘排除异己，杀害自己人，更是痛恨无比。

学校发现也有少数四 方面军学员思想一下子转不过弯子，对张国焘的路线错误认识不清，对张国 焘个人野心、篡党夺权的真实面目仍有疑惑。

报告中央后，决定安排张国焘 到学校向学员讲话，作检讨。张国焘在会上，与前些日子在政治局扩大会议 上痛哭流涕表示悔改的态度截然相反，不仅只字不提自己的错误，不作一点 自我批评，反而煽动四方面军学员“有意见可以向中央提，中央不能解决， 可以向共产国际提”,企图制造事端。

张国焘顽固坚持错误立场，再三拒绝 党中央对他的教育、帮助和挽救，最后走上叛党投敌的道路。1938年4月初， 他借口去黄帝陵扫墓，私往西安，从此不归，沦为蒋介石豢养的特务。

1937年3月，西路军惨败的消息传到抗大，大家都感到十分震惊。

传达中 央精神后组织全校讨论时，校领导和政治部把握方针政策还是稳妥的。反复 强调红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由张国焘个人负责任，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是 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的干部。强调以上两点，对团结绝大多数红四方面 军指战员起到积极作用。

但是，张国焘个人专制，一统天下，在红四方面军 确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以及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 军是历史形成的几个山头，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长征路上，红一方面军 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两军发生矛盾，影响了团结，后来竟然分裂，首恶当 然是张国焘。但是，认真检讨反省，两个方面军的干部战士都曾有过不利于 团结的言行。

领导干部说话、办事不谨慎，影响就更大。凯丰在《前进报》 上发表了批评“西北联邦政府”的文章，出言不慎，被张国焘利用和夸大，成为当时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干部战士争吵得面红耳赤，甚至剑拔弩张的 导火索。所以，争高低、论短长，谈论别个部队的是是非非，历来很敏感， 很忌讳。

抗大在教职学员中开展批判张国焘的路线教育时，凯丰一激动，又 “走火”伤人。他发言批判张国焘的军阀主义，竟捎带上红四方面军的其他 领导人，说王树声、许世友、周纯全、詹才芳等人都曾有过拔出枪来、随手就把警卫员枪毙的事情。还说这些人就像土匪一样。其他同志也有政策越 轨、言辞过激的发言，对四方面军干部刺激很大。

传来传去，就变成了红一 方面军说四方面军是土匪、是军阀、是张国焘收买的走狗，等等。二队学员刘世模，原来是红四方面军四军副军长，在听到传播的恶言恶语后， 一时想 不通，便掏出手枪对着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结果打偏了没死，重伤住进医 院。

刘世模自杀事件进一步激发了四方面军干部的不满，他们聚集到许世友处，发牢骚，说怪话，个别人还说了一些出格的话，比如“不让我们革命， 老子拉队伍到川陕打游击去”,等等。

据说，还商定了一起出走的时间。谢富治是二队支部书记，他到校部汇报了这些情况。

(后来，我陆续看到一些老 同志的回忆录，大都说是王建安举报的。也有人说是王建安向谢富治反映， 谢向校部作了汇报。我只是经历了处理这个事件的部分过程，所以提供的史 料未必准确)

罗瑞卿立即向林彪汇报，林彪马上向毛泽东汇报。由于他们 是带枪带警卫员入学的， 一旦“暴动”“谋反”,后果很严重。林、罗提议 立即抓起来审查，毛泽东同意了。

4月3日执行了逮捕，是抗大警卫连连长曾雍雅带人去的。当时被捕的同志都是红四方面军的军、师、团级干部。

我记 得其中有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詹才芳、刘世模、朱德崇、詹道奎、吴世安等同志。计五个军级、六个师级、二十来个团级干部。

1937年6月，最高 法院对他们进行了宣判，判处许世友一年半，刘世模一年，洪学智、詹道奎各八个月、王建安六个月有期徒刑。

西路军失败后，徐向前回到延安，很为老部下感到不平，他认为这是一 起错案，提请毛泽东慎重处理。

“七七事变”后，抗战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抵御日军进攻，是我党我军 的首要任务。为了完成中华民族赋予的历史使命，必须加强党和红军的内部 团结。如何解决四方面军在押干部问题，就成为解决内部团结问题的焦点。

9月的一天，毛泽东来到关押许世友等人的窑洞，看望了许世友、洪学智、王建安、詹道奎和朱德崇，嘘寒间暖。聊天谈家常，征求他们对今后学习和工作的意见，最后强调说，过去某些人讲的那些话，不代表中央，只代 表他们个人。你们要求继续学习，这一期不行了，马上要毕业了，那就得等 下一期了。毛泽东亲切看望和谈话，使他们都获得了自由，有的重新分配了 工作，有的继续留在抗大学习。

毛泽东在抗大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致辞中，特别强调，对于第四方面 军广大指战员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艰险，英勇苦战，献身于中国革 命事业的忠诚，表示深切的敬意。

后来，又在中央党校讲话时说，三个方面 军都是一尺，不是一方面军是一尺，四方面军是九寸，否则，四方面军就抬不起头。只有九寸，矮一寸么。三个方面军的历史都是光荣历史。因为张国 焘犯了路线错误，四方面军的光荣历史是不是就抛掉了?没有，抛不掉的。 跟一、二方面军一样的光荣历史。这些讲话实际上就是对所谓“暴动”“谋反”案的平反。

抗大二期结业前，毛泽东和张闻天把政治教育科科长杨兰史和我找去， 听取军政教育工作汇报，指示我们要发动教员和学员，认真总结教学中的经 验教训，提交一个高质量的报告，供抗大教育委员会参考。

不久，抗大召开 了校部科以上干部和各大队队长、政委参加的教育工作总结会。会上，年仅 二十二岁的胡耀邦作了系统发言。他充分肯定了办学成绩，总结了基本经 验，同时，尖锐地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措施的建议。

最后，他就 “党和红军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错误地批判和处理了一批高级干部，而这 些历史遗留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提出了批评。建议中央和军委予以重视和及时解决。

毛泽东赞扬说，耀邦的发言很好，敢说真话，也讲道理，水平 不低，后生可畏，抗大的确出人才。受到胡耀邦发言的启示，在毛泽东鼓励 下，大家畅所欲言。不少同志都谈了在“左”倾路线统治下，个人挨整受气 的情况，对尚未结论、尚未平反的问题要求尽快解决。

大家提出，萧劲光在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因抵制李德的瞎指挥，背上了临阵退却逃跑 的罪名，被判处五年徒刑。

郭化若因在苏联学习时，对教学有意见，有两个小时没有上课，就被诬为“罢课”。回国后，被王明路线打成了"托派”, 开除了党籍。

苏进、冯达飞等人无缘无故被怀疑，就挨整撤职。

多年来、他 们背着历史包袱，继续革命。长征路上，这些为革命作出很大贡献的高级干 部，却不配备牲口和警卫员，和普通士兵一样，自己背着背包行军。他们虽 然受到不公正待遇，却没有抱怨，没有消极，凭着坚强的党性和顽强的革命 意志，克服困难，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毛泽东听了大家的发言后，对受委屈的同志表示亲切慰问，代表中央承担了责任，宣布纠正过去对萧劲光、 郭化若、苏进、冯达飞的错误处理。

毛泽东还复诵了郭化若引用的白居易的诗 ： "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教育大家“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个人一时受委屈，算不了什 么。只要真心实意忠诚党的事业，终究会为党和人民所了解。真正的共产党 人，应该胸怀宽阔，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误解和委屈。

会上，有些同志对学校严格管理、政治生活、上下级关系、物质待遇表 示不满，不愿意继续当教员，发牢骚，说怪话。毛泽东在总结发言时，深刻 批判了自由主义倾向。他联系全党和全军的实际情况，生动地列举了自由主 义的种种表现，剖析了其思想根源和危害，精辟地指出了反对自由主义的意 义。要求大家，把反对自由主义作为思想战线上的一场革命，以无产阶级思 想战胜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在抗大的讲话，经过修改审定，以《反对自由主义》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

教育工作总结会，本没有讨论历史旧案和批评自由主义的议题。胡耀邦 敢说真话，勇于揭露矛盾，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为蒙冤受屈的同志讨回公 道。还协助毛泽东发表了雄文宏论，丰富了毛泽东思想。

胡耀邦是“红小鬼”,参加红军时，文化程度并不高。经过战争锻炼和 勤于读书思考，迅速成长起来。抗大二期毕业后，理论水平、思想方法、工 作能力、品德修养，全面提升，为以后脱颖而出，成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旗手，打下了坚实基础。

抗大是胡耀邦腾飞的起点。教育工作总结会后， 胡耀邦被破格提升为抗大政治部副主任。

时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的胡耀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