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和文强特赦后是司局级，黄维等三位中将是副部级还是正部级？

原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对自己特赦后的工作生活极为满意，甚至有些大喜过望：“办公室设在全国政协东院，这里是原清朝顺承郡王府，宫殿式建筑，花木扶疏，环境幽雅。专员们在生活上也全部由政协负责，都在附近安排有住房，有公费医疗，专员们享受高干司局长级同等待遇。”

沈醉能当上“司局级”的文史专员，当然是意外之喜，因为他跟着戴笠混，也就是个伺候人的“高级碎催”，先伺候戴笠后伺候毛人凤，最后还被毛人凤一脚踢出了局本部。

即使沈醉依然留在保密局本部当少将处长，那也不过就是个“处级干部”，因为保密局是“国防部”下辖的一个厅级单位，跟侯腾的二厅都做特务（情报）工作，地位还不如郭汝瑰的第三厅。

沈醉即使不在云南被捉，而是跟随毛人凤到了台湾，也只有两条路可走：其一，被毛人凤整死；其二，被郑介民“裁撤”。

老蒋败逃到台湾之后，特务机关进行了大规模改组和整合，曾任军统局行动处（第三处）少将处长的程一鸣（潜伏者，1964年12月公开身份凯旋）在《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中回忆：“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自己复职为‘总统’。为了统一特务组织，派他的长子蒋经国任‘总统资料室’主任，所有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第一组、国防部保密局、内政部调查局、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宪兵司令部等所搜集的情报，都要送到总统府资料室处理，蒋经国实际上控制了国民党的各个特务机关。”

蒋经国控制了全部特务机关，又在1954年弄出了一个“国家安全会议”，蒋介石自任主席，顾祝同任秘书长，国家安全会议辖“国家安全局”和“动员局”。国家安全局局长为郑介民，国防部保密局改为情报局，毛人凤为局长。

因为郑介民与蒋经国有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之谊，所以地位远高于被边缘化的毛人凤——蒋家父子规定：“国家安全局领导下列机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大陆工作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工作会；国防部等二厅；国防部情报局；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宪兵司令部；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内政部警察总署。”

郑介民在担任“国防部”二厅厅长和“国防部次长”兼保密局局长期间，曾被沈醉协助毛人凤挖坑下套丢了油水最大的兼职，对沈醉当然是恨得牙根痒痒，如果沈醉敢在云南起义前逃出昆明，毛人凤不会放过他，郑介民当然也愿意将其“军法从事”。

沈醉后来还恢复了“起义将领”身份，所以他1949年被捉绝对是因祸得福，当了文史专员享受司局级待遇，这对他来说简直是一步登天。

跟沈醉一样当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的还有文强，原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副参谋长、代参谋长文强，文强还当过军统北方区区长（继任者为徐远举）、东北区区长（也叫东北办事处处长，继任者为吴景中）、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长、东北行辕督察处处长。

文强虽然是军统少数几个中将之一，但是在军统局的地位却在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之下，戴笠也曾考虑过让他当局本部行动处处长。

要是以文强在军统和徐州“剿总”时的身份衡量，他当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也是升职——当年文强也就是相当于徐远举、周养浩、沈醉那个级别，处级而已。所以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对自己的特赦后的工作和待遇都是极为满意，他还有个意外之喜：“1983年，我当了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这次很有意思，一下子增加了我们八个做政协委员，而过去都是增加一个两个的。这一年，我们所有的文史专员都当上了政协委员。我记得新华社有个记者采访我，问这次你们当选政协委员的有多少，我说：“八个。我们这八个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文强没有详细列出“八仙”名单，沈醉列出了，他们就是周振强、文强、李以劻、罗历戎、杨伯涛、郑庭笈、方靖、董益三——沈醉在他们之前，就已经是政协委员了。

文强和沈醉都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为此沈醉还不忘调侃“爱捡芝麻而丢掉西瓜”的“老大哥”曾扩情一番——曾扩情没有留在北京，而是去沈阳儿子家中养老：“他没有想到，留在北京的人，在政治待遇上比到地方上优厚得多。等到他看到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等都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又再一次傻了眼，后悔也来不及了。”

曾扩情和李仙洲两位“老大哥”后来也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跟沈醉文强平起平坐，但似乎还不如黄维和另外两位中将的“地位”高。

在全国政协五届（1978年3月-1983年6月）常委二百四十三人名单中，我们能看到原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杜聿明、原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主任宋希濂、原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的名字，在第六届常委名单中，依然有黄维和宋希濂，却没有了杜聿明，这是很正常的：第六届政协常委履职时间是1983年6月至1988年4月，而杜聿明已经在1981年5月7日逝世了。

全国政协七届（1988年4月至1993年3月）常委名单中依然有宋希濂和黄维的名字，全国政协第八届（1993年3月至1998年3月）常委名单上，就没有了黄维和宋希濂，他们已经分别于1989年3月20日和1993年2月13日逝世，对功德林战犯来说，属于他们的那一个时代基本结束了，只有文强等少数几人健在。

第一批特赦的杜聿明和宋希濂都当了全国政协常委，最后一批特赦的黄维也当了全国政协常委，跟我们熟悉的王近山、郑洞国是一个级别，估计这又值得沈醉羡慕一番了。

沈醉在回忆录中很是为自己的政协委员身份自豪：“我真没有想到，党和人民会给我这么崇高的荣誉！我将以什么来报答这种恩情呢？我认为，在11月下旬，五届政协第四次大会期间，我在小组会上发言中的两句话，可以表达我的感激和决心：‘过去我既能为反动派而卖命，今后我也一定能为祖国和人民而卖力！’”

沈醉文强当文史专员的时候是司局级，当了政协委员是什么级别笔者不知道，杜聿明、宋希濂和黄维的政协常委，是副部级还是正部级，笔者就更不知道了。

虽然不知道他们是正部级还是副部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管是“倔强”的文强、黄维，还是积极学习改造的杜聿明沈醉，他们在特赦之后都写了大量回忆文章，这些文章，也成了我们研究那段历史的宝贵资料，仅从这一点来看，战犯改造工作就是大获成功、大有成效的，至于文强、沈醉和杜聿明、宋希濂、黄维相当于什么级别，肯定有读者知道吧？用特赦后的级别来衡量，他们被俘进了战犯管理所，是不是因祸得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