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俊亚 | “下湖”：明清运河东移与黄河南移的生态后果

内容提要：明代迁都北京后，停止漕粮海运，重开东移的运河。由于运河居于极易溃决的黄河下游，经常被冲坍。为了捍护运道，明弘治年间在黄河北侧大筑大行堤，实施黄河南移工程，把全部黄河水流逼入河道相对窄小的淮河。为了冲刷黄河下游泥沙，并向淮安段运河供水，明臣又截断淮河下游河道，在平原地带修建巨型水库洪泽湖。加上修建在高地、为了向运河最高处济宁段供水的微山诸湖，苏北、鲁南、皖北、豫东南地区每年都要蒙受严重的洪涝灾患。这里的田地常年潴水成湖，民众忘了“田”“地”之类词汇，而代之以“湖”；下田被称为“下湖”。这一方言形成的背后，隐含着极为惨烈的水患祸民、生态衰败痛史。为了维持每年约400万石的漕粮运输，明清时每年仅在苏北、皖北造成的农作物损失即相当于每年漕粮总数的6.5至22.5倍；约为清中期每年财政收入的11倍。

关键词：下湖/运河东移/黄河南移/洪泽湖/下五坝

作者简介：马俊亚(1966- )，男，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区域社会生态史(江苏 南京 210023)。

来源：《中国农史》(南京)2024年第20244期 第3-17页

明代以来，在苏北、鲁南、皖北一带的淮河流域，方言中没有“田”“地”之类的词汇，而称田、地为“湖”；下田称为“下湖”。明人张瀚写道：“自淮入河，为桃源、宿迁、邳州。嘉靖初年，黄河之水澎湃横流，尚畏深险。数年后，河道顿异，流沙涌塞，仅存支派，浮舟甚难，行人抠衣可涉。……行民间田野中，荡为江湖，舟人亦称曰‘湖中’。”①

康熙早期的安徽泗州方志称：“湖田者，就其地势洼下言之，雨则停潦，旱则涸出。故土人赴田者，皆曰‘下湖’。”②清代宿州志载：“邢志太女榴姐，五户村人，于光绪十年闰五月下湖拾柴。”③此处的“下湖”，即下田之谓。

鲁南地区，人们普遍称田为“湖”。在临沂、沂水、莒南、临沭、郯城地区的沂沭河冲积平原，“这一带至今仍有许多以湖、汤[荡]等字眼命名的地名，如李五湖村、刘五湖村、王五湖村、朱五湖村、汤[荡]头区等，而当地乡民下地劳动也称‘下湖’。”④

临沂地势洼下，“村民往田，则曰‘下湖’。说明地亩之坐落，则曰‘在某湖’”⑤。临沂苍山小郭村称农田为“南湖”，“他们都习惯称去田间劳动为‘下湖’。……过去夏季南湖土地一片汪洋，积水最深的地方能淹没过人的头顶。”⑥

20世纪30年代，有作家使用苏北方言“下湖”时，注称：“农民到地里去，不称‘下地’而称‘下湖’，也许是避讳死人埋葬时所称的‘下地’。”⑦这是过于想当然了。

据调查，徐州、邳州、灌云、东海、睢宁、新沂、赣榆、沭阳等地均把“下地”称为“下湖”⑧。徐州、宿迁等地把“下地干活”，称为“下湖干活”⑨。民国前期地方官员称：“睢宁当明清之交，本属泽国，旧称五湖七港，至今农人赴田耕作，名为‘下湖’”⑩。一部地理书称：今“[连云港]灌南新安盐河西部、六塘、李集、孟兴庄、汤沟均曾经属此[硕项]湖区，直至现在硕项湖区的农民到田里干农活仍称为‘下湖’”(11)。其实，连云港为古海州地区，这里人们均称下田为“下湖”。

苏北的淮海戏，“因当地群众下田劳动称为‘下湖’，故又有拉湖腔一说。”(12)

现代学者在安徽淮河中游北岸的李圩村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村民将耕地称为“湖”，将下地干活称为“下湖”干活。学者正确地指出：“年轻的农民现在已不知道这种称呼的来由。因为在解放前，淮河流域频繁遭遇水灾，水在耕地里无法排出，因此每到六七月，耕地被淹没后，就成了‘湖’，直到秋后水退去，人们才重新开始耕种。”(13)

因此，从“下田”到“下湖”方言演变的背后，寓藏着极其严重的洪患灾祸。

一、运河东移的影响

北宋以前，历朝所定都的黄河南部地区，大多数时间为国家最重要的粮食产地。即便粮产不敷，需要开河运漕，由于长安、洛阳、开封等都城处于中西部地区，各代开凿的鸿沟、汴水、通济渠等，其方向均从西北向东南延展，大体上可利用中国西高东低的地势，使这些人工河道顺水之性，减少人力干预，避免许多人为灾害。

元、明、清三代定都大都、北京，把运道东移并纵贯整个江苏、山东，穿越鲁中南丘陵山地、苏北黄泛区冲积平原，事实上从多个屋脊形的地势上通过，故有“三起三落”之说。运河在鲁南地区，“自[济宁北]南旺分水北至临清三百里，地降九十尺，为闸二十有一；南至[沛县]镇口三百九十里，地降百十有六尺，为闸二十有七。其外又有积水、进水、减水、平水之闸五十有四。又为坝二十有一，所以防运河之泄，佐闸以为用者也。”(14)

经计算，明代运河南旺段高于沛县镇口处37米多(15)。运河在淮安附近地面高程仅10米左右，沛县则为35～42米(16)。明代运河南旺段高于江苏淮安处60米以上。这使得向苏北、鲁南运河供水极其艰难。是以直观地说：“严格意义上的运河，也就是‘闸河’……几乎是将河水垂直灌入‘闸河’中。”(17)这种河道，即便大堤牢不可破，但各河、湖供水时稍有不慎，或是雨量增大，或是黄河水涨，倒灌入运，经常造成漫堤。

即使清代运河最为平稳时期，漫堤不绝于载。雍正八年七月三日(1730年8月16日)，“[山]东省山水暴发，滔滔漫野，与运河之水唐宋山格堤猫儿窝迤下漫堤过水，高出堤面四三尺不等。……旋于二十七日黄河之水又高堤顶一二尺不等，水由[宿迁]西门漫及城内，居民被淹。”(18)嘉庆十三年六月三日(1808年7月25日)，“河水漫过[运河]堤顶，风拥溜急。该邑[淮安]运河南堤漫开五十余丈，由白马湖下注高宝诸湖入江。”(19)淮安清河、桃源田禾大量被淹。扬州高邮、宝应、甘泉等州县“俱因[运河]百子堂漫口，水势汇注，高低田亩被淹，民房多有坍塌……各属沿河地方猝被水淹，民田庐舍多有漂淌，而淮属之山、清等县尤为积歉之区，今又被漫淹，居民逃避高阜，棚栖露宿，口食无资。”(20)

据20世纪30年代对高邮、宝应等地的调查，高邮房屋较运河堤顶为低，宝应县城墙与堤岸齐平。邵伯、高邮、界首、汜水、宝应、淮安等下河8县全恃运河大堤保护(21)。运河河床高于东部地面3～4米，一旦决堤，往往以高屋建瓴之水给运河旁的乡村镇市造成灭顶之灾。第二任香港总督在淮安时见：“大城市淮安府位于黄河边，它宽约3地理英里，地面海拔比运河低很多。我们的轮船在运河上漂流时，向下看，可以看到破败不堪的城墙。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想法是，运河河岸发生了任何变故，都一定会对这座城市造成毁灭性影响。”(22)

弘治年间黄河南移之前，黄河任何一次溃决，通常会造成山东运河的致命性崩坍，而明代黄河年均溃决1.7次。因此，运河每年都会溃决，一决就有许多溃口。甚至河道较为稳固的淮扬运河也年年溃塌。明代陈瑄在宝应汜光湖东筑堤，蓄水为运道。“上有所受，下无所宣，遂决为八浅，汇为六潭，兴(化)、盐(城)诸场皆没。而淮水又从周家桥漫入，溺人民，害漕运。”(23)嘉靖四十四年(1565)七月，沛县段黄河决堤，运河溃淤百余里(24)。隆庆五年(1571)四月，运河在邳州王家口段决口，“自双沟而下，南北决口十余，损漕船运军千计，没粮四十万余石，而匙头湾以下八十里皆淤。”(25)顺治四年(1647)夏，运河在江都决堤。六年(1649)夏，高邮运堤决数百丈。

仅康熙前期，四年(1665)秋，运堤溃决，高邮大水。五年(1666)，运河自仪征至淮安段淤浅。六年(1667)，运河决江都露筋庙。十年(1671)，决高邮清水潭。次年再决，十三年(1674)始堵塞。十四年(1675)，决江都邵伯镇。十五年(1676)夏，运堤崩溃，高邮清水潭、陆漫沟，江都大潭湾，共决数百丈。十七年(1678)，清水潭逼近高邮湖，频年溃决，随筑随圮，决口宽至300余丈。十八年(1679)，决山阳戚家桥。十九年(1680)，决兴化运堤，洪水冲入高邮县城。二十七年(1688)，中运河决堤，淹清河民田数千顷(26)。

由于运河的横截，在黄河北徙之后，“江北竟无一东出入海之干川，而仅有一南下入江之运道。”(27)而河道狭窄的江北运河除沭水外，“则受泗、受沂、受淮，受入泗之汶，受入淮之濉、浍、淝、涡、颍、汝诸支川。合四省之水，独以一运河为其转输之关键。万钧之重，非侏儒所能胜。”(28)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外专家一致认为，维持运道与向运河供水是治淮的首要障碍(29)。

二、黄河南移的恶果

在制造水灾方面，黄河南移造成的恶果远大于运河东移；而黄河南移的目的是为了捍护东移的运河。

自金代始，朝廷向有“利河南行”之考虑(30)，但即便是金廷也没人为堵塞黄河北支，使之全部南流。尽管1128年黄河即南决夺淮，但“自宋以前，河虽南，而北者自北，河分而势杀，故溃决犹少。”(31)明尚书吴桂芳云，在历宋、元至明正德的近400年里，“徐海之间不闻有水患。”(32)明中期以后，为了维护被东移的运河的安全，人为地造成黄河南移、全流夺淮。

弘治(1488-1505)初，黄河在张秋段决口，决口处随塞随溃(33)。五年(1492)，黄河大决堤。八年(1495)，刘大夏堵黄陵冈等黄河口，“筑长堤一道，荆隆口东西各二百余里，黄陵冈东西各三百余里，起武陟詹家店，抵砀、沛千余里，名太行堤。”(34)

太行堤修成，黄河全流入淮，完成南移工程。淮北生态雪上加霜。“以全河赴淮，淮不足以当全河之怒，则溃决益多。”(35)《明史》称：“迨塞沙湾、张秋闸，漕以安，则徐、沛间数被其害。”(36)万历中期，总河杨一魁反思：“五十年来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而当事者方认客作主，日筑堤而窘之，以致河流日壅，淮不敌黄。”(37)清代孙嘉淦指出：“自刘大夏筑太行堤二百余里，逼河南行，河遂全入于淮。逆水性而祸民生，亦可谓拙于谋矣。”(38)

明代河臣非常清楚黄河南移的恶劣后果，但他们却不得不竭力予以维持。隆庆末、万历初，总河万恭多次明确地反对修固黄河南岸河堤，认为河水向南淹没仅是牺牲当地百姓利益，是理性的选择。他写道：“近有倡南堤之议者，是偪河使北也。北不能胜，必攻河南之铜瓦厢，则径决张秋；攻武家坝，则径决鱼台，此覆辙也！若南攻，不过溺民田一季耳。是偪之南决之祸小而北决之患深。”(39)在他看来，黄河南移是维护运道安全的保障，是国家之福：“黄河南徙，则万艘度长江，穿淮、扬，入黄河，而直达于闸河，浮卫，贯白河，抵于京。且王会万国，其便若是。苟北徙，则徐、邳五百里运道绝矣。故曰：黄河南徙，国家之福也。”(40)他进一步写道：“若不为饷道计，而徒欲去河之害，以复禹故道，则从河南铜瓦厢一决之，使东趋东海，而河南、徐、邳永绝河患。”(41)

乾隆十八年(1753)，铜山县张家马路黄河堤工溃决，冲决内堤七八十丈、外堤四五十丈(42)。吏部尚书孙嘉淦主张开减河引黄河水入大清河入海：“盖大清河东南皆泰山基脚，其道亘古不坏，亦不迁移。前南北分流时，已受河之半。及张秋溃决，且受河之全，未闻有冲城郭淹人民之事，则此河之有利无害，已足征矣。今铜山决口不能收功，上下两江二三十州县之积水不能消涸，故臣言开减河也。……现开减河数处，皆距大清河不远。计大清河所经，只东阿、济阳、滨州、利津四五州县，即有漫溢，不过偏灾。”(43)

孙嘉淦这个建议非常符合地理及河性，与万恭的看法不谋而合。咸丰五年(1855)六月，黄河在兰阳铜瓦厢决堤，大溜由长垣、东明至张秋，汇注大清河入海(44)。这就是黄河自行冲决而成的现代河道，亦即孙嘉淦在此100多年前所倡议的河道，被证明是最为合理的走向。咸丰十一年(1861)，侍郎沈兆霖言：“故顺河之性，北行为宜。乾隆朝，孙嘉淦请开减河入大清河一疏，言之甚详，足破北行碍运之疑。”(45)

孙嘉淦的建议被自视为千古一帝的乾隆帝拒绝。并且，乾隆帝表示：“此后仍有以治河奏者，必将原折发还。”(46)毕竟，消除民生灾难从来都次要之事。

万历中期，由于“黄河日强，淤垫日高”(47)，总河杨一魁提出把整个砀山以下作为行洪区：“今若空砀山一邑之地……任水游荡，以不治治之，量蠲一邑千金之赋，可岁省修河万金之费，亦一时省事之策也。”(48)在实践中，杨一魁对于黄河单县黄堌口的决口，根本不予堵塞。虽然对下游的虞城、砀山、萧县、宿州、宿迁等地为患极其严重，但杨一魁认为对运道没有影响：“黄堌口不必塞，而运道无滞矣。”他把主要精力集中于“济徐、邳运道”和“护陵寝”方面。其他反对者也无人考虑民生之患，只是担心“黄堌口不塞，则全河南徙，害且立见。议者亦多恐下啮归仁[堤]，为二陵患。”(49)

河臣李化龙继承了杨一魁“以不治治之”的方案，认为开通泇河后，只要北守太行堤，南守隋堤即可，至于中间萧县、砀山、丰县、沛县等官宇民田，则弃之不管，这样可以“任[黄]河游行，容与于其中，所省不赀也。”(50)

这一毁灭生态的治黄方策被长期奉行。即便是较为重视民生的康乾年间，黄河徐州以上，北岸自华家楼至苏林山90里不设堤岸，河道水满之时听其任意漫溢(51)。乾隆二十一年闰九月十二日(1756年11月4日)，署两江总督尹继善查勘徐州黄河大堤时奏：“查此处系徐州北岸，向来不设堤工，听其漫滩，以泄黄水盛涨，以保徐城南岸。此前人立法，原系权其重轻，于河工地方均有裨益。”(52)这样的治河措施，把营建水利的目的，变成了赤裸裸的营造水害。是以治黄越力，河害越烈，生态越衰败。

明代276年里，黄河决溢和改道456次，平均7个月一次(53)；清代1644-1840年，黄河决溢361次，平均6.5月一次(54)。仅此一河即远超以前朝代所有河湖所造成的灾患。

三、“淮扬不见面”

万历四年(1576)二月，督漕侍郎吴桂芳言：“国家转运，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设官，亦主治河，而不知治海。”(55)这一祸民趋势其后被放大到了极致。

万历五年(1577)冬，黄河南侵，流出徐州小浮桥故道，不久堙塞。潘季驯堵塞桃源崔镇，厚筑堤岸，束水归槽。嗣后每逢发水，河臣多加高加厚黄河大堤，使得河身日高。杨一魁称：“年来堤上加堤，水高凌空，不啻过颡。滨河城郭，决水可灌。”(56)

此后，潘季驯大起高家堰，在平地建成洪泽湖巨型水库，并不断加以扩大，以蓄淮河清水冲刷黄河泥沙。必须指出，潘季驯“蓄清刷黄”、以水攻沙的方略，就治黄本身而言，具有相当的科学性。若水流真的能将黄河中的泥沙全部带走，又不冲毁两岸大堤，河患无疑要少得多。但在现实中，沙重水轻，无论水流如何湍急，总会有一部分泥沙沉淀下来；何况，黄河两岸的黄土大堤经常被急流冲塌或漫堤。

据统计，黄河的流量为每秒5000立方米，每秒带来的泥沙500立方米。这些泥沙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全部被冲刷入海的。即使清水的冲力极强，黄河也仍然不断地处于淤垫之中，使河底不断升高(57)。

黄河在河南省境内的河道往往宽达二三十里(合3600—5400丈)，为了束水攻沙，到徐州附近，宽度仅80余丈(58)。明臣指出：“我朝黄河之役，比之汉唐以后不同，逆河之性，挽之东南行，以济漕运……而河之东南行者，又分数道……今数道皆塞，止存沛县一道。河流大而所受狭不能容，势必横溢而决。”(59)这些地方的黄河两岸，并无砖石大堤，而是土性较松的黄土。这就是此处的黄河为什么特别容易溃决的原因。而徐州段黄河一旦溃决，多直冲洪泽湖；洪泽湖大堤(高家堰)一决，则扬州、淮安数万平方公里的地区随即被洪水吞没。

从历时的角度来看，“蓄清刷黄”之策无论是从工程实践、还是就逻辑而言都是互相矛盾的。为了“刷黄”，就必须不断地加高本已变窄的黄河大堤，这样一来，就会使被冲刷的黄河水面高于洪泽湖清水水面。更严重的是，每年淮河流域和黄河流域的降水分配并不遵从官员们的安排，黄河流域降水增加或是淮河流域降水减少，都会造成黄水强、淮水弱的局面，使刷淤反变为被淤灌。惟有人为地提高湖水水位才能勉强地刷淤。就这样，潘季驯所筑的高家堰在一代又一代河臣们的努力下不断地加高加固(60)。

明清两代高家堰的修筑和不断地加高，使洪泽湖水库成为毁灭淮安、扬州甚至徐州、海州生态环境的巨型人工设施。谚云：“决高堰，淮扬不见面”；“倒蒋坝，淹天下”，均是形容大堤的高度危险性。赵秉节指出：“高堰石工，向系陡立，一经风浪，则撞击易于坍卸。”(61)这验证了淮海地区的民谚：“日费斗金，不敌西风一浪。”(62)

潘季驯时代，给事中王士性奏称：“自徐而下，河身日高，而为堤以束之，堤与徐州城等。束益急，流益迅，委全力于淮而淮不任。故昔之黄、淮合，今黄强而淮益缩，不复合矣。黄强而一启天妃、通济诸闸，则灌运河如建瓴。高[邮]、宝[应]一梗，江南之运坐废。淮缩则退而侵泗。为祖陵计，不得不建石堤护之。堤增河益高，根本大可虞也。河至清河凡四折而后入海。淮安、高、宝、盐[城]、兴[化]数百万生灵之命托之一丸泥，决则尽成鱼虾矣。”(63)

作为湖底海拔平均高于东部地面五六米的洪泽湖经常溃决。因蓄水济运和冲淤，在湖水逾志或是漕船过淮后，往往挖开减水坝泄水。就淹没百姓的效果而言，掘坝减水与河道湖堤溃决几无二致。

本来，即使蓄积全部清水也不可能把泥沙全部冲走，而河员们经常性对洪泽湖水的分流，更加剧了泥沙的沉积。万历二十一年(1593)，洪泽湖大堤决口20余处，次年，洪泽湖水位急升，淹没了泗州和明祖陵。张企程等认为，“今日之役，以开周家桥、武家墩为急救祖陵第一义。其或有梗运道，随为区画；有伤民产，随议蠲赈；有损盐灶，随议减额。”(64)为了保护祖陵，明臣连运道、民产、盐课也在所不惜。开周家桥等减水坝，使得水流减缓，泥沙沉积加快，黄河河床迅速增高。以后为了维持运道，冲刷黄河淤垫，反过来又要提高洪泽湖的水位。

嘉庆年间(1796-1820)，高家堰被迭次加高，洪泽湖水位常达2丈以上(65)。以洪泽湖底海拔10米、蓄水2丈(6.4米)计，即淹没淮北平原海拔16.4米以下的地区。“由于蓄清刷黄从根本上解决不了河口的淤积延伸，而河口的淤积抬高又直接影响到洪泽湖，所以蓄清刷黄的过程实质就是不断抬高湖堤，提高洪泽水位的过程。”(66)提高洪泽湖水位的过程，就是不断淹没皖北、苏北的过程。

张謇写道：“至明大筑高堰，而黄淮遂并而不复，为患益剧。陷泗州、浸虹县、废临淮、偪徙清河、邳州。时复旁溢徐海，下侵高宝。前清开国二百余年，几无宁岁。”(67)有清一代，高家堰以东地区，“黄水之屡决屡塞，犹议补苴。而淮水愈塞愈决，迄少乐岁。”(68)

可悲的是，在笃行“蓄清刷黄”的长时期里，根本没有河臣去测量用于冲淤的洪泽湖底与被冲的黄河河底的高程。直到同治九年(1870)，两江总督马新贻始称：“测量云梯关以下[黄河]河身，及[洪泽湖]成子河、张福口、高良涧一带湖心，始知黄河底高于洪湖底一丈至丈五六尺不等。”(69)可见，“蓄清刷黄”一策，其实质并无测量依据。以低水位冲高河底泥沙的方法，反科学、反常识、反理性莫此为甚，其客观效果就是大量淹民，败坏生态环境。

四、高地扩增南四湖

运河所经过的鲁西南地区，以济宁为标志，此处是运河的最高点。这里向运河供水最为艰困，却也是明清两代山东地区头等政治大事，代价极其惊人。

明清两代始终采用高地蓄水成湖的方式向运河注水。永乐九年(1411)，以昭阳湖等作为运河水柜济运。开始时，昭阳湖周围不过10余里，作了80多年的水柜，即扩大了7倍。弘治十六年(1503)，巡抚徐源言：“济宁地最高，必引上源洸水以济，其口在堈城石濑之上。元时治闸作堰，使水尽入南旺，分济南北运。成化间，易土以石。夫土堰之利，水小则遏以入洸，水大则闭闸以防沙壅，听其漫堰西流。自石堰成，水遂横溢，石堰既坏，民田亦冲。”(70)

1604年泇河通航后，微山、昭阳、独山、南阳4湖都成了水柜(71)，被通称为“南四湖”。从地质结构上，微山等湖并不适合作水柜。雍正年间，经测量，微山湖地势低于运河地势。微山湖“进水易，而出水难”，“非甚泛滥，不能放水入运。若湖水涨发，则运河亦已渳满，无需增益。”(72)相反，“当[运]河水浅涩之时，湖水先已耗竭，涓滴不能济运。”(73)但有清一代，朝廷竟墨守毫无用处的蓄水济运方略，致使微山诸湖蓄水越来越多，面积越来越大，被淹的农田也越来越广。

河员张伯行以其亲身经历记述：“利运闸一开，而蜀山湖、南阳湖与运河一派汪洋，湖河莫辨。由是，济宁南乡及鱼台、沛县、徐州数百万顷良田，悉化为湖荡。”(74)利运闸虽然如此害农，却并不利运。“南方多此一水，止多一淹民田之水，而北方少此一水，遂少一送粮船之水矣。”(75)在南旺湖以南，鱼台与沛县之间，“因泗水全注于南，一派汪洋，甚至济宁以南，尽被渰没。”而南旺湖以北，东昌一带，“仍苦水小，每有胶舟之患。”(76)

各级政府对民众实行严格的信息封锁，使得屡遭淹没的济宁、曹州、兖州、徐州等地百姓，“并不知为人事所致，反归咎于天灾之流行。”(77)可以说，微山诸湖之所以形成祸害百姓的局面，完全是人为之过。

乾隆三十年(1765)六月，乾隆帝接到河臣杨锡绂要求微山湖水位提高到1丈2尺的奏折，他深知这一水位对民生的危害：“前因微山湖蓄水过多，遇夏秋涨溢之时，濒湖洼地每致淹浸。……[朕]知湖滨洼地近多涸出，农田耕作有资，但湖水畅消既久，潴蓄未充，亦恐艰于济运。事难两利，深廑熟筹。”(78)明清时代，凡是运道与民生事难两顾之时，从来都是以牺牲民生为代价。乾隆帝这一上谕表面上显得犹豫谨慎，实质上为官员们擅自提高水位保运淹民作了开脱。虽然直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才正式规定提高水位到1丈2尺，但在这之前，官员们蓄水时，多远超这个水位。

微山湖蓄水，绝非清帝及其臣僚所言，仅淹没沿湖洼地。即便是法定蓄水1丈，水位较低之时，也常淹没曹县、单县、金乡、鱼台等大半个鲁西南以及苏北丰县、沛县、铜山等县的大量田土，甚至上淹河南东南部地区。乾隆四十六年(1781)，微山湖水与堤平。九月四日(10月20日)，署两江总督萨载经与江宁藩司刘壿、徐州知府穆克登会勘后奏：“在昭阳、微山二湖之西，自豫省北岸漫溢后，水由山东曹、单、金乡、鱼台等县漫衍而来，由渐增长。测量水深，现自七八尺至一二丈不等，俱系清水，皆因微山、昭阳二湖今年底水本大，豫省漫水，未曾直灌入湖。经由山东各县地方数百里而来，逐渐停淤。……至漫水淹浸之沛县、丰县、铜山三县地方，因水势逐渐增长，居民先已迁移高阜并太行堤上，搭棚栖止。”而由于地方官员“按例赏给一月口粮抚恤”，“每到一处即敬宣恩旨，灾民莫不感颂。”(79)

后由于黄河水的两次侵灌，加上引黄入湖的影响，微山湖底淤高了3尺。嘉庆二十一年(1816)之后，朝廷规定蓄水可达1丈4尺。由于微山湖建在高地上，底窄面宽，“水面逾志数寸，民田即多淹数里。”(80)

从后来的河员实际做法来看，微山湖蓄水一直有增无减。光绪八年(1882)二月，微山湖志樁水深1丈2尺，但湖底淤垫3尺。后丰工漫水灌注，湖底再淤2尺7寸，志樁存水加至1丈5尺(81)。

南河总督黎世序写道：掌管微山湖蓄水事宜的泇河厅，总是不断抬高水位，“但求蓄水之多，而不顾地方被淹之苦。”“名为惜水如金，实则有心操切。名为留有余以备不足，实则但顾运而不顾民。至湖水长至一丈七八尺，数州县田没水底，该河员故作咨嗟可悯之语，实则乃深喜之。”(82)官员们深喜的原因，是百姓一旦被淹，多被迫逃亡，他们的田地就会被官府作为荒地拍卖。

同治年间，微山湖蓄水更达骇人的2丈以上。十三年十月十四日(1874年11月23日)，河东河道总督乔松年奏：“查微山湖定志收水在一丈四尺以内，因丰工漫水灌注量验湖底，积受新淤，恐不敷济运。奏准加收一尺，以志樁存水一丈五尺为度。本年七月份存水二丈二尺三寸，八月内长水一尺四寸，实存水二丈三尺七寸。”(83)

因此，微山诸湖蓄水淹民这种伤天害理之事已成为官员们的利薮。甚至直到清末停止河运、实行海运之时，官员们仍然坚持维持微山诸湖的高水位(84)。

吴柽称，为了济运，河官们事实上蓄水于民田，而非仅蓄水于湖。鲁西南地区，“蜀山湖在汶境，马场湖在济境，乃济宁卫河道蓄水济运之柜也。卫河官惟务蓄水济运，二闸启闭失宜，每见湖水泛滥，田湖莫辨。”(85)

据乾隆二十一年九月，黄河水倒灌微山湖等地，济宁、金乡、鱼台、滕县、峄县被淹没。据礼部尚书署理山东巡抚杨锡绂奏，直到该年底，济宁州仍有6302顷农田被淹，积水八九寸至七八尺；金乡县水淹农田1782顷，积水八九寸至三四尺；鱼台县水下地亩1741顷，积水六七寸至八九尺；滕县、峄县有数百顷田亩仍被淹没。济宁、鱼台尚有许多村庄沉在水底(86)。1756年，鱼台县因县城被淹毁，被迫迁城(87)。但迁城不到30年，“又阨于水”(88)。

乾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1782年9月30日)，山东巡抚明兴奏：“六月中旬以后，连值大雨，黄流未断，湖河涨溢”，山东兖州、曹州、济宁地区“已涸地亩复被淹浸。”(89)咸丰二年十一月七日(1852年12月17日)，山东巡抚李僡奏，“上年丰北决口，东省之济宁、鱼台、金乡、嘉祥、滕、峄等六州县被淹，田庐民舍，多未涸复。本年丰工缓堵，四散漫溢，村庄更成泽国。灾民荡析离居。”(90)道光二年秋，曹县大雨，“害粱禾，平地行舟。”(91)

各湖泊中，以洪泽湖与微山湖的治理最难，对苏、鲁的危害也最大。有人写道：“微山湖，鲁苏之限也；洪泽湖，皖苏之限也。微山之水不得下，则鲁水无治法；洪泽之水不得下，则皖水无治法。”(92)

如果说洪泽湖是悬在淮扬地区上空的利剑，那么，微山湖则是悬在徐海地区上空的利剑。每逢上游水发，下游徐海地区许多地方尽为泽国。直到1935年夏秋，微山湖黄水向苏北各河大肆倾泻，宿迁、邳县、铜山、丰县、沭阳、灌云、东海等地，“万顷茫茫，[运河]沿岸房屋，咸为水覆，柴草家具，随水漂浮，居民多在高处搭棚，暂避灾难，孺啼子哭，厥状极惨。”山东居民又拙开王胜大堤，邳县数十个村庄，瞬间被冲没无影(93)，苏北2000平方公里、90万人口受灾(94)。

五、市井农田悉成湖

在清代南河总督辖区，淮安、徐州府城以及泗州、邳州、海州、宿州等州治均有被淹没的历史，有的永沉水底，有的被迫迁城。河湖在淮地屡决，有着外堤和城墙护卫的府城、州治都难逃被淹圮的命运，一般县城、镇市、乡村就更难以阻挡洪灾的危害了。

江苏徐州府所属各州县因河南、山东两省来水及微山诸湖泄水，年年沉于水底(95)。沛地，嘉靖二年(1523)秋，黄河决堤，引发大水“。堤堰崩圮，冲坏庐舍，平野中清碧接天，民多流亡。”八年(1529)“，水盛溢，舟入市。乡邑漂没，民皆筏居。”(96)二十年(1541)，黄河在丰县决堤，淹没了丰县城，只得迁县治于华山(97)。

仅万历年间，二年(1574)八月，河决砀山及邵家口、曹家庄、韩登家口而北，徐、邳、淮南北漂没千里(98)。万历十八年(1590)，黄河大溢，徐州水积城中者逾年。众议迁城改河。十九年(1591)九月，泗州州治被淹3尺，“居民沉溺十九”。二十年(1592)三月水势横溃，徐、泗、淮、扬间无岁不受患。“季驯谓当自消，已而不验。于是季驯言诎。”(99)二十三年(1595)，给事中吴应明言：“河身日高，徐、邳以下居民尽在水底。”(100)三十一年(1603)夏四月，黄河水暴涨漫溢，淹没了鱼台、单县、丰县、沛县一带。次年秋，黄河丰县处决堤，河水由昭阳湖穿李家港口，出镇口，上灌南阳湖，造成单县决口复溃，“鱼台、济宁间平地成湖”。四十六年(1618)闰四月，始命工部侍郎王佐督河道。“河防日以废坏，当事者不能有为。”四十七年(1619)九月，黄河在阳武脾沙堽决堤，由封丘、曹、单至考城，复入旧河。“时朝政日驰，河臣奏报多不省。”(101)

乾隆四十六年(1781)，黄河在睢宁魏家庄处南岸漫溢，溢口达百余丈，距睢宁县城约30里，黄河南岸的陶河等27社农作物均被淹没，水深四五尺至八九尺不等。睢宁县城四面被水围住，只得将东、西、北三座城门堵塞，止留南门，筑堤以供通行，部分城墙坍塌“。城外坊廂及各村庄房屋多有倒塌，居民逃避城镇及河堤高岸，搭棚栖止。”邳州与睢宁接壤，灾情与睢宁相类。宿迁仅2乡幸免，其他地方皆被淹没(102)。

乾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日(1782年9月26日)，闵鹗元奏：“至徐州、淮安、海州所属，上年豫水下注之处，或未经涸出，或已涸复淹。……其与铜、邳接壤之宿迁、睢宁、桃源、清河、安东及下游之海州、沭阳七州县滨临湖河村庄，伏秋以来水势增长。兹据禀报，八月初旬连日骤雨，又值东省蒙沂等河山水并注，已种之禾均复被淹。”(103)

在海州，仅顺治十五(1658)、十六(1659)年，沭阳大水。十七(1660)、十八(1661)年，淮、沭并涨，一望皆水(104)。海沭地区桑墟湖等湖的变迁，是因地势低洼形成的溢洪区潴溢而成，沭阳东北原来还有面积巨大的硕项湖。每当雨季，常年来自上游徐州段不设堤防的黄河水流汇集，由桑墟湖扩展而成的青伊湖经常泛滥成灾。加之夏日水涨，山东洪水一日间可从郯城即到达青伊湖(105)。1949年，山东洪水下注，苏北区共先后被淹农田1770余万亩。虽经大力抢救，全部失收700余万亩，损失粮食十亿斤以上，灾民400万人(106)。

清朝顺治至雍正三代共92年中，仅在江苏的淮北地区，中运河的河道变迁达10次，沂水河道变迁6次，睢水河道变迁2次，沭水河道变迁1次。黄河减水道变迁达6次。靳辅治河之后，“溢决变为分减，亦淮北人民一痛史也。”(107)每一次河道变动，甚至河道决堤，都是数以万计，乃至百万计的民众家破人亡、产尽财穷的触目惊心、惨绝人寰的生态悲剧。

在皖北，河南仪封、考城、虞城段黄河决口为寻常惯事。而豫东南黄河一决口，黄水直下宿州、灵璧、亳州、涡阳、蒙城、怀远、凤阳等地。嘉靖二十三年(1544)，“黄河水溢，冲塌[蒙城]北城，众欲迁城以避水患”(108)；崇祯十五年(1642)，“黄河决溢，[蒙城]城多倾坏”；顺治四年(1647)，“大雨连月，城崩陷。”(109)怀远县城，南面临淮，“沉灾迭见”“故于1日城之西，复筑新城”(110)。涡阳县城北庄子台，“没于水”(111)。

乾隆四十三年(1778)黄河在河南仪封、考城段漫口，水势泛溢。“上江之凤阳、颍州二府所属州县中，有与豫省接壤之区，地居下游，水易平漫，或由亳州、蒙城而入涡河，或由宿州、灵璧而下注淝河、浍河，均自淮河而下，直达洪泽湖。”(112)八月十二日(1778年10月2日)，安徽巡抚闵鹗元奏，“黄水漫衍而来，日加增涨，平地水深三四尺至八九尺不等。”(113)这样的水深，即便是成人已很难活命；而乡村草顶泥墙的民间房屋也根本无法存立。据蒙城、宿州、灵璧等州县禀报：“上游黄水奔注，加以连日阴雨，各河同时并涨，宣泄不及，田禾均有被淹。”官员们只能先保自己居住的州城。自七月七、八日以后，“水势日渐汹涌，由州之西北乡下注，直抵该州城根。经该州江恂将城门堵筑半墙抵御，水未入城”；而“城外坊廂民房半多倒塌”。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幸未倒塌的泥屋也岌岌可危，不适合住人。逃生的居民只得入城避水。“其四乡被水村庄或自筑土围，或官为拨船济渡，迁移城市高地，均为搭窝棚，散给饹馍，以资存活。”(114)这次洪灾，“被水之初，小民稍有未尽漂没粮食，并水中未割杂粮，堪以捞食。”(115)从常识言，被洪水浸泡的田中粮食应该腐败殆尽了。次年，黄河溃水再袭皖北(116)。

这种由“逼河南行”、人为造成的水灾是没有尽头的。如乾隆五十二年(1887)，河南仪封段再次漫水。安徽巡抚书麟奏，“查安省亳州、蒙城、怀远、凤阳、灵璧、宿州、五河、泗州、盱眙、天长等十州县，本年被水成灾五、六、七、八、九、十分不等。”(117)嘉庆三年(1798)，睢工漫口下注，安徽蒙城、亳州被淹极重，经勘成灾较重的地区有太和、怀远、凤阳、五河、盱眙等处(118)。

至于洪泽湖大堤，潘季驯在大修高家堰前就深知：“水从高堰决入，淮郡遂同鱼鳖。”(119)洪泽湖堤的溃决几成司空见惯之事，“一决于武家墩，再决于高良涧，三决于高家堰，四决于古沟坝，五决于余家坝，六决于十三堡。”(120)

崇祯四年(1631)六月黄、淮交涨，建义等处决口，河水下灌兴化、盐城，水深2丈，村落尽被淹没。朝廷对此处决堤长期不予过问，数年方始议筑塞。开工未几，即逢伏秋水发，黄、淮多处溃决，加上海潮逆冲，毁坏范公堤，兴化、盐城几成人间地狱。“军民及商灶户死者无算，少壮转徙，丐江、仪、通、泰间，盗贼千百啸聚。”(121)

康熙六年(1667)，黄河溃水尽注洪泽湖，“高邮水高几二丈，城门堵塞，乡民溺毙数万。”康熙九年(1670)五月暴风雨，淮、黄并溢，冲塌高堰石工60余段，冲决6丈余，“高、宝等湖受淮、黄合力之涨，高堰几塌，淮阳[阴]岌岌可虞。”(122)康熙十五年(1676)夏，黄河倒灌洪泽湖，高家堰决口34处，冲垮下游运河大堤。“扬属皆被水，漂溺无算。”(123)

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运河西部湖群中以宝应湖面积最大。17世纪后，由于“借黄济运”的影响，黄淮内灌，运河成为行水之河，靠近淮河的北部淤积严重，把一直向北倾斜的地势变成向南倾斜(124)。分布在运河以东的有射阳湖、广洋湖、喜雀湖、渌洋湖、淤溪等36个湖泊(125)。这些湖泊在过去大都是田庐密布的乡村市镇。

嘉庆十三年九月十五日(1808年10月24日)，两江总督铁保、江苏巡抚汪日章合奏，本年江苏全省属于丰年，“惟江宁藩司所属之淮、扬、海三府州内，除仪征一县并未被水……其他地势较低州县，各水汇集，不能宣泄，最后受淹较重。”被淹地区农作物大量失收，百姓房屋坍塌。“盐城县全境被成灾十分，兴化县全境被水、被旱成灾十分、九分及五分不等，以上情形最重。阜宁县被水十分之九分，余成灾十分、八分不等；高邮州被水十分之八分，余成灾十分、九分、八分不等；泰州被水十分之七分，被旱十分之一分，成灾十分、九分、八分不等；沭阳县被水十分之八分，余成灾八分、六分不等；清河县被水十分之七分，余成灾十分、九分及五分不等；宝应县被水十分之七分，成灾十分、九分、七分不等；山阳县十分之六分，余成灾十分、九分不等；桃源、安东二县俱被水十分之六分，余各成灾十分、八分不等。以上情形次重。江都县被水十分之二分，余成灾十分、九分、八分不等，情形较轻。淮安、大河、扬州三卫帮坐落各该州境内，屯田被水灾分与民田相等，及各州县勘不成灾田亩，以通省计之，不及一隅。”此外，海州直隶州以及徐州府的铜山、萧县、砀山、邳州、宿迁、睢宁等，因“或雨水、山水汇注，或黄水、潮水漫溢”，近堤民田和屯田大量被淹(126)。

洪泽湖上五坝一旦泄水，与之对接的运河下五坝也要泄水。乾隆十八年七月十二日(1753年8月10日)，“高邮一带汛水加增，城南堤工受险。令河库道李弘星夜前往高邮，将[运河]南关坝照例启放。”(127)这次泄洪造成的洪灾持续时间极长。直到十一月四日(11月28日)，盐政普福奏称，由于西部洪泽湖泄水，东部范公堤被迫破堤泄洪。淮扬里下河地区，“诸水渐次宣泄，而上游灌注，积潦甚深，骤难消涸。[范公]堤内低田尚有四五六尺不等，堤外场河归海去路不无淤滞之处。”这次泄洪，高家堰各溢流坝实际上全开，根本没有考虑下游行洪区的安全。“高堰一带洪湖盛涨之时，滚坝过水至六尺六寸。”(128)

乾隆二十年(1755)夏，高邮开运河车逻、南关和五里中坝。江苏巡抚庄有恭奏：“高邮已成全灾，宝应、兴化、泰州已淹十之六七，甘泉已淹十分之二。低处民房皆水深四五尺不等，且有没至檐脊者。”(129)

1826年夏，洪泽湖水大涨，启三河闸坝、拦湖坝等。亲身经历过此事者写道，“扬郡七州县当下游者，田庐尽没。”(130)这次决水所淹没的人口稠密村镇，百姓却多归罪于琦善，多年来一直坚信英明的君主视他们如己子，事后查出了实情，替他们做了主。直到20世纪30年代，老人们还在叙述，“琦大人开减坝放水，事前饰词入告，谓此地百里无烟。后钦差查覆，乃知烟村甚密，百万灾黎，一时破产。琦大人遂至得罪。”(131)其实，这次放水，琦善根本没有受到惩办，并很快兼任了漕运总督。而放水淹民的真正罪魁，正是百姓钦之仰之的道光皇帝。

民国前期，下河地区平时来水量并不大，各河流脉络分明。然而，一旦淮、沂、泗并涨，运河车逻坝放水，高邮、宝应各县顿时一片汪洋，“几不复有河形可辨”(132)。运河下五坝对于下河居民而言，“开则必灾，决则必死。”(133)至有“宁失江山，不开昭关”之谚。1931年大水泛涨，“上下河人民为开坝问题，死力相持，终未启放，卒至坝北三元庵溃决数十丈，上下河同归于尽。”(134)

下河民众之所以死命相抗，反对开掘运河昭关坝，是因为昭关坝下根本没有引河，掘坝启放的洪水直接从运河扑向百姓家园。据1931年导淮委员会《第一次视察淮河报告》：“归海各坝中之昭关坝，下无引河，势难利用。其他各坝引河，亦甚狭小。”(135)

据导淮委员会调查：“归海坝在运河堤东，名虽‘归海’，实则以里下河区为其泄水之尾闾，每值洪水之年，里下河区即有陆沉之虞。”1916年，仅开启1座归海坝，里下河地区受灾农田6633001亩，受灾人口777271人，损失35713046银元。1931年，开3座归海坝，里下河地区受灾人口4267825人，受灾农田19117894亩，损失117407030银元(136)。

长期的洪水淹浸，使淮北大量城池倾圮，市井成河，桑田沉为湖荡，田庐变为鱼窟。淮北人已忘了“田”“地”这些词汇，只知有“湖”。明人游记中描述的徐淮海地区景观，实乃明清时的常见情形：“村落仅存高阜之十一，余皆巨浸波涛，舟航无岸可傍，停于水中。官民舍宇，尽皆没溺，一望渺然，惟数峰巅而已。”(137)

结语

元代最早实施运河东移，但难以克服的工程困难以及巨额的经济成本，使元廷极为明智地弃河行海，不但避免了天文数字般的财政浪费，而且使苏北、鲁南、皖北、豫东南的生态环境免于毁灭。

明代弃海路，重开运河。为了维持东移的运道，只得把极易成灾的黄河南移，汇入淮河，使得黄、淮中下游地区的水灾呈几何级数猛增。同时，在平地和高地上分别营建两个巨型水库洪泽湖和微山湖，以严格服务运道为目的，客观上把每年的水利事务变成了营害肇灾之政。

马克思指出：“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从而节约地加以利用，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138)而在皇权控制下的自然力，兴建的大规模治水工程，往往对民生造成无与伦比的残害。

从明清两代漕运和治水错误政策中获得巨大利益的相关官员总是以算政治账为幌子，不敢算经济账，以最大限度地骗取国家资金。清中期，仅维持运道和行漕两项直接成本即达2800万两以上，远超每年国库总收入(约4000万两)的半数。民命、生态方面的损失更无法计算。

1911年，即使黄河早经北归，淮河中下游地区水灾变得较小时，在清政府的请求下，美国红十字会工程师团进行调查。据报告，淮河水灾造成了皖北10470平方英里、苏北2300平方英里的土地被淹没。大约每隔6～7年发生一次大的水灾，小水灾则极其频繁。一场大水灾损失的稻米为160亿磅；洪水较小时，每年损失大约30亿磅稻米。加上大约有60万公顷的洪泽湖等低洼区常年被淹没，每年损失约12亿磅的稻米(139)。因此，在正常年景，淮河洪水吞没了苏皖地区46亿磅稻米。以漕石每石80公斤计，合2587.5万石，仅正常年份洪水给苏北、皖北造成的年度损失，相当于明清每年漕粮总量的6.5倍；淮河大水之年苏、皖的损失，相当于明清每年漕粮总量的22.5倍。

据华洋义赈会代表费吴生报告，以1922年为例，苏皖两省被灾面积共6292万亩，每亩人工肥料等损失以3元计，共18876万余元；米粮产额，每亩以1担半、每担以6元计，共47190万余元；居民房屋等损失约为4719万余元。共计61347万余银元(140)。以每银元合银0.715两计，损失数合43863.105万银两。淮河水灾每年给苏皖造成的农业损失相当于清中期每年财政收入的11倍。这还是在没有了最大的灾源黄河的影响，也不包括河南、山东广大地区的损失数字。

常年的淹没，使苏北、皖北、鲁南地区的农田家园大量变成湖泊，民众已忘了“田地”一词，变成了更常呈现的“湖”，下田演化成了“下湖”。在其背后，则是生态败坏的悲惨史实。

注释：

①张瀚：《松窗梦语》卷二《北游纪》，中华书局，1997年，第30页。

②叶兰纂修：《泗州志》卷一《舆地志》，康熙二十七年刊本，第20页上。

③何庆钊主修：《宿州志卷》二十七《列女志》，光绪十五年刻本，第33页上。

④李琳之著：《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130页。

⑤周元侠著：《兰陵礼俗文化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2页。

⑥顾浩著：《游方：苍山小郭泥塑的一种存在方式》，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63页。

⑦石灵著：《石灵选集》，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第250页。

⑧江苏省公安厅《江苏方言总汇》编写委员会编：《江苏方言总汇》下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第3391页。

⑨江苏省公安厅《江苏方言总汇》编写委员会编：《江苏方言总汇》上卷，第930页。

⑩江苏省档案馆藏南京国民政府江苏省社会处档案：《睢宁县长朱伯鸿、参议会议长姚云帆致江苏省水灾急赈委员会》(1948年4月6日)，全宗号1009，卷号：乙-1918，缩微胶卷第000292片。

(11)中国地理百科丛书编委会编：《连云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7年，第74页。

(12)朱秋华著：《海州曲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第100页。

(13)陈柏峰、郭俊霞著：《农民生活及其价值世界：皖北李圩村调查》，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页。

(14)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八十五《运河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2078-2079页。

(15)明代1营造尺=32厘米(吴慧著：《新编简明中国度量衡通史》，中国计量出版社，2006年，第143页)，90尺=28.80米；116尺=37.12米。

(16)京杭运河江苏省交通厅、苏北航务管理处史志编纂委员会编：《京杭运河志(苏北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17)[英]戴维斯著：《崩溃前的大清帝国：第二任港督的中国笔记》，易强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第97页。

(18)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中档奏折：《奏为邳宿湖河水势异涨情形》，统一编号故宫017292，文献编号402014139。

(19)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中档奏折：《奏报淮扬二属沿河州县低田猝被漫淹及分饬属员查勘抚恤事》，统一编号故宫097096，文献编号404011250。

(20)同上。

(21)胡焕庸：《两淮水利盐垦实录》，中央大学，1934年12月刊印，第7页。

(22)[英]戴维斯著：《崩溃前的大清帝国：第二任港督的中国笔记》，第98页。

(23)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八十五《运河上》，第2095页。

(24)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八十五《运河上》，第2087页。

(25)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八十五《运河上》，第2090页。

(26)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一二七《运河》，中华书局，1977年，第3770-3793页。

(27)武同举：《江苏江北水道说》，《两轩剩语》，1927年印本，本文第4页。

(28)武同举：《江苏江北水道说》，《两轩剩语》，本文第4-5页。

(29)Edward T.Lockwood,Flood and Flood Prevention in China,Far Eastern Survey,vol.4,no.21,October 23,1935,p.167.

(30)郑肇经认为：“金人利河南行，河始夺淮”(郑肇经：《中国水利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36页)。岑仲勉则认为金人没有利河南行(见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中华书局，2004年，第417-420页)。

(31)任源祥：《漕运议》，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六《户政二十一》，广百宋斋丁亥(1887)仲春校印，第1页上。

(32)武同举：《江苏淮北水道变迁史》，《两轩剩语》，本文第5页。

(33)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三)，黄坤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596页。

(34)储大文：《存砚楼文集》卷九，清代刊本，第26页下-27页上。

(35)任源祥：《漕运议》，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六《户政二十一》，第1页上。

(36)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八十四《黄河下》，第2094页。

(37)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八十四《黄河下》，第2064页。

(38)夏燮：《明通鉴》卷三十八，同治十二年刻本，第4页上。

(39)万恭：《治水筌蹄》，水利电力出版社，1985年，第15页。

(40)万恭：《治水筌蹄》，第28页。

(41)万恭：《治水筌蹄》，第37页。

(42)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第9册，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688页。

(43)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六《黄河》，第3728页。

(44)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六《黄河》，第3741页。

(45)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六《黄河》，第3742页。

(46)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第9册，第3690-3691页。

(47)丁显：《复淮故道图说》，中国水利工程学会，1936年12月刊印，第2页。

(48)朱鋐：《历代治河考》，见《河漕备考》卷三，雍正三年刊本，无页码。

(49)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八十四《黄河下》，第2063页。

(50)朱鋐：《历代治河考》，见《河漕备考》卷三，雍正三年刊本，无页码。

(51)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第9册，第3770页。

(52)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中档奏折：《奏报拟进京陛见并顺道赴徐州察堪孙家集水势折》，统一编号故宫038589，文献编号403012886。

(53)水利电力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编：《人民黄河》，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59年，第50页。

(54)水利电力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编：《人民黄河》，第55页。

(55)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八十四《黄河下》，第2048页。

(56)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八十四《黄河下》，第2054页。

(57)朱偰：《中国运河史料选辑》，中华书局，1962年，第85页。

(58)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中华书局，2004年，第528页。

(59)傅泽洪辑：《行水金鉴》(第20册)卷一五八，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285页。

(60)Jiongxin Xu,A Study of Long Term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River Regulation on the Yellow River of China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Geografiska Annaler.Series A,Physical Geography,vol.75,no.3(1993),p.65.

(61)武同举辑纂：《再续行水金鉴(淮河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30页。

(62)陈潢原论、张霭生编述：《河防述言·古籍第三》，《钦定四库全书》(第579册)《史部》，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21页下。

(63)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八十四《黄河下》，第2054-2055页。

(64)张企程：《题议周家桥武家墩疏》，朱国盛编：《南河志》卷四，天启乙丑年刊本，第2页下。

(65)武同举编纂：《江苏水利全书》第二编卷五，水利实验处印行，1950年12月，第1-2页。

(66)张义丰：《洪泽湖的演变与水利开发的影响》，张义丰等主编：《淮河地理研究》，测绘出版社，1993年，第184页。

(67)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案：《张謇上书陈关于水利意见》(1914年2—3月)，馆藏号：09-21-00，宗号0008-05，第12页。

(68)丁显：《复淮故道图说》，中国水利工程学会，1936年12月刊印，第2页。

(69)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八《淮河》，第3804页。

(70)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八十五《运河上》，第2084页。

(71)曹瑞民：《微山湖的形成》，见济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微山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微山湖：微山湖资料专辑》，1990年12月刊印，第2-3页。

(72)岳浚：《请停设安山湖水柜疏》，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一百四《工政十》，第42页上。

(73)岳浚：《请停设安山湖水柜疏》，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一百四《工政十》，第42页上-下。

(74)张伯行：《居济一得》卷一，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1页。

(75)张伯行：《居济一得》卷二，第26页。

(76)张伯行：《运河源委》，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一○五《工政十一》，第6页下。

(77)张伯行：《居济一得》卷一，第11页。

(78)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中档奏折：《奏报暂缓赴韩庄会勘微山湖水势俟乡试发榜之后当驰赴韩庄会同确议事》，统一编号故宫046730，文献编号403020973。

(79)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中档奏折：《奏为臣勘过微山湖西一带水势并无淤垫及现在被水灾民均各安堵情形事》，统一编号故宫065042，文献编号403039160。

(80)武同举辑纂：《再续行水金鉴(运河卷)》(1)，第100页。

(81)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军机处折件：《光绪八年二月分运河及各湖存水尺寸清单》，统一编号故宫122791，文献编号122079。

(82)黎世序：《论微湖蓄水过多书》，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一百四《工政十》，第44页下。

(83)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中档奏折：《奏为查明同治十三年八月分微山等各湖存水尺寸缮单事》，统一编号故宫154940，文献编号408018538。

(84)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中档奏折：《报柴雍熙等对微山蜀山二湖水溃未能事先拦蓄致水消五尺经先予摘去顶戴事》，统一编号故宫135797，文献编号406016842。

(85)徐宗幹修：《济宁直隶州志》《济宁》卷二之五《山川志二》，咸丰九年刻本，第22页下。

(86)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中档奏折：《换报勘过济宁等五州县被水情形并恳请对贫民加赈二月折》，统一编号故宫039275，文献编号403013569。

(87)徐宗幹修：《济宁直隶州志》卷二之二《方舆志》，咸丰九年刻本，第18页下。

(88)徐宗幹修：《济宁直隶州志》卷末《志原》，咸丰九年刻本，第27页上。

(89)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中档奏折：《奏报遵旨酌筹办理兖州曹州二府及济宁州所属各州县卫被水灾区赈抚情形》，统一编号故宫068243，文献编号403042353。

(90)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中档奏折：《为济宁等州县本年后被水灾查明轻重情形恳准分别蠲缓钱粮漕米事》，统一编号故宫121536，文献编号406002789。

(91)孟广来纂修：《曹县志》卷十八《杂稽志》，光绪十年刻本，第10页下。

(92)武同举：《江苏江北运河为水道统系论》，《两轩剩语》，本文第10页。

(93)《苏北最近水情视察记》，江苏省第六区党务指导员办事处编辑：《淮海》第5期，1935年10月1日出刊，第36页。

(94)周绍成讲：《如何救济苏北水灾》，江苏省第六区党务指导员办事处编辑：《淮海》第6期，1935年11月1日出刊，第3页。

(95)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军机处折件：《奏报查明安徽凤阳府属及江苏徐州府各县被水情形并恳恩缓征事》，统一编号故宫048884，文献编号048539。

(96)王治等修：《沛县志》卷九《杂志》，嘉靖年间刻本，第55页上-下。

(97)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八十三《黄河上》，第2036页。

(98)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八十四《黄河下》，第2047页。

(99)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八十四《黄河下》，第2056页。

(100)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八十四《黄河下》，第2058页。

(101)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八十四《黄河下》，第2068-2071页。

(102)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军机处折件：《奏报查办邳睢等处被水之灾赈事》，统一编号故宫031483，文献编号031254。

(103)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中档奏折：《奏为铜邳接壤之宿迁等七州县俱被水淹现在星驰前往查察情形分别要办事》，统一编号故宫068203，文献编号403042315。

(104)唐仲冕等编纂：《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三十一《拾遗》，嘉庆十六年刻本，第31页上。

(105)刘子平：《浅谈沭阳三湖》，《沭阳文史资料》第1辑，1984年10月1日出版，第92-93页。

(106)江苏省档案馆藏中国共产党苏北区办公厅档案：《苏北一年来生产救灾工作的初步总结》，第1页，见中国共产党苏北区办公厅《中共苏北区第一次党代表会议的开幕词、报告、发言、总结、决议、闭幕词》(1950年3月)，全宗号301，卷号：永久-9，第42页。

(107)武同举：《江苏淮北水道变迁史》，《两轩剩语》，本文第9页。

(108)赵裔昌等修：《蒙城县志》卷四《营建志》，康熙十五年刻本，第4页下。

(109)汪篪等修：《重修蒙城县志》卷二《建置志》，民国四年刊本，第4页上。

(110)沈秉璜：《勘淮笔记》，1926年春印，第107页。

(111)王敛福等编纂：《颍州府志》卷二《建置志》，乾隆十七年刻本，第65页下。

(112)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中档奏折：《奏开豫省亳州等六州县被水成灾及臣现在饬属确勘办理情》，统一编号故宫061806，文献编号403035934。

(113)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中档奏折：《奏闻臣勘明亳州蒙城二处被水情形及分别办理缘由》，统一编号故宫061878，文献编号403036006。

(114)同上。

(115)同上。

(116)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军机处折件：《奏为安徽省所属亳州蒙城一带被水之州县请予展赈一月事》，统一编号故宫025509，文献编号025317。

(117)同上。

(118)同上。

(119)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八十四《黄河下》，第2052页。

(120)丁显：《复淮故道图说》，中国水利工程学会，1936年12月刊印，第2页。

(121)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八十四《黄河下》，第2072页。

(122)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六《黄河》，第3718页。

(123)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六《黄河》，第3719-3720页。

(124)张义丰：《淮河流域两大湖群的兴衰与黄河夺淮的关系》，张义丰等主编：《淮河地理研究》，测绘出版社，1993年，第177页。

(125)靳辅：《下河形势纪》，《治河奏续书》卷四，《钦定四库全书》(第579册)《史部十一》，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39页上。

(126)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中档奏折：《奏为查明淮扬海三府州属被水灾分及江宁徐州府属受淹歉收分别办理缘由据实恭折具奏》，统一编号故宫097853，文献编号404011998。

(127)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中档：《奏报高邮车逻坝过水南关坝未启运河东堤抢险平稳及抚恤地方情形折》，统一编号故宫029925，文献编号403004240。

(128)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中档奏折：《奏报履勘泰淮二属并所见水势灾赈情形折》，统一编号故宫030671，文献编号403004986。

(129)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中档奏折：《奏报因运河水长将车逻等三坝次第开放致下游洼地村庄浸溢被水现勘明扬属被水情形及办理赈恤原由折》，统一编号故宫035768，文献编号403010080。

(130)京杭运河江苏省交通厅苏北航务管理处史志编纂委员会编：《京杭运河志(苏北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645页。

(131)张煦侯：《淮阴风土记》下册，1936年，第151页。

(132)武同举：《江苏江北运河为水道统系论》，《两轩剩语》，本文第8页。

(133)武同举：《水鉴一斑》，《两轩剩语》，本文第9页。

(134)胡焕庸：《两淮水利盐垦实录》，第5页。

(135)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经济部门档案：《视察江淮报告》，档号27-07-022-07。

(136)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经济部门档案：《导淮入海计划》，档号27-07-004-03。

(137)张瀚：《松窗梦语》卷二《北游纪》，中华书局，1997年，第30页。

(13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7-588页。

(139)Walter H.Mallory,China:Land of Famine.New York: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1926,pp.49-50.

(140)宋希尚：《说淮》，京华印书馆，1929年3月，第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