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己复礼与知行合一

宋代的朱熹强调克己复礼，要让礼教来统治社会。而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要做到心与理的合一，甚至强调“心即理”的内在修养与实践精神。二者比较，似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更具备先进性。

朱熹强调理学，编订《朱子家礼》，简化古礼为冠、婚、丧、祭四礼，成为宋元明清民间礼仪范本。似乎朱熹有着圣人立言的理想，不但制定了家礼，而且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为“四书”，著《四书章句集注》，取代汉唐“五经”，成为儒学核心经典。他重建白鹿洞、岳麓等四大书院，确立“讲学、藏书、祭祀”书院三大功能，推动理学传播。制定学规，强调“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影响东亚书院教育模式。在学术方面，朱熹成就显著，在推动理学方面，成就也显著，只不过理学过于保守，最终成了遏制人性的东西，甚至有着抹杀人性的嫌疑。孔子传播“仁”的思想的时候，并没有想到活泼的人性会遭到后代儒生的扼杀。孔子和学生一块在野外讲学，都说自己的理想。有学生说以后要做官，孔子不予认可；有学生说以后要有著书立说，孔子不予认可。学生让孔子说说他自己的理想，孔子说自己的理想就是洗洗澡，吹吹风，唱唱歌，毫无功利属性。倘若孔子这种理想放到朱熹那里评价，简直就是不务正业，为老不尊。朱熹的理学要求克己复礼，强调礼节的重要性，而一旦强调礼节，就强调了统治秩序，也确立了等级制度。

克己复礼要人们克制自己的人性，克制情绪，要遵守礼仪规范，当然也就让人们默认了等级制度。即便很多人都是农民，长期被压榨，被剥削，也仍然要克己复礼，要默认现有的社会秩序和等级制度，不能有反抗的心思。难道这样的农民就是贤良的吗？当然不是，只是被克己复礼的思想愚弄了，成了被愚弄的老百姓。当老百姓被克己复礼的思想洗脑之后，就会崇尚礼节，要按照尊卑秩序来排序，同时要接受宗族的管理。朱熹推动宗族建设，倡导“祠堂祭祖”，强化儒家伦理向基层渗透。当宗族开始统治农村的时候，很多人都要受到族规的限制，而族规并不等于法律，只是宗族长老们聚在一起商量的规定，甚至有歧视妇女和虐待妇女的嫌疑，也有着限制人性甚至扼杀人性的嫌疑。人们遵从了克己复礼的思想，就会老老实实遵守族规，不能有什么创造，也不会去经商。倘若绝大多数人都老老实实地做农民，那么社会经济始终发展不起来，始终都是以农业为主，即便江南出现了一些小手工作坊，等于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也不可能变成资本主义社会。

王阳明就不同了，提出了知行合一的理论，要致良知，说明心即理，不能把心和理割裂开来。朱熹过分强调礼节的重要性，也就等于强调了社会等级的重要性，往往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来解释说明，却失去了人文主义思想，也失去了对人心的洞彻能力。王阳明不同，虽然也和朱熹一样要静坐，要思考宇宙和人生的道理，但他主张格物致知，主张在实践中实现理，而不只是自己想，自己悟。理与行不可分割，这正是王阳明心学的先进性。虽然他的学说被说成是唯心主义，但他并非完全唯心，而是看到了人心的镜像。他认为人生就像一面镜子，可以映照天地万物，叫做“心外无事，身外无理”。知道了并不等于做到，只有做到了才算是知道。而朱熹强调理学，强调礼节的重要性，却只是用礼来克制人性，并没有带领人们参加真实的社会实践，也没有诱导人们去在实践中悟透天地的道理，悟透人性的奥秘。朱熹是形而上的哲学家，又是躬身实践的教育家，但他的思想有明显的缺陷，喜欢站在封建统治者的角度来立论，虽然学术成就显著，但很容易陷入偏颇的境地。

从孔子提出自己的学说，就强调人性的活泼与自然，没有半点扼杀人性的意思，而到了朱熹学说的时候，就有了克己复礼的意思，要克制人性，要提倡礼节，还要静坐涵养，却偏偏只是停留在哲学阶段，却没有鼓励人们去参与社会实践，当然会成为落后的思想，甚至成了扼杀人性的东西。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有着时代的进步意义，起码可以让人们在行动中验证想法的正确与否，也让人们知道，心就像一面镜子，可以映照大千世界。就像那些禅宗大师们一样，突然顿悟了，就知道了宇宙人生的奥秘，具有了超凡脱俗的能力。但很多人并不能做到知行合一，很容易受到“克己复礼”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在人多的时候，特别重视礼节。古代的礼教传统似乎有很大的遗留，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不好的影响。讲究礼节并非不好，而过分讲究礼节就等于默认了社会等级制度，默认了特权阶级的存在，也默认了被压榨、被剥削的老百姓的地位。最终老百姓被愚弄，而特权阶级的人享受荣华富贵，官员算是特权阶级的人，不用劳动就可以获得很多优质社会资源，那么所谓的礼又是哪门子礼？

信奉朱熹不如信奉王阳明，起码可以做到知行合一，而不是思想和行动完全分家，更不是纸上谈兵，也不是胡乱作为而没有思想。“五四”时期已经打破了封建礼教传统，但现在这种礼教又沉渣泛起，影响了很多人，需要人们仍然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仍然在社会实践中实现自己的理想，做到知行合一，而不要克己复礼，以免被愚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