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麦卡锡主义：同样是"反共"，民主党与共和党究竟有什么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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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苏联是与美国并肩作战的盟国等原因，罗斯福政府在用人上还比较兼容并蓄，政治歧视不那么明显。

战争一结束，美国政府机构就开始进行“清洗”。美国国务院于1945年底、1946年初，已经解雇了大批有共产党嫌疑的人员。尽管如此，所谓“共产党渗入政府”一直是共和党攻击民主党的一个题目。1946年国会中期选举，共和党取胜的途径之一，就是在这个题目上做文章。杜鲁门为显示自己反共决不落后，于1947年春颁布了《联邦雇员忠诚法》，规定了一系列空前广泛的对政府工作人员或准工作人员进行审查的规定。

凡任何与共产党有瓜葛或涉嫌的人员都被认为是“不忠诚”分子，或是危害“国家安全”分子，而在清除之列。进入国家机关工作的人都要进行“忠诚起誓”，声明自己与共产党无关。总之“共产党人”或“亲共”本身就是罪名。杜鲁门这一举动并没有减少反对派的攻击，相反，却为共和党的“扣红帽子”活动提供了更多合法依据。

1、麦卡锡主义的兴起

在对华政策上，“扣红帽子”从赫尔利就已开始。在那以后，亲蒋集团就不断使用这一武器。他们甚至耸人听闻地说国务院远东司有一个“赤色支部”，一直在为共产党作宣传，破坏“国民政府”的声誉。到1948年以后，随着国民党的节节败退，美国亲蒋集团这方面的活动也变本加厉。

1949年一年中，国会中不断有人提出建议或提案，要求对国务院制定对华政策的人员进行调查。甚至有的州议会也通过决议，要求美国政府将国务院中与对苏对华政策有关的人解职。1949年9月，原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思（曾任驻华使馆参赞）升任助理国务卿，在参议院讨论和批准其任命过程中，实际上又掀起一阵关于对华政策的指责，亲蒋议员把巴特沃思作为“自由中国陷落的象征”加以反对。

1947-1948年间还有一件事实际上与麦卡锡后来的指控有关。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以考虑批准国务院经费为由，于1947年派出调查组，审阅了108名国务院工作人员的“忠诚档案”，后来又于1948年1月就其中81名人员的情况举行听证会，一一进行分析审查。3月间，另外一个小组委员会——众议院关于行政部门开支委员会——又举行听证会，会上国务院负责行政和人事的助理国务卿作证称，在被审查的人员中只有57人被雇用。

其后，于1948年8月，众议院外事委员会又有一名共和党议员对国务院所谓“共产党嫌疑”问题进行调查。他作出报告称，自1947年以来，国务院已有134名这类嫌疑分子或辞职，或被解雇，他对此表示满意。

以上都是麦卡锡出场以前的事。

1950年2月，麦卡锡正式登场。他在弗吉尼亚州的惠林发表了一次疯狂的演讲，从此从一个资历最浅的默默无闻的参议员变成新闻人物，以他名名的“主义”统治了美国政治生活好几年，直到他死后影响犹在，构成美国历史上最反动而荒唐的一页。

他在“惠林演说”中全面攻击美国对华政策，说他掌握材料，国务院中有205名“共产党员”，并且还是“间谍集团”的成员。紧接着，他在其他地方作了几次演讲，进行同样攻击，不过攻击人数陆续下降，最后集中到9名人员，其中有好几个是与中国事务有关的。

在这种情况下，参议院于2月22日通过一项决议，成立一个调查小组委员会，对麦卡锡所指控的人员一一进行审查。该委员会由参议员泰定斯主持，故简称“泰定斯委员会”。

“泰定斯委员会”从1950年3月8日至7月7日期间共进行了31天听证会，对麦卡锡所指控的人员及提出的“罪状”进行了详细审查。

于7月30日提出报告，对每一个人作出结论：麦卡锡所指控的罪名一个也不成立，这些人员都没有所谓“亲共”问题，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对美国“忠诚”有问题。“泰定斯报告”中还指出，实际上麦卡锡所指控的人员与上述1947年至1948年调查的人员相吻合，不过对材料加以片面渲染和夸大。这件事到此告一段落，但没有就此了结。朝鲜战争爆发后，又掀起了一个规模更大、持续更久的高潮。

2、蒋介石政权扮演的角色

在这一活动中，国民党也从旁配合，常常提供关于美国派往中国的人员情况，说某人是“中国”的朋友，某人是“毛泽东的朋友”，等等。有时直接插手，例如宋美龄反对以杰塞普为首的远东问题三人小组。杰塞普后来也是被攻击对象。在就巴特沃思的任命进行争论期间，顾维钧曾建议改由战时曾任国务院中国处处长、亲蒋反共的洪贝克任此职。

又如在拉铁摩尔受到指控时，周以德到台湾向宋美龄收集“太平洋学会”及拉铁摩尔的“亲共”材料。

在与中国问题有关的人员中受害比较突出的是谢伟思、戴维斯和范宣德。由于他们的名字都叫约翰，右派称之为要为“失去中国”负责的“三个约翰”（另外一说第三个约翰是老中国通费正清，而不是范宣德。）谢伟思受害最早。1944年4月，赫尔利把他调回国，6月即因所谓“美亚文件”事件被捕，受到审查。事件的简单经过是，美国《美亚》杂志的编辑贾菲平时与谢伟思有来往。

1945年春，该杂志及贾菲本人都以共产党嫌疑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注意。在一次贾菲外出期间，联邦调查局闯入其办公室进行搜查，发现桌上有几份谢伟思去延安后写的报告底稿，谢因而被捕。经过调查审讯后，法院宣布谢无罪，不予起诉。当时恢复了谢在国务院的工作，谢被派到日本和新西兰任职。到1950年谢又为麦卡锡所指控，国会调查委员会审查一年半之后虽然又宣告他没有问题，但仍被国务院解雇。

谢不服并上诉，直到1957年，最高法院才判决其胜诉，又回到国务院工作，至1962年退休。尽管最后胜诉，但是他作为杰出的外交官的生涯已受到很大挫折，戴维斯在赫尔利任驻华大使期间被调离中国到驻苏使馆去工作。回国后在国务院政策设计司凯南手下任职。1950年他被列入了麦卡锡的黑名单，从此一直受到审查，但仍在国务院工作。到1954年杜勒斯任国务卿时，对他的结论是没有对美“不忠诚”的问题，但是以“判断不当”，不适宜在国务院工作为由把他解雇。他以后在生活上遇到了不少困难。

范宣德是三人中资格最老、职务最高的。1947年，在美国开始决心积极助蒋打内战时，马歇尔将他调离远东司到瑞士去任公使，并对他说这是为了保护他免受国会共和党议员的攻击。尽管如此，范宣德仍不免于难。

自1948年起，就有共和党议员根据联邦调查局档案中，一些无根据的怀疑材料指控范有向苏联递送秘密情报之嫌。1950年麦卡锡的黑名单中他名列第二号人物，为重点对象。

为了罗织罪证，麦卡锡不惜雇人在瑞士制造假邮件诬陷范宣德，最后因该人暴露被瑞士警方速捕，范宣德才得幸免于难。但是他的名誉受损，外交官生涯也因而受到打击。国务院原打算派他出任驻哥斯达黎加大使，但是考虑到参议院讨论时又会引起麻烦，遂改派他出任职务较低、毋须经过参议院批准的职务。

他本想到国会据理力争，但为了“顾全大局”，而且当时如果拒不接受而提前退休，生活会有困难，不得不接受了。尽管如此，麦卡锡仍不放过对他的指控，甚至动用了戴笠在“中美合作所”期间供给米乐斯的对范宣德盯哨的秘密报告。对范宣德的审查后来成为美国政治斗争中一件引人注目之事。

中间经过好几个回合，最后到1953年2月，杜勒斯任国务卿时作出决定：对范宣德忠诚的怀疑可予取消，但是范在工作中“判断不当”，因此着其立即辞职，否则即予解雇（意味着连养老金都没有）。第二天范宣德即递上辞呈，此案遂告结束。

3、拉铁摩尔案

在政府官员以外比较出名的案件是拉铁摩尔案。

拉铁摩尔自幼生长在中国，是著名的亚洲和中国问题专家，尤以精通蒙古学著称。抗战时期曾受罗斯福委派为蒋介石的政治顾问。30年代时曾任“太平洋关系学会”刊物《太平洋事务季刊》的主编，访问过苏联。1937年访问过延安。他原来极受蒋介石尊重和重视，后来因他在珍珠港事变后任美国战时情报局远东区特别顾问期间，曾选用了报道国民党政府腐败情况的一些稿件，引起后者不满。1949年他被美国国务院聘为远东问题顾问之一，主张承认新中国。

1950年麦卡锡把他列入黑名单，也受到“泰定斯委员会”审查。他为自己作了强有力的辩护，此次审查以宣布拉铁摩尔没有问题而结束。但是到1951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对“太平洋关系学会”进行审查和指控，拉铁摩尔被牵涉进去，成为主要对象，最后美国司法部门判其“伪证罪”，拉遂流亡英国。

当然，当时以各种有形无形方式受到迫害的参与对华政策的政府官员或专家远不止这些。至于一些进步作家如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等的遭遇是众所周知的。还有像费正清这样的著名中国通也受到一定的歧视和压力。

麦卡锡后来于1954年受到参议院弹劾，因为他得意忘形，把指控的范围扩大到美国陆军，为当局所不容，右派也认为他太过分，政治上对他们不利，遂决定抛弃他。他于1957年去世。

就对华政策而言，麦卡锡主义的影响绝不止于其本身。那些受他迫害的人虽然后来先后恢复名誉，但是大批对中国问题真有了解的、有独立见解的人员都调离了国务院。而且这一系列的“忠诚调查”起了杀鸡儆猴的作用。特别是后来国务院在杜勒斯把持之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问题成为禁区，无人敢提正视中国现实、重审对华政策的话题，这至少对推迟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起了一定的作用。

4、共和党与民主党“反共”的差异

美国统治集团内部这场形式上相当尖锐的斗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实质的分歧，在多大程度上是纯党派斗争？这在中外学者中都有不同的意见。

一种极端的意见认为既然二者都是反共的，就是一丘之貉，其分歧是不足道的；另一种极端则把当时美国政府对新中国的敌视政策完全说成是右派压力的结果，似乎依了艾奇逊这一派，中美关系早就可以正常化了。

客观分析起来，这两派的政策思想有共同点，也有真正的分歧点。

主要的共同点

（1）以反共为大前提

当时世界格局已经形成，美国反苏反共已是既定战略方针。在国内，反共立场已成为担任政府公职的必要条件。1949年1月，艾奇逊在讨论对他的任命的参院外委会听证会上，应共和党参议员范登堡的要求，专门发表了表明反共立场的讲话。最后经他本人同意，被归纳为两句话向新闻界发表：“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主义对于自由社会、人权和基本自由权是致命的；共产主义作为征服世界的侵略因素对独立国家的政府和自由的人民是致命的。”

在这种反共立场上，无论是哪一派，都绝对不希望看到中国统一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即使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已成定局，也要千方百计捣乱，以期最终有一天能改变这一现实。这一点，在艾奇逊《白皮书》的《附信》中也说得明明白白。

（2）都不主张美国亲自出兵

在政府方面，经过各军政部门反复研究得出一致的结论是，美国无论如何不可能亲自出兵与中国共产党一战。而在叫得最响的援蒋集团这边，也没有人主张出兵。艾奇逊概括他们的主张是：“用大量的军事援助，而不用卷入战斗，以图击败中国共产党”。

这些人也一再声明这一点：“从来没有人主张派一兵一卒去打仗”（周以德）；“我从来没有建议过派军队去中国”（布鲁斯特）；“那些批评我国政策的人从来没有提出过派军队去中国的建议”（诺兰）；“我并不建议派美国军队去中国”(蒲立德)。

在国会辩论中，民主党人士也以这个题目来将共和党的军。

例如康纳利在反驳范登堡对政府对华政策的批评时，问他：“你会送你的儿子到中国去打内战吗？”

所以，两派的政策主张在实际行动上仍不外乎美国出钱、出枪，让中国人打中国人。

因此，可以说，两派共同的“上限”是反共，共同的“下限”是美国不能派军队到中国参战。其分歧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选择。

分歧点

（1）欧洲第一还是亚洲第一（或欧亚并重）

这是两派在政策思想上比较带有实质性的分歧。马歇尔、艾奇逊、凯南等当时参与决策的人，都是重欧轻亚派。1949年9月有名的PPS39文件，更是集中体现了这种思想。这是东部权势集团的传统思想，同时也是由欧亚发达程度的差别和当时美苏在欧洲争夺紧张的客观形势决定的。这派人认为，权衡轻重，即使中国共产党统治了中国，对美国也不会形成太大的威胁。另一派以一部分共和党人为代表，眼光朝着太平洋。在美国历史上，共和党在南北战争时期代表新兴的工商业资本，需要向太平洋开拓市场。征服菲律宾、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恰好都是在共和党执政时期实现的。早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就有一派人反对美国先欧后亚的战略。

麦克阿瑟于1944年向《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发表谈话，批评华盛顿的战略部署，说美国不应介入欧洲的争端，而应把重点放在亚洲，“太平洋沿岸地区和它的以十亿计的居民将决定今后一万年的历史进程…斯大林也了解太平洋的形势，他一面在欧洲打仗，眼睛却在望着亚洲。”他还说：“如果蒋介石被推翻，中国将陷入极度混乱。”

从这番话中可以看出，当时麦克阿瑟已经是从与苏联争夺的角度考虑问题，并认为争夺的重点在太平洋。根据这一逻辑，必须支持坚决反共的蒋介石。这也是战后援蒋集团的主要论点。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美国划时代的、历史性的失败，是对美国安全的沉重打击”。

周以德、诺兰、布里杰斯等人经常鼓吹：“杜鲁门主义”不能只用于欧洲，亚洲“共产主义化”了，苏联就可以无后顾之忧，全力对付欧洲，而亚洲的关键是中国。有人甚至说苏联在柏林制造紧张是“声西击东”，为了转移美国对中国的注意。

周以德还说：“我不能投票赞成花200亿美元守住一条阵线，而忽视另一条对我们的未来同样至关重要的阵线。”

因此，他们在国会斗争中一再强调美国应把中国与希腊、土耳其同等对待。并经常采取“一揽子交易”的策略，把通过他们提出的援蒋修正案作为投票支持援欧拨款的条件。

（2）对中国现实的认识

当时美国政府中经常与中国打交道的军政人员，特别是常驻中国的人员，对国民党政府之腐败无能、四分五裂的状况，对广大中国人民生活之困苦以及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在不同程度上有所了解。因此，他们多少承认在中国所发生的是一一场来自内部的革命运动，不是从外部强加的。驻华外交官们对此体会更深，认为美国的反共政策“不应使我们有义务支持一个不可救药的、腐败的、已失去人民支持的政府”。

因此，他们主张继续给蒋援助要以国民党实行改革为条件。另一派则盲目地维护蒋介石，把揭露国民党贪污腐化说成是“亲共分子”的宣传，把中国革命完全说成是“苏联侵略”。按照他们的逻辑，既然支持蒋政权是支持“一个独立的主权政府反对外来侵犯，那么它即使完全不民主、腐化、无能也无所谓”，认为不应“把美国最高利益与中国内部净化问题混淆起来”。

到1949年下半年，国民党大势已去，不可挽回时，援蒋集团还竭力鼓吹援助一切在大陆残存的反共地方势力。美国国务院则更加现实地看到，在中国“不存在抵制共产主义的基础”，这些地方势力将迅速瓦解。

（3）对美国实力的认识

执政者必须客观地估计自己的实际军事、经济及各方面的人力、物力，因此认识到美国的力量是有一定限度的。野心虽大，力不从心，必须有重点。他们认识到中国局势绝非在美国实力范围之内所能扭转。而另一派人，主要是在野者，则相信美国万能，认为只要无限地向中国倾泻金元和武器，就能阻挡中国革命的胜利。他们急不可待地要看到美国立即实现独霸全球。

有一篇为布里杰斯很欣赏而建议纳入国会记录的文章说道：

我们在执行政策中的一大困难，就是美国人民还没有追上我们实际上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人们是否赞同这一角色是另一回事。
…历史事实是，自1939年以来，美国已成为一个大帝国。这样一种地位涉及一项全球性的计划和政策，“门罗主义”和对中国“门户开放”政策…充其量不过是区域性的政策。“海洋自由”政策才是最接近于一项全球性的政策。
…我们的新处境和大不列颠的没落，把一个新的角色强加在我们身上，而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正因为如此，我们在中国遭受了这样沉重的打击。

这篇文章是评论前明尼苏达州州长斯塔森于1949年4月在宾州大学的一次讲话。斯塔森在讲话中主张每年在亚洲投资10亿美元作为反共的费用，用以援助分散的地方反共势力，而不通过一个中央政权。

当然，当时执政的民主党政府并不是没有取代英国独霸全球的野心。

罗斯福在战时就已看到这一点，但是对干涉中国的可能性，他们有一个现实的估计。另外，他们之中还有一些人，认为军事手段并不是唯一的有效手段。即使共产党执政之后，还可以用经济的、文化的手段予以分化瓦解，促成内部的变化。这是司徒雷登最热衷的方针，也是艾奇逊在《白皮书》的《附信》中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再显身手”。也就是说，在用什么手段最能有效地反共这一问题上两派有不同的意见。

总的说来，可以说，执政的民主党人士有一定的现实感，在知己知彼方面都比较接近现实；另一方则反是。设若共和党处于执政地位，是否能够无限制地、不现实地使用力量，究竟可能比民主党对蒋政权多给予多少援助，这很难说。

不过《1948年援华法》通过时，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在审核政府提出的款项时反而把总数减掉了6300万美元，这一事例也可以从侧面说明一点问题。

另外，还有一部分人确实比较开明，反共意识不那么强烈，他们比较真诚地相信民主、自决的原则，认为扶植一个反动腐朽的政权去反对人民革命于理不合，同中国共产党也不是不可以打交道。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十分维护美国的长远利益，预见到这种强烈的为意识形态所左右的政策对美国带来的危害。

直到1949年，国会内讨论援蒋问题时，还有个别议员明确指出：美国的《援华法》不是援助中国或中国人民，而是直接干涉一场绝大多数人民起来推翻法西斯统治的内战。如果这项援助真是出于“人道主义”的目的，就不应该把共产党统治的地区排除在外。他说：“如果中国人民要一个共产党政府，这是他们的权利，正如我们有权利要我们的政府一样。”

但是这种声音在当时比较孤立，一年之后就更听不到了。

至于对某些政府人员的人身攻击，以及全面抨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美国政府的政策，等等，这些都是适应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中国问题只是借题发挥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援蒋集团这样嚣张地攻击政府官员对美国“不忠诚”，“出卖”美国利益，而他们之中有些人与国民党人员明里暗里勾结，泄露机密，策划反对政府政策，已有大量证据，却没有受到指责。当个别议员如曼斯菲尔德、摩尔斯等要求对此进行调查时，艾奇逊似乎本来可以趁机反击，但他并不积极，在国会答问时闪烁其词。

当时有记者著文称，美国国务院掌握了援蒋集团的足够事实，如果愿意的话，他们是可以大斗一场的，但是他们宁愿不这样做，“因为他们不愿使赤色分子感到欣慰”。这分析有一定道理，足见反共在当时还是主流思想。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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