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史1924—1927》出版座谈会

今天参加《黄埔军校史1924—1927》出版座谈会，我心情激动，衷心感谢出席会议的领导和朋友。

我简要报告本书撰写的一些情况。黄埔军校是国家级或称超国家级的文物地标，是广州的一张名片。我是一位读历史的学生，毕业数十年来，任教、任职于省党校和省党史研究室，一直从事党史教学与研究。时至今日，年近80。孔夫子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本书是退休之年，自觉行有余力，继续做自认为应当做而未做完的功课；是屈原所说“年既老而不衰”，继续学史、学文之作。

我从事党史工作，自设的方向，是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南方政权和南北关系。这几个问题，关涉到辛亥至大革命时期孙中山、国民党、共产党在广东的活动；国共合作的建立和国共关系的演变；工农运动的兴起、高涨和广州革命中心的形成；革命形势逆转与大革命运动的失败等。长期关注这些问题，遂对那一段历史，包括黄埔军校的历史，形成一定的看法。这是本书写作的基础。可以说，这本书是对有关历史问题做过较长时间的梳理、研究而写出来的，而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之作，更不是为评职称、为评奖而着手的写作。

我写《黄埔军校史1924—1927》，注意到如下几点：

一、不孤立地写“校史”，而以“校史”为中心，书写历史大势，时代风云。黄埔军校史是区域性、小时段的历史。我的意图，是将风云激荡的大时代，写进一校之史中。

二、不写静态的“校史”，而写动态的“校史”。变化，是历史的属性。司马迁说“通古今之变”。我的目标，只是通十年之变，尤其要通黄埔军校五年之变。努力写出有关人物、事件复杂的变化。如孙廖生前、死后广州政治生态之变；戴季陶等人对国共合作从拥护到反对之变；蒋介石从校长到铁腕军人之变，又从北伐将领到新军阀的转变；蒋汪关系从合作者到角斗者之变；北伐“迎汪运动”从和蒋、抑蒋、到反蒋之变；以及国共关系之变，中俄关系之变，等等。所谓通十年之变，是要弄通种种渐变、演变、激变之来由和走向，阐述这各种各样变动，应原始察终，见聚见散，见盛见衰。

三、运用辩证思维指导研究和写作。指的是在研究和写作中，力图做到宏观与微观结合，既用“望远镜”，也用“显微镜”；既有大眼光，也要接地气；既看历史必然性，也看历史偶然性；在谋篇布局上，宜粗则粗，宜细则细，该收则收，该放则放；一部书稿要有文、有史、有论，但本书“姓史”，不以文夺史，也不以论代史。另外，“实然”与“应然”这组概念，常用于法学与哲学，对历史研究与写作，也有启迪意义。“实然”是实际状态，“应然”是理想状态。如果写不好“实然”，不成为史书；但若无“应然”之笔，对史事的思辩与价值判断则难于发挥，故应恰当用好“实然”与“应然”两副笔墨。《黄埔军校史》写作的过程，是不断学习的过程。语云：活到老，学到老，学无止境，这是实在的感受。

下面，简要报告晚年写作的感受。晚年记忆衰退，思维迟钝，不利于写作，然而退休之年，无工作压力，心境平和，有点时间，有点经验，还有点资料的积累，故退休后的写作也有便利的一面。史学工作者通常在做四道题：一是发幽现隐，致力于史料的发掘；二是提要勾玄，注重于史事的梳理、概括和提炼；三是证明证伪，做足考证、考据的工夫；四是传信传疑，即信者传信，疑者传疑，不将未查清和有疑问之事当作真事写，而兼采众说，将厥疑留待后人判断。我的感受仅在于，退休之年，无职场压力，少功利之心，故通过写作，释放自己之所学、所思，不但可以做得到，而且有可能将上述几篇作业，做得完善一些、更有学术品味一些。

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得到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委党校、省市宣传、统战、社科、文博各界领导和朋友们大力支持和帮助。特别是广东人民出版社（岭南文库）的领导和编辑，无数次亲临寒舍，敲定选题与大纲，与作者细心打磨文稿，共同经营多年。念兹在兹，历历难忘。在此，谨以至诚之心，对领导、师长和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2024年1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