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说文革之四十八——中央《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

随着大联合、三结合、三支两军、深挖“五一六”、学生复课等活动的深入开展，一些造反头头尤其是“文革”骨干（如王、关、戚）被抓，一些老干部被解放出来，生产和社会秩序不断好转，江青一伙内心恐慌，如坐针毡。1968年3月18日,江青在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的会议上提出：去年冬天以来，全国有一股“右倾翻案风”，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坚决予以回击。受其鼓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各地群众组织派性复发，一些省、市的“大联合”被瓦解，内战再起。尤其是《红旗》杂志的一篇评论员文章，让热衷于搞派性的人找到了依据，受到了鼓舞。这篇文章就是原载于1968年4月27日《红旗》杂志第1期的《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一文（1968年7月1日《人民日报》予以了转载）。

该文指出，派性是有阶级性的。各个派别，各种派性，都代表着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观点和要求。辨别谁是真正的革命派，就看它站在哪个阶级一边，执行哪个阶级的路线，做的对哪个阶级有利。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党性，也没有超阶级的派性。无产阶级先锋队反对无原则的派别纠纷、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们反对资产阶级派性，正是为了维护和增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即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任务，就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各地造反派以《红旗》杂志提出的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为依据，重拉队伍，再立山头，大搞武斗。中央要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活动遭到重创。许多地区的派性斗争，发展到有预谋地制造一连串大规模破坏活动，给社会秩序和国家建设带来了严重破坏，加剧了“文革”造成的混乱局面。

1968年五、六月间，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的造反派组织，因派性斗争不断升级，从最初的辩论、冲击机关发展到大规模武斗，甚至出现抢夺解放军武器、破坏交通设施、冲击监狱释放犯人等严重违法事件。部分地区的武斗导致大量人员伤亡，社会秩序陷入混乱，生产建设受到严重破坏。

1968年７月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布告，简称《七、三布告》。布告要求：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联，保证运输畅通。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解放军武器装备。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上山下乡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陕西汉中、安康、关中等地区的武斗，持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伤亡之重，在全国屈指可数。陕西省的支左部队在未得到尚方宝剑时，只能是调解，劝阻，不敢动真的。武斗分子有恃无恐，形势十分严峻。针对这一情况，1968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了《七、二四布告》。

布告再次作出六条规定：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二、立刻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五、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

《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对于遏制当时部分地区严重的武斗局面，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一定作用。布告发布后，不仅仅是问题严重的广西、陕西，全国各地革委会或军管会都结合本地的实际，制定了相应的管控措施，发布了布告、通令、通知等。在军队和地方组织的配合下，对严重违法的派性头头和武斗骨干进行了查处，收缴了武器，解散了武斗组织，查封了有关报刊，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的混乱局面。

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本质没有改变，派性斗争的根源没有根本消除，问题或轻或重依然存在。我们应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分裂和派别斗争，努力维护社会团结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