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扣区域发展需求 推进高校分类改革——访四川师范大学原校长汪明义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正处于从规模扩张迈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型期。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带来深刻挑战，《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为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指明了方向，但破解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的结构性矛盾、推动学科专业设置精准对接、构建特色化办学体系，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

近日，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四川师范大学原校长汪明义，围绕其在宜宾学院、原四川理工学院（现四川轻化工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的改革实践，谈谈如何紧密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区域发展大局和行业需求，引导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

中国城市报：《纲要》为我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指明了方向。地方高校应如何贯彻落实相关要求，以更好地实现教育、科技、人才的协同发展？

汪明义：地方高校贯彻落实《纲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需要从推进内部综合改革、调整与政府及社会关系等多方面发力。

对于各级政府而言，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是一项艰巨、复杂且长期的任务，需要以勇敢、智慧、顽强的姿态积极推动，为地方高校改革提供坚实支撑。从政策制定到资源调配，政府的引导与支持不可或缺。

在地方高校层面，呼唤具有教育家精神的优秀教师，敢于突破传统束缚推进改革，持续推动教育家精神融入教学、科学研究、社会实践各环节，以独特的人格魅力凝聚师生力量。

在社会层面，各方要营造良好的改革环境，建立可持续的激励机制。这一机制要让高校教师愿意以高等教育管理学为自己新的研究领域，在工作中能自觉遵循教育规律，成为教育家型的教育工作者。社会要为高校教育家及高校管理者提供广阔的事业发展空间，以正确的用人导向激发高校改革的内生动力。

中国城市报：您在四川师范大学等高校的改革实践中，是如何解决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的结构性矛盾的？在推动学科专业设置与国家战略、市场需求精准对接方面，您认为高校应该重点关注哪些方面？

汪明义：破解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的结构性矛盾，需要从教育规律与激励机制两个方向同时发力。在教育规律维度，高校应聚焦专业中最具原理性的核心知识，对课程体系进行重组，并深入阐释核心知识创造的背景、应用场景以及伦理价值。同时，预留学分空间，允许学生根据自身兴趣和行业需求跨专业选修课程，让有潜力的学生能够修读其他专业的核心课程，以此实现“专业慢变量”与“行业快变量”的动态平衡。在激励机制维度，以“课程实施大纲”为理论依据，将其作为教师职称评定的前置条件，借助“课程思政”“微专业”等政策环境积极推进改革。以四川师范大学为例，通过一系列改革举措，该校学生在全国学科竞赛中的排名从2018年的全国357名跃升至2023年的全国51名，并获批31个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22门国家一流课程（截至2024年10月）。

在推动学科专业设置与国家战略、市场需求精准对接方面，首先，高校要深入分析学校的“愿景—使命—能力”，聚焦自身现实优势，精准定位学科发展方向。如原四川理工学院对接晨光化工研究院的含氟高分子材料产业，以相关学科为支撑，实现研发、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高度吻合，并共同斩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其次，要紧扣国家战略布局学科生态。四川师范大学依托乡村建设的历史底蕴，在脱贫攻坚时期，以“五大教育提升五大能力”为抓手，成立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和四川乡村振兴学院，通过多个分院形成全方位的乡村振兴支撑体系。最后，高校应前瞻布局基础学科与新兴领域，重视哲学等基础学科建设，以深厚的理论根基支撑原始性创新，可借鉴德国一些大学以哲学思维引导科技开拓创新的实践经验。

中国城市报：您如何看待地方高校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如何通过改革来提升地方高校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能力？

汪明义：从全球视角来看，大学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大致经历了被动适应、主动满足和积极引领三个阶段。每一次经济社会的重大变革，都会催生一些杰出的大学。这些大学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在于它们敏锐地把握住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具有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强烈的使命感。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当下，我国的地方高校不仅要服务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更应积极发挥引领作用。

作为区域的“人才蓄水池”，地方高校能够通过精准对接产业需求来开展学科专业建设，为区域制造业升级、乡村全面振兴等输送“用得上、留得住”的应用型人才；作为“创新策源地”，可以依托学科优势与地方龙头企业共建实验室，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区域产业竞争力，部分高校与地方产业集群协同攻关关键技术便是成功范例；作为“文化辐射源”，要深入挖掘地方非遗、红色文化等资源，为提升区域软实力提供智力支撑。

通过改革提升地方高校服务能力，需要从多个维度推进。可建立“政府—高校—企业”三方联动机制，将区域发展规划纳入高校学科调整、专业设置的决策流程；运用科学方法分析区域支柱产业与新兴赛道，重点建设与地方经济高度耦合的学科群，并布局前沿交叉学科，形成动态调整的学科生态；将服务地方的成效纳入教师职称评审的核心指标，通过“教授+企业家”双导师制等方式推动产学研项目落地；在人才培养方面，推行“产业学院”模式，联合企业开设定制化的核心课程、共建实训基地，让学生在真实产业场景中提升能力，同时鼓励师生参与区域发展项目，将服务实践融入人才培养过程。

地方高校还需将全面贯彻《纲要》精神与自身“十五五”规划充分有机结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明确自身定位，既不盲目追求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路径，也不局限于简单技能培训。

中国城市报：您在四川师范大学等高校的改革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基层经验，哪些方面可供借鉴？

汪明义：在人才培养层面，无论高校层次如何，为学生提供高水平课程与良好学术氛围是核心任务。将教学学术视为教师的第一学术责任，全面推行课程实施大纲制度，对学术进行充满想象力的探索；同时注重环境营造，既让学生沉浸在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中，更要引导他们成为环境营造的主人。

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要将社会各级组织的发展重点难题转化为师生的研究课题，切实履行高校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的责任。要明确应用学术与发现学术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推动高校科研与地方需求深度结合。此外，无论何种层次的高校，均应将不断增强教职工幸福感和成就感，提升在校学生及校友对学校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建设成为师生和校友心中的精神家园，作为学校发展愿景。这一理念将师生发展与大学发展紧密结合，是“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在高校的具体落地，通过凝聚师生共识激发学校发展的内生动力。

中国城市报：在总结和推广改革实践成果方面，您认为高校应该在哪些方面发力？如何确保改革实践成果的可持续性和可复制性？

汪明义：在总结和推广改革实践成果方面，高校需重点把握大学文化建设与大学理念践行的基础性作用。大学文化从本体论层面界定大学的社会组织属性，大学理念则从认识论角度明晰大学的价值追求，二者共同构成高校改革成果可持续发展的内核支撑。

实践表明，缺乏优良的大学文化，改革成果易因组织文化的断裂而难以延续，大学作为文化传承载体，其组织特性要求改革必须与文化基因深度融合。同理，若缺失先进大学理念的引领，高校既无法有效吸纳校内外优质办学经验，也难以将国家战略要求内化为改革动力，甚至可能将政策要求视为负担，导致改革流于形式。

确保改革成果可持续性与可复制性，需构建“文化浸润—理念引领—制度固化”的闭环体系。一方面，总结教育改革成果时要挖掘改革背后的文化逻辑，如将课程改革、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等实践与大学“立德树人”的文化基因绑定，使成果具备文化认同基础；另一方面，推广过程中需以理念传播为先导，通过培训研讨、案例宣讲等方式，让其他高校理解改革背后的价值逻辑，更关键的是通过制度设计固化成果。可复制性需建立在“因地制宜”基础上，改革成果推广前应进行区域特性分析。

中国城市报：在未来的高等教育改革中，您认为哪些领域是最需要关注和突破的？您对高等教育改革有哪些期待和建议？

汪明义：高等教育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龙头，师范院校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与联系基础教育这个基点的核心组织，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占据重要地位。

未来高等教育改革要明晰师范院校与综合性大学的学科发展优势，鉴于目前师范院校学科多被综合性大学覆盖，应将学科教育学确立为师范院校主责主业，这既依赖于国家层面的学科设置制度保障，也需师范院校积极开展基层实践探索。

非中心城市高等教育发展关乎区域经济社会建设，建议将硕士、博士授权单位审批以及学院更名大学等行政资源向地市州高校倾斜，助力其培育“留得住、下得去、干得好”的实用型人才。中心城市则需各层次高校毕业生满足各方多元化需求。

此外，针对我国中外合作大学集中于东部的现状，建议在中西部地区兴办具有独立法人的中外合作大学。此类大学不仅能为中西部高校发展提供示范，更是中西部高等教育积极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

■中国城市报记者 巩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