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熟悉的红岩故事里，江姐总是那个被关押、被酷刑、却依然坚强不屈的女英雄。但很少有人注意，在她身边，还有一个默默站在暗处的看守，叫黄茂才。
这个名字，不显眼，甚至一度被视为“刽子手”，但正是这个人，把江姐的托孤信送出了牢房，把共产党的重要情报一件件传递出去，也正是这个人，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当成敌人打倒，差点被误判处死。
黄茂才1925年生在四川荣县，穷苦人家，读到初中家里供不起学，就辍学了。彼时他并不是什么“觉悟的青年”，他只是想找一份能糊口的工作。
靠着父亲的老东家刘重威，他在成都川康绥靖公署稽查处做过司书——就是整理文件的文员。后来调去重庆，被分到渣滓洞当看守。
按黄茂才自己的说法，刚去渣滓洞的时候，心里是觉得“自己在干正事”。毕竟，领导告诉他：“这些人是共党，是坏人，是杀人犯。”
但慢慢的，黄茂才开始起了疑心。
每天打交道的这些所谓“罪犯”，不是书生模样，就是言语和善。他接触得最多的，是曾紫霞、刘国志，后来还有江姐江竹筠。他们不像杀人犯，倒像老师、医生，甚至有点像他小时候读书时的同学——只是比他有文化，也比他有信念。
特别是江姐，虽遭酷刑，始终坚贞。黄茂才说：“她从不卑不亢。她是个有尊严的人。”
他开始听他们讲共产党是怎么回事。起初是警惕，后来是疑惑，再后来，是动摇。
“你是穷人，你信他们干什么？”江姐有一次直接对他说。
她指出黄家贫困，祖祖辈辈种别人家的地，吃不饱穿不暖。不是共党害的，是国民党的腐败，剥削。
这话，在黄茂才脑海里回响了很久。
真正打破心理防线的，是那封信。
江姐托黄茂才，把一封信送给她在自贡的二姨——那里寄养着她的儿子。黄茂才当时说：“要得，我送。”
几天后，他带回了回信，还有一张江姐儿子的照片。
江姐接过那张照片时，哽咽着再没说话。
那一刻，黄茂才下定决心。
从那以后，他频繁帮狱中人传信，有时是报纸、有时是药品、还有密件。为了安全，他用过化名“黄克诚”“张力修”，一边当看守，一边在暗中传递情报。
一次失手，就是枪毙。
但他没有退缩。江姐曾写纸条鼓励他：“小黄，你的行动已经证明你有了很大的转变，我们很高兴。”
这是江姐写给他的“入党介绍信”一般的肯定。
1949年11月，解放军即将攻入重庆，国民党开始加速清算共产党人。
黄茂才被列为遣散人员。他临走前，还帮胡启芬（也是狱中革命者）送出了一封重要信件。那封信最终救下了一部分人。
但没能救下全部。
1949年11月27日，渣滓洞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180多名革命者在机枪扫射中倒下，血流成河。
黄茂才那时已经离开，回到荣县老家，做起了教师。只是，他没能躲开风暴。
1951年，镇反运动开始。有人检举黄茂才曾是渣滓洞的看守。
公安局的人来了：“你是不是参加了11·27大屠杀？”
黄茂才说：“我早就被遣散，那天我不在。”
但他拿不出遣散证据，也没有旁证。被反复拷问之下，他顶不住，“承认”了罪行。
就这样，一个真正曾帮助共产党传递情报、拯救生命的人，被当成反革命罪犯关进牢里。
1953年，荣县法院准备判他死刑。直到最后一刻，一位叫黄大元的乡农会主席拒绝签字，说：“我不清楚情况，不签。”
靠着这句话，黄茂才捡回一命，改判为无期徒刑。
1961年，因表现好，黄茂才刑满释放。但“特务”身份还压在头顶，他连份正经工作都难找。
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开始多次向法院申诉。他写材料、找证人、查资料——一切为了那句：“我是清白的。”
在重庆，他找到了况淑华，就是当年他把信交给的地下党联系人。况淑华签名作证：“黄茂才传过情报，他是我们的人。”
1981年，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黄茂才冤案平反，撤销原判，恢复名誉。
时隔三十年，他终于等到了这句迟来的清白。
《红岩英烈——江姐》, 重庆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第二卷）》, 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江姐真实档案揭秘》，重庆日报，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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