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熟悉的红岩故事里,江姐总是那个被关押、被酷刑、却依然坚强不屈的女英雄。但很少有人注意,在她身边,还有一个默默站在暗处的看守,叫黄茂才。
这个名字,不显眼,甚至一度被视为“刽子手”,但正是这个人,把江姐的托孤信送出了牢房,把共产党的重要情报一件件传递出去,也正是这个人,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当成敌人打倒,差点被误判处死。
黄茂才1925年生在四川荣县,穷苦人家,读到初中家里供不起学,就辍学了。彼时他并不是什么“觉悟的青年”,他只是想找一份能糊口的工作。
靠着父亲的老东家刘重威,他在成都川康绥靖公署稽查处做过司书——就是整理文件的文员。后来调去重庆,被分到渣滓洞当看守。
按黄茂才自己的说法,刚去渣滓洞的时候,心里是觉得“自己在干正事”。毕竟,领导告诉他:“这些人是共党,是坏人,是杀人犯。”
但慢慢的,黄茂才开始起了疑心。
每天打交道的这些所谓“罪犯”,不是书生模样,就是言语和善。他接触得最多的,是曾紫霞、刘国志,后来还有江姐江竹筠。他们不像杀人犯,倒像老师、医生,甚至有点像他小时候读书时的同学——只是比他有文化,也比他有信念。
特别是江姐,虽遭酷刑,始终坚贞。黄茂才说:“她从不卑不亢。她是个有尊严的人。”
他开始听他们讲共产党是怎么回事。起初是警惕,后来是疑惑,再后来,是动摇。
“你是穷人,你信他们干什么?”江姐有一次直接对他说。
她指出黄家贫困,祖祖辈辈种别人家的地,吃不饱穿不暖。不是共党害的,是国民党的腐败,剥削。
这话,在黄茂才脑海里回响了很久。
真正打破心理防线的,是那封信。
江姐托黄茂才,把一封信送给她在自贡的二姨——那里寄养着她的儿子。黄茂才当时说:“要得,我送。”
几天后,他带回了回信,还有一张江姐儿子的照片。
江姐接过那张照片时,哽咽着再没说话。
那一刻,黄茂才下定决心。
从那以后,他频繁帮狱中人传信,有时是报纸、有时是药品、还有密件。为了安全,他用过化名“黄克诚”“张力修”,一边当看守,一边在暗中传递情报。
一次失手,就是枪毙。
但他没有退缩。江姐曾写纸条鼓励他:“小黄,你的行动已经证明你有了很大的转变,我们很高兴。”
这是江姐写给他的“入党介绍信”一般的肯定。
1949年11月,解放军即将攻入重庆,国民党开始加速清算共产党人。
黄茂才被列为遣散人员。他临走前,还帮胡启芬(也是狱中革命者)送出了一封重要信件。那封信最终救下了一部分人。
但没能救下全部。
1949年11月27日,渣滓洞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180多名革命者在机枪扫射中倒下,血流成河。
黄茂才那时已经离开,回到荣县老家,做起了教师。只是,他没能躲开风暴。
1951年,镇反运动开始。有人检举黄茂才曾是渣滓洞的看守。
公安局的人来了:“你是不是参加了11·27大屠杀?”
黄茂才说:“我早就被遣散,那天我不在。”
但他拿不出遣散证据,也没有旁证。被反复拷问之下,他顶不住,“承认”了罪行。
就这样,一个真正曾帮助共产党传递情报、拯救生命的人,被当成反革命罪犯关进牢里。
1953年,荣县法院准备判他死刑。直到最后一刻,一位叫黄大元的乡农会主席拒绝签字,说:“我不清楚情况,不签。”
靠着这句话,黄茂才捡回一命,改判为无期徒刑。
1961年,因表现好,黄茂才刑满释放。但“特务”身份还压在头顶,他连份正经工作都难找。
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开始多次向法院申诉。他写材料、找证人、查资料——一切为了那句:“我是清白的。”
在重庆,他找到了况淑华,就是当年他把信交给的地下党联系人。况淑华签名作证:“黄茂才传过情报,他是我们的人。”
1981年,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黄茂才冤案平反,撤销原判,恢复名誉。
时隔三十年,他终于等到了这句迟来的清白。
《红岩英烈——江姐》, 重庆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第二卷)》, 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江姐真实档案揭秘》,重庆日报,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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