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莱：唯一有效且公平的制度

本文为米莱在在向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博士颁发五月勋章时的讲话，有删减，标题为编者所加。转载自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

在过去一年里，我们已经使阿根廷超过1000万人摆脱了贫困。这难道不是对自由市场理念的深刻理解吗？似乎这还不够，在执政的头500 天里，我们进行了 2000 项改革。换句话说，用佩特里部长的话说，500 天里每天进行四项改革。这是一台真正的放松管制、摆脱国家压迫的机器。因此，我认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是在向我的导师韦尔塔·德索托（Huerta de Soto）教授、贝内加斯·林奇（Alberto Benegas Lynch）教授和克劳斯教授致敬。我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正在做更多的工作。

我们如何让阿根廷再次伟大？在这方面，思想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更重要的是进行思想辩论，明确一个社会的伦理和道德价值观的作用，这才是让阿根廷再次伟大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要谈的是最佳增长和动态效率。

首先，是有关帕累托最优问题相关的争论。如何定义帕累托最优状态？具体地说，如果你所处的情况不是最优的，而你可以使某人过得更好，同时又不会使任何人过得更糟，这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改进。而当这种改善用尽时，就意味着你已经达到了最佳状态，这就是帕累托最优。也就是说，这就好比我们如何从生产可能性边界内的某处移动到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极限。关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最优化，还有一个完整的讨论。

德索托教授直接攻击了福利经济学定理。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指出，完全竞争体系是帕累托有效的，稍后，我们将看到这意味着怪事。与此相关，我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新古典陷阱》一书中提到，当模型与现实不符时，他们不是改变模型，而是对现实感到愤怒，并称之为市场失灵。这种暴行源于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即竞争性均衡是帕累托最优的。因此，当现实与这一怪现象不符时，就会被称为市场失灵，这也是所有干预怪象的由来。

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西班牙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现任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政治经济学终身教授及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博士生导师。

其次，这也是另一个畸形现象，也是德索托教授工作的关键，那就是福利经济学的第二个定理，即帕累托效率与不同类型的初始禀赋是兼容的。换句话说，将这一观点发挥到极致——在微观经济学或价格理论手册中，你可以这样称呼它——就是最优性与分配无关这一事实。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首先提出了这一观点。分配的结果并不是独立于生产的。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清楚地认识到，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会摧毁一个社会。阿根廷就是最好的例子：它曾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社会主义的不同分支却使经济沉沦，给我们留下了一场灾难，这场灾难本应是阿根廷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因为它综合了罗德里加索时期最严重的危机、阿方辛时期最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以及 2001 年退出可兑换制时期最严重的危机。

因此，把效率与财产问题分开是错误的，这是一个核心问题。现在我谈第一点。第一点是所有的市场失灵都是我们用均衡数学来处理的问题，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非凸性。也就是说，与 非凸性 这一技术名称相对应的，是集中市场结构的存在，或者说，如果你愿意，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是垄断的存在。事实上，我经常说，我是通过阅读默里·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的《垄断与竞争》一文才皈依奥地利学派的，这篇文章收录在《经济与国家中的人》一书中，由职业经理人阿尔贝托·本加斯·林奇的父亲也就是伯蒂的祖父翻译成西班牙语。因此，从根本上说，这与一般均衡模型的数学特征有关，而一般均衡模型的数学特征就是最优结果，同时也与使这一结果成为最优结果的基本数学结构有关。但这是数学问题，是经济学家头脑中的问题，与个人的现实生活无关。换句话说，垄断只有在国家人为制造的情况下才是糟糕的。否则，正如米塞斯所说：如果只有一个供应商，那怎么办，难道我要与这唯一的供应商争斗吗？

另一种是认为公共产品会排斥竞争的问题。罗纳德·科斯通过展示灯塔是什么样的，清楚地嘲笑了所有人，在 19 世纪，灯塔是公共产品的典型案例。他不厌其烦地一个个去查：这些灯塔都是私人的。这就是科斯的工作如此重要的原因。更重要的是，马丁·克劳斯（Martín Krause）在关于这一主题的精彩演讲中指出：他翻阅了当前最好的中级微观经济学书籍（无疑是瓦里安的书），寻找企业家的概念，但是这些书中没有这个概念。于是，他开始寻找企业的概念。嗯，它出现了四次。公司和企业，四次。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我们有理由反对这种荒谬......更何况，伊斯雷尔·科兹纳（Israel Kirzner）曾说过一句话，他与德索托教授一样，在学术研究上付出了巨大努力，例如在德索托的博士论文《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与企业职能》与科兹纳在《创造力、资本主义与分配正义》一书中提到，完美竞争模型似乎蕴含在设定的参数——偏好、技术和资源禀赋——中，正如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 Jr.）所言，愿它（这样的模型）安息。这就像认为汽车隐含在钢铁、橡胶、玻璃、皮革的数量中一样……这简直是荒谬的。但当然，必须看到这一点，我们每天都在与那些看不到这一点的人打交道。

说得简单一点：19 世纪末，一个叫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的人发明了电灯泡。然后有一群人破产了，他们被称为蜡烛制造商。如果你从帕累托最优的角度考虑，这些人的处境是灾难性的。我的意思是，没有什么比技术进步更反帕累托了。现在，你扼杀了技术进步，你也就扼杀了最近250年的人类历史，而这 250 年正是人类最美好的 250 年。因为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自然状态是贫穷，有 95% 的人生活在赤贫线以下，但从这开始，自由企业资本主义带来了很大的改变。

如果我们让左翼分子的思想渗透进来，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让经济增长夭折，就像他们每次上台所做的那样。请注意，根据这个问题，亨利·哈兹利特（Henry Hazlitt）的《经济学一课》（Economics in a Lesson）一书中有一篇非常好的文章，抨击了卢德谬论，而卢德谬论恰恰是对机器的憎恨。正是如此，这本书受到巴斯夏的启发，在什么是看得见的，什么是看不见的。如果用新古典主义的术语来说，当哈兹利特区分好的经济学家和坏的经济学家时，他说：什么是坏的经济学家？答案是只看局部均衡，只看一个市场，而且是静态的。好经济学家与坏经济学家的区别在于，好经济学家着眼于总体均衡，并以动态的方式来看待它。他不仅着眼于今天的一个市场，而且着眼于今天和未来的所有市场。

我要引用德索托教授的一句话，这句话非常精彩。因为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公正和效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因为公平的东西不可能是低效的，而高效的东西必须始终是公平的”。而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一个人要去偷别人的东西，把手伸进别人的口袋，把钱转给别人。换句话说，想要实现“公平”的制度本身，正在播下毁灭的种子。更不用说他们还干预公共教育，无论是私立的还是公立的。还有，国家正在建立干预者大军。

这就是问题之一。另一个问题，也是我所热衷并正在研究的问题，与收益递增的存在有关。当你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时，它是以曲棍球的形式出现的。因此，你会看到，直到 1800 年，人均 GDP 实际上是恒定的，然后随着自由企业资本主义的出现，尽管有各种干预措施，人均 GDP 突然开始大幅上升，这就是收益递增。对于新古典经济学来说，收益递增是市场集中的同义词。而这些集中的市场结构具有垄断性，应该是不好的，它们不是帕累托最优的，因此有必要进行监管。监管的特点是什么呢？监管的目的是使公司最终表现得如同完全竞争模式。也就是说，它们破产了，它们正在扼杀收益递增。结果，最终扼杀了经济增长。

此外，我还根据经验实证估算了监管措施对经济造成的损失；据估算，监管措施导致全要素生产率损失超过一个百分点，这可不少。欧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欧洲无法实现增长，因为它被过多的监管措施所困扰。

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 （Jesús Huerta de Soto） 和哈维尔·米莱 （Javier Milei）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增长呢？答案是把经济增长作为实现动态效率的一种方式。在这里，索托教授对它的定义非常重要。我将逐字逐句地引述他的话：当经济体系越多越好地推动创造力和企业协调时，效率就会越高。这样，它就能不断向外扩展生产可能性边界。换句话说，什么是好的制度体系，什么是我可以最大限度地推动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框架，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扩张，这基本上与创造力和创业功能有关。我们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种功能？什么制度框架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种功能？我给你们剧透一下：显然是自由企业资本主义，也就是无政府资本主义。

因此，它基本上建立在几个支柱之上。其一是企业家的职能问题，其二是“发现”的作用......关于“占有”原则有一整套的讨论，内容非常丰富，我不想在此赘述，因为重要的是让教授讲，而不是我讲。他将这一点与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念相结合，即用一种积极主动的方式来看待创新和发现的过程。

因此，这显然与诺斯的适应性效率概念相吻合，在诺斯的概念中，是制度让这一切得以发生。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实行社会主义，这一切就不会发生，因为我无法将我的创造行为、我的发现、我的创新成果据为己有。我不会这样做，因为如果我不这样做，国家就会把它据为己有。这就阻碍了创造和发现的能力。如果我不能占有它，我还能做什么呢？如果我不这样做，一切都要付出代价。正是在这里，结合这三个要素，他得出了动态效率理论，同时他也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的不可能性。

然后，德索托教授提出了另一个美妙的问题：动态（效率）问题。因为你需要这些信息来进行创造，但到达社会主义者手中的信息总是很慢。这也是最精彩的部分，因为你可以想象，在这一切的背后，有一个你必须了解的经济学脚手架。而德索托教授的贡献最精彩之处在于：你不需要知道这些。因为真正重要的是伦理道德问题。

例如，阿根廷的崩溃并不是因为我们做账的方式出了问题，问题在于道德，是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是如何沦丧的。我们不再拥抱西方的价值观：犹太-基督教文化的价值观，而是拥抱觉醒的社会主义恶魔，这就是我们沉沦的原因。

可能会有很多所谓的最佳增长路径，不是吗？不，这一点非常明确，即符合这些特征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自由企业资本主义。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这个定义，“公正和效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因为公正的东西不可能是低效的，而高效的东西必须始终是公正的”。唯一公平的制度也是自由企业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更有效率，而且是唯一公平的制度。因此，通过接受自由的理念，我们将进入增长的道路，使阿根廷再次伟大。非常感谢大家，尤其要感谢您，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