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文学思想新变：以悼亡文学为例

生与死自古以来就是人们不断思索、感悟的人生课题。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当人们直面死亡之际，不由得百感交集，诉诸笔端，遂逐渐演变形成悼亡文学。

其主题原是指悼念去世的妻子，后来逐渐发展为追思故人，对象的范围得到了扩展。

女性悼亡文学滥觞于«唐风·葛生»，汉代«杞梁妻叹»也真挚感人，其内容都是抒写失去丈夫之后的哀痛。

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悼亡文学有了新的发展，反映出女性意识觉醒、女性话语权提升的时代特点。

具体作品有：曹魏丁廙妻的悼亡赋«寡妇赋»，梁代卫敬瑜之妻王氏的悼亡诗«连理诗»«孤雁诗»，刘令娴的祭文«祭夫徐敬业文»。

这些作品尽管数量不多，但涉及诗、赋、文三体，体现出女性文学思想的新变，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文学自觉”的历史进程，值得探讨。

因此，本文以魏晋南北朝女性悼亡作品为窗口，借以讨论此时期女性文学思想的新变。

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间，战乱频繁，社会动荡，在思想层面出现了可以喘息的留白，压迫既小，新见易张。

相较于礼教森严的两汉时期，女性作家拥有了较多的自由创作空间，其悼亡作品充斥着浓烈的情感，显现出不同以往的新思考。

纵观中国古代妇女生活史，不难发现，贞节观相伴始终，从一而终成为衡量一个女子德行的关键甚至唯一标准。

在长期的熏染下，女性自身也在不自觉中接受了恪守妇德的道德规训。

在思想高压得到缓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贞节观发生了令人欣喜的改变，甚至从根源处消解了压迫思想的存在依据。

儒家妇女观都是围绕男尊女卑展开，它剥夺了女性的自由和权利，规定了女性卑下服从的地位，女性只能操持家务、教育子女，并忠诚于婚姻、保守贞操。

从女性作家的悼亡作品来看，大抵都表达了从一而终、守寡终生的意愿。

可是当我们仔细揣摩其中的情感细节，不难发现，这种刚烈的表态更多的是对于传统贞节观的屈服，并非出自女性内心的真实意愿。

如鲁女伯姬傅母所作«伯姬引»：

这是一首女性悼亡诗，伯姬为宋共公夫人，宋共公死后，宫里失火，伯姬为了守住女德，宁愿烧死，也不出宫躲避，遂被焚而亡。

伯姬傅母于心不忍，发愤引叹，其末尾的质问掷地有声：“歍钦何辜遇斯殃!”锋芒直指封建礼法。

傅母并未颂扬贞节观，而更多的是表达深深的同情、无奈甚至悲愤。

魏晋六朝时期，女性悼亡诗的内涵已大有变化。兹以卫敬瑜之妻王氏的两首悼夫诗为例，分析如下：

这两首诗均可视为贞女悼夫诗，若仅从诗歌内容来看，二者都驯服于传统思想之下，可是结合史书记载来看，这两首诗的内涵颇具深意。

考其本事，«南史·孝义传»载：“霸城王整之姊嫁为卫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许，乃截耳置盘中，誓乃止……女感其偏栖，乃以缕系脚为誌。后岁，此燕果复更来，犹带前缕，女复为诗。”

王氏为了不改嫁，甚至“截耳”为誓，在当时看来堪称为贞节烈女的楷模。

但观其诗作，不难发现，这两首悼亡诗的创作动机是表达对亡夫的思念，其情感根源在于对爱情的忠贞，并非囿于礼教贞节观的被迫之举。

从«连理诗»可以感知，在作者心中，墓前亲手所植两柏深扎地下之根也已结成连理，两株柏树化为一株，故作者直言“墓前一株柏”，接着又叹“根连复并枝”，特意强调了树根相互连理，用意鲜明。

在这位精诚于爱情的女性心中，自己与丈夫的精神生命早已结为一体，无异于一个人，两株柏连理结为一株柏，便是天地间应有之事，所以连理“一株柏”，实际便成了夫妇一体的天然象征。

«孤雁诗»中的“犹”字，特指孤雁今昔始终如一之情，辞情娴婉，而命意至深，借此表露誓不再嫁、始终不渝之情。

“故人恩义重，不忍复双飞”，“故人”二字，指孤燕之亡偶，将燕子拟人化。

孤燕只因为难以忘怀与“故人”的深厚恩爱之情，便不忍再与“新人”结伴双飞。

此二句一语双关，写孤燕，亦写自己，宁可忍耐孤独寂寞，也不愿再嫁。

通过这两首悼亡诗我们可以发现，魏晋时期女性文学思想中的贞节观发生了明显变化。

过去的女性忠于礼教，而魏晋六朝时期的女性受“重情风尚”的影响，开始萌发自然的情爱意识。

这是女性发生在思想认知与情感观念上的重大变化，虽然王氏的做法从表面看依然符合传统的贞节观，实则，其终生守寡的选择基于笃厚的夫妻之情，是王氏忠诚于自己内心的主动选择，这绝不等同于过去迫于三贞九烈思想观念的被动接受。

同样，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的儒家妇女观不仅强调贞节，还强调男尊女卑的顺服。

以婚姻选择来看，女性丝毫没有自主权，甚至在成为寡妇之后也没有权力决定自己的余生。

过去女性只能听任安排，毫无自主的生存困境，«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与刘兰芝的悲剧便是明证。

由此观之，王氏的选择与坚持是多么不易，她同时冲破了两重巨大的束缚，一是从内部对传统贞节观发起了挑战，忠于爱情的思想内核直接从根基处消解了传统妇女观存在的根据。

二是以刚烈的表态反抗了女子必须驯服的卑微地位，她忠于内心，没有迫于外力改嫁。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兴起的思想基础在于“自然思想启迪人们反思自身，认识到作为人的存在本质是人的主观意识与感情活动”。

相较而言，两汉时期正统观念对个人感情存在与审美体验倾向漠视与回避，而这一风气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了扭转，个体生命意识与审美需求的价值得到了空前的肯定。

在这一背景之下，妇人之爱好风尚“颇与其时风气相协”，那么女性文学群体的主张与创作也得到了更广泛的发展空间与肯定，生发出独具一格的魅力。

以悼亡文学为线索，我们可以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作家的文学思想悄然改变，进而影响到女性创作实践。

最为根本的一点就在于女性作家自我意识的觉醒，这种思想层面的自觉倾向给女性文学的发展吹来了新风：创作主体的主人翁意识，摆脱思想附庸的尝试与挑战；

通过作品对自我生命体验的书写与个人情感的表达，脱离宏大叙事，回归个人化文学的创作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