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的痛，梁启超都懂

“顶好的学生，天天以‘吃书’为职业。吃上几年，肚子里的书装得像蛊胀一般，便算毕业。毕业以后，对于社会上实际情形，不知相去几万里。”

百年前，梁启超指出不求致用的教育之弊端，从学校里走出的高学历书呆子，对于社会的改进毫无益处。

如今，百年过去，学校与那时的“知识杂货店”相比更甚。青年人充满知识焦虑，又陷入了“精神饥荒”的困境，越是求索知识，越是痛苦。

当我们说起梁启超，无不言及他的伟大：“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

但1896年，刚刚经历了一场变法失败的梁启超，也就二十来岁。从那年开始，他踏入了人生中长达十四年的流亡岁月。

在《三十自述》里，梁启超回忆说：“忽又岁余矣，所志所事，百不一就。”

翻开近百年前的《梁启超传》，我们会发现，在面对中西融合、新旧冲突时，梁启超也如今天的我们一样。面对国家内忧外患的交煎，梁启超焦灼地求解却也常犯“错误”；当太平洋的风浪吹来的崭新的思想，兴奋与不安在他的内心挣扎并存；在充满变数的时代，他也会彷徨着，渴望找到自我的人生坐标。正如阿诺德所言：“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已经死去，另一个尚无力诞生”。

历史上，他是那颗夜幕中永远闪烁的启明星。而通过传记的文字，他则更像是“我们的同时代人”，通过他，我们常常能反观自身。

梁启超何以成为梁启超？

当潮水的流向正在改变，普通人如何拥有如他一般的生命力，勇敢地拥抱当下？

重读《梁启超传》，或许我们能找到其中的答案。

年轻人的痛，梁启超都懂

01

面对不确定性，如何解决恐慌？

-做一个“善变”的人-

出生在过渡时代，这位从四书五经中长大的青年，人生的关键词就是在一个“变”字。

他是思考的人，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每一个领域都有他寻觅和开创的身影；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每一件事都被他纳入中到国前途和人类命运的高度去思考。

他也是拿笔的人，自1896年出任《时务报》主笔以来，他创作过时事评论、小说、学术专著、演讲、人物传记……他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写书总字数达1400多万字。

他是政治家，最先把巴黎和会的消息报告回国，是五四运动的“点火者”；

他也是教育家，欧游归国后，受聘主持清华国学院，与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合称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

先维新，后革命，拥袁再反袁，他不断地投入新的身份，也在政治立场和学术主张间，经历过数次的彷徨和探索。

康有为曾评价梁启超说他“流质易变”。这位“言论界的骄子”笔下的文字，也常常给人以稚气之感，甚至他自己也承认有时是在“信口开河”。他在智识上的求索，有时会因为庞杂而显得杂乱无章；为了政治舞台上的博弈，他不得不对老师的经历进行“艺术加工”；而他的政治行动，有时更像是一场“冒险之旅”。对西方和日本的认识也曾“跑偏”和“翻车”。

但梁启超“多变”的一生，恰恰也是他寻求破茧、不停奔走的人生写照。

当我们穿越回那个巨变时代，站在这位三十岁不到的青年人身边，我们才知道，他的每一次尝试，都是这颗时代“最敏感的心灵对于世界进程的新的认知”（汪晖语）；他的每一次挣扎，都是他“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大勇；他的每一次失败，都让后世的人能够在追寻真理的路上远离谬误。

面对当下时代的技术革命与知识爆炸，“善变”，也可以是当代年轻人拒绝躺平的选择。我们大可以成为汤姆·范德比尔特口中“永远年轻的初学者”，如梁启超一般不断将自己空降到陌生的领域，同时怀抱面对失败的宝贵勇气。

02

身处欲望膨胀的时代，如何找回内心的秩序？

-做一个思想的行动者-

当代年轻人时常会因为思考而变得“心事重重”，会感觉到自己的人生没有意义，而梁启超告诉我们：行动是解药。

在《少年中国说》中，梁启超曾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当我们跟随《梁启超传》重回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腐烂透彻的制度及帝国主义的打压让社会晦暗死寂。被八股文和鸦片掏空的年轻一代，早已忘记自己可以是国家的主人。慈禧在位，他们跪倒在清廷的阴影下，洋人入关，他们便跪倒在金发碧眼下。

死气沉沉的青年！病入膏肓的社会！

所以当我们读到谭嗣同为了觉醒国人而血洒菜市口，梁启超为了改造中国而东奔西走之时，我们终于相信：只要行动，世界将为之不同。

当同时代人在政治和学术思想上“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施宗仲尼”，把上古时代奉为黄金时代，梁启超把目光投向了历史大势，着眼于当下的时代处境和个人的生命体验，致力于将古老的民族青春化；

当清朝官员传授“官运亨通”的千金秘方是“多磕头，少说话，遇事莫出主意”，他偏要做那个维新变法的“刺头”；

当清末中国社会做人的金科玉律是“闲事不管”，他偏要行“有为”之事。

他说：“学校的对象，是培养青年后起人才。学会的对象，是联络成年智识阶层。报纸的对象，是启发社会一般民众。”

所以他在湖南时，便主办时务学堂学务，开中国新式教育之先风；在上海时，担当《时务报》主笔，唱出振奋人心的时代强音；组织强学会、南学会，同一批爱国志士共寻救国之路。

作为“行走的百科全书”，他积极探求思想和观念，同时也将思想付诸实践，在一次次的前行中，他一路提问，一路刷新答案。

《梁启超传：饮冰时代》全新上市

梁启超得意门生吴其昌绝笔

读懂梁启超，就能读懂近代中国史

读不懂梁启超，就读不懂当下。

而想要了解梁启超，书写梁启超的传记是最好的切口。

作为梁启超得意门生吴其昌的绝笔，这部《梁启超传：饮冰时代》，可谓是作者呕心沥血的真诚之作，也是最能秉承“梁启超先生的文心”的《梁启超传》。

本书写作抗日战争时期，那时吴其昌正担任武汉大学历史系主任，随校西迁至四川乐山。当时患肺病而频繁咯血的吴其昌，仍振作精神记录恩师的言行。可惜上册完稿仅一个月后，年仅四十的吴其昌便病逝了。

但这“半部”《梁启超传》仍深刻影响了几代人。

就像本书导读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傅正说的：“公开出版的《梁启超传》不下数十种……但迄今为止流传最广、版次最多者，仍莫过于吴其昌近八十年前的著作。”

在写作体例上，吴其昌沿用的是梁启超著《李鸿章传》时所开创的现代评传做法，夹叙夹议。在叙述梁启超生平的过程中，吴其昌始终在场，也处处加以评论。

在讲述梁启超的生平前，吴其昌上来先花大篇幅纵论时代大势，将梁启超的生平和政治生涯置于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中进行书写。

这不仅为我们真实呈现了鸦片战争后到戊戌变法失败阶段，一个血肉丰满的梁启超，更以宏观的视角和饱满的感情，为我们展现了这半个世纪间中国人民的觉醒与奋斗、抗争与失败。

这种书写方式，无疑是源自那一代中国进步人士处于历史激变之中的压力感，也是他们追赶时代潮流、使中国摆脱旧势力束缚的使命感。

求知必然伴随焦灼，今日身处变革时代的我们，也需有“饮冰”的定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傅正导读

文白对照本，带你轻松重返历史现场

作为梁启超同时代的写作者，吴其昌自己亦亲历了其中的部分历史。在史料选用方面，就有许多极具时代风貌的历史事件，读来极具时代沉浸感，就像是在看一部活生生的近代中国史，让人热血沸腾！

书中也有他与康有为、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的交往，及其与晚清民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彷徨与求索。

比如，梁启超与谭嗣同的深厚情谊：

“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

谭嗣同慷慨赴死，梁启超流亡日本，两人带着各自的使命奔赴。令人动容的革命情谊中，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比如梁启超和袁世凯的复杂交往：

从把百日维新的失败归罪于袁，到入阁出任司法总长，再到护国讨袁，梁启超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梁启超善变的背后，又藏着怎样不变的准则？

在《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中，吴其昌更记录了梁启超对日本从“可爱可钦”到“憎日”态度转变的珍贵言语。

日本明目张胆保护梁启超的企图是什么？

为什么梁启超断言“他日欲亡我国，灭我种者，恐不为白色鬼，或竟为矮人也。”？

读罢，你会认识到一个更加立体真实的梁启超，也会深深折服于梁启超“预言者”一般的远见。

《梁启超传：饮冰时代》，更诚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傅正导读：

梁启超作为最早提出“中国”和“中华民族”概念的人，他的历史开创性在哪？

梁启超和吴其昌两代学人传承的“国学精神”，有何现代意义？

导读就像一把钥匙，带我们解锁梁启超和《梁启超传》百年不衰的神秘魅力。

本书以文白对照的形式全新上市，由专业学者权威翻译，完美解决了当代读者阅读文言文的障碍，让你一口气就能读完全书。

随书附送梁启超亲笔手书“无负今日”书签。“何惧流年匆匆，但求无负今日”，每当我们翻开书页，总能被梁启超的赠言重新激发起青春之心。

精致双封，细腻地传达出梁启超的思想与行动——封冻的冰面上，是时代的酷寒与伤痕；冰面之下，则藏着梁启超拥有万钧之力的思想和一颗热血难凉的魂灵。

“过去的时光仍持续在今日的时光内部滴答作响”，翻开《梁启超传》，我们的身影似乎就能跟梁启超重叠，凭着他的目光和勇气，穿越时代和历史为我们布下的新的迷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