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人谓我狂，不知我狷

世间有一种人外表温软，内心则十分强悍，钱锺书即是一例。钱锺书字默存，据说，是因为他小时候口无遮拦，常得罪人，为此父亲钱基博特地为他改字“默存”，告诫他缄默无言，存念于心。钱锺书表面看是一个谦虚、温和的人，其实骨子里有着传统士人的那种倔强与狂狷。

1933年夏，钱锺书清华即将毕业，外文系的教授都希望他进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为新成立的西洋文学研究所增加光彩，可是他一口拒绝了，他对人家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够资格当钱某人的导师。”1938年钱锺书从欧洲返国，西南联大正式延聘他为外文系正教授，这在当时是破格聘用，因为他只有28岁。如此礼遇可谓厚矣，但钱在西南联大并不愉快，只教了一年即离开了。他离开时曾扬言：“西南联大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1980年后，法国及美国的著名大学邀请他去讲学，他都一一拒绝了。他说：“七十之年，不再走江湖了。”钱锺书不愿在清华读研究生、不愿长期待在西南联大，这些都与他狂狷的性格有关。

钱锺书自视甚高，性情狷介，对同辈学人多有臧否。在《林纾的翻译》中，钱氏刻薄道：“假如有人做一个试验，向他说，不错！比起先生的古文来，先生的诗的确只是“狗吠驴鸣”，先生的翻译像更卑微的动物--譬如癞蛤蟆-的叫声，他将怎样反应呢？是欣然引为知己？还是怫然“痛争＇，反过来替自己的诗和翻译辩护？”

对胡适派的文学史考证和陈寅恪式的以诗证史，钱锺书均深感不满。钱氏1978年在意大利所作《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演讲有云：“在解放前的中国，清代“朴学”尚未削减的权威，配合了新从欧美进口的这种实证主义的声势，本地传统和外来风气一见如故，相得益彰，使文学研究和考据几乎成为同义名词，使考据和“科学方法＇几乎成为同义名词。那时候，只有对作者事迹、作品版本的考订，以及通过考订对作品本事的索隐，才算是严肃的“科学的＇文学研究。一切文学批评只是“词章之学”，说不上＇研究＇的。”这段话，最可见他对胡适派学风的不满，同时亦显示钱氏本人的学问取向正是所谓“词章之学”。他又指出：“解放前有位大学者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花费博学和细心来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否是处女”的问题-一个比“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西方研究的话柄更无谓的问题。”显然，钱锺书这里是针对陈寅恪而言。

林语堂可谓文坛名宿，但同样遭到了钱锺书的贬损。林语堂提倡幽默文学，钱锺书大加嘲讽：“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但是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刘继庄《广阳杂记》云：驴鸣似哭，马鸣如笑。”二马并不以幽默名家，大约是因为脸太长的缘故······所以幽默提倡以来，并不产生幽默家，只添了无数弄笔墨的小花脸。”批评辛辣尖刻，毫不给面子，而林氏只得默对。

1992年11月，安迪先生到钱锺书府上拜望，向他请教对几位文化名人的看法，结果，评价几乎都是负面的：“对王国维，钱先生说一向不喜欢此人的著作······对陈寅恪，钱先生说陈不必为柳如是写那么大的书·······对张爱玲，钱先生很不以为然。”关于鲁迅，钱先生说，“鲁迅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可是马上又补充说，“他只适宜写短的，《阿Q正传》便显得太长了，应加以修剪才好”。

钱锺书有时也后悔自己的狂狷。早年，他曾戏谑他的老师吴宓，并取笑吴宓的老情人毛彦文是“徐娘”。钱氏晚年对此羞愧不已，他说：“我年轻不懂事，又喜欢开玩笑，加之同学的鼓动，常常卖弄才情和耍弄小聪明。”“我写文章只顾一时取乐，却万万没想到当年这篇文字会让吴宓老师那么伤透了心！自己的罪过不能逃脱，真该一把火烧光纸笔算了！·····后来吴宓老师对我大度包容，我们的关系和当年一样好。但我现在很内疚，没有任何办法去弥补我从前的过错，只有惭愧后悔的份了。如果您能够把我这封信附录进日记里，让大家知道我这老家伙还不是不明白人间有羞耻事的，我这个老学生或许还能免于被师门除名。”这段文字折射出钱先生的坦荡，不失为性情中人。

钱锺书的狂狷绝非通常意义上那种目空一切的狂妄，相反那是一种真性情的自然流露。那里面有德识学养、才情胆略，更有精神风骨，可谓“人谓我狂，不知我狷”。

钱基博与章士钊为旧友，曾去函命钱锺书就近拜访，而钱氏未从；以后钱氏鄙薄章氏《柳文指要》一书，表示“当年遵先君命，今日必后悔”。上世纪50年代初，钱锺书奉调《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有旧识专程恭维，钱乃谓：“他以为我要做“南书房行走”了。这件事不是好做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晚年钱锺书专注学问，淡泊名利，逸事颇多。黄永玉先生曾描述过这样一个细节：有权威人士为表礼贤下士，大年初二去给钱锺书拜年。敲开门一边说着“春节好”之类的话，一边正要跨进门。不想钱却将此人堵在门口说：“谢谢！谢谢！我很忙，我很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