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为邦交铺路，外孙为文化搭桥，中日友好在接力中前行

——访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外孙女渡边满子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副总编 张桐

在中日关系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许多为两国友好奔走的先贤。今天，他们的后代依然活跃在促进中日友好交流的第一线，为历史书写新的一页。近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与《日本华侨报》有幸采访了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的外孙女渡边满子女士。

大平正芳先生在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72年，他与田中角荣首相、周恩来总理一道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1974年，他促成了《中日贸易协定》的签署；1979年，他以日本首相身份访华并宣布提供对华援助；2018年，他被授予“中国改革友谊奖章”，由渡边满子女士代为受领。

中日邦交正常化背后的家国记忆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您的外祖父首次访华时，您大概只有10岁吧，是否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渡边满子：记的非常清楚。1972年，我的外祖父（大平正芳）是田中内阁的外务大臣，父亲（森田一）担任其秘书官。关于访华的决定，当时日本国内反对声很大，几乎每天都有右翼的街宣车开到我们家门口，高音喇叭里放着反对的《军舰进行曲》。尽管拉上雨窗，那声音还是震耳欲聋，甚至真的收到了杀人预告。

为了保障人身安全，前往机场的车是从家里出发的，最前面是迷惑视线用的车辆，外祖父的车跟随在后面，通往羽田机场的高速公路全线封锁，窗外只有红色警灯在闪。当时我们全家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所以连我也一起前往机场送行。

在我看来，如果不是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这对儿组合，如果不是周恩来总理，绝对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外祖父战争时期曾在张家口生活过一年，周恩来总理也有在日本留学的经验，所以彼此清楚两国的差异，也明白要想成为真正的朋友，必须双方都付出极大的努力。

在返回日本的飞机上，外祖父对父亲说：“将来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三十年、四十年后一定还会出现各种新问题。”可以说，他早就预见到了今天的局势。也正因此他反复强调：下一阶段最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对他来说，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不仅是当时的现实需要，更是长远友好发展的关键。这份眼光和胆识，我至今都很敬佩。

为中国的芭蕾新星搭建国际舞台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大平正芳先生在1979年的施政演说中就主张“以经济为中心的时代结束了，接下来是重视文化的时代”。如今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不断提升。而您似乎也继承了外祖父留下的文化使命感。

渡边满子：外祖父始终强调，人最需要的不是物质，而是心灵上的沟通与理解。他重视“人”，重视“心”，这一点，我也深受影响，并一直践行在自己的文化交流工作中。

作为节目制作人，我监制《丘比三分钟料理》20多年，来自北京的吴雯女士正是在我的策划下出道的。对我而言，那是最具代表性的日中文化交流事例之一，她就像是我的妹妹一样，我们到现在关系仍然非常亲密。在日本电视台成立55 周年之际，我策划拍摄了《女人们的中国》这一特别节目。作为文字工作者，我撰写了《平成皇后美智子》一书，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出版了中文版，在中国也收获了读者。现在，我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振兴日本舞台艺术，尤其是东京芭蕾舞团上。

虽然不会跳芭蕾舞，但我从小就热爱舞蹈，也学过爵士舞、踢踏舞。一场沉浸式的现场表演，能够给观众带来震撼心灵的体验。作为日本舞台艺术振兴会（NBS）的评议员，我很想把这份感动分享给中国的朋友们。我们NBS经常从世界各地邀请芭蕾舞团、歌剧团来东京演出，连舞台装置也一起运来。到日本观光或在日本生活的中国朋友们，可以就近欣赏到原本要远赴维也纳、罗马才能看到的舞台效果。

NBS还运营着东京芭蕾舞团和附属的芭蕾学校，今年5月曾应邀前往北京、深圳等地开展教学。中国家长和孩子们对芭蕾的热情与投入超出我的想象，因此我也特别希望能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我们未来有举办比赛的计划。希望借助NBS这个平台，将这种热情转化为正向的成长动力。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如果热爱芭蕾舞的中国孩子们有机会到日本参加由东京芭蕾舞团举办的比赛，那对他们将是很大的鼓励与提升。谢谢您。说到舞蹈，您曾邀请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千手观音》赴日演出，打动了千千万万的日本民众，表演结束后大家排队与演员握手的场景感人至深。

渡边满子：是的，那也是一段让我非常难忘的经历。我当时在日本电视台担任节目制作人，亲自前往她们在北京的训练基地拍摄了纪录片。《千手观音》的演员们都是听障人士，而我也不会中文，这反而让我们之间的沟通变得流畅，是以心传心的感觉。

与中国电影同行十五年，共同迎来高光时刻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在您的文化事业中，应该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电影。您连续15年担任NPO法人日中电影节执行委员会的副理事长，东京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周的影响力和美誉度逐年提升。在与中国电影结缘的这15年间，有哪些印象深刻的瞬间？

渡边满子：说到中国电影，我认为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当时日本的电影、电视动画大量涌入中国，打破了原本封闭的文化状态，日本的时装秀也首次登上中国舞台。我和时尚设计师JUNKO KOSHINO（小篠顺子）是好朋友，她曾对我说，当年她去北京办时装秀，“一下飞机，运送服装的竟然是毛驴。”（笑）

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线，中国的发展令人刮目相看。由此可见，文化的力量是何等巨大，影像文化尤其如此，它可以跨越语言与国界，直击人心。

近年来中国影视制作进步神速，与五年前相比，不仅在技术层面取得了飞跃，在“如何打动人心”的表达方式上也有显著提升，《哪吒》便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坦率地说，看到这样的进步，我不禁为日本电影的发展感到焦虑（笑）。每届中国电影周介绍的作品我都会认真观看，近些年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王一博主演的《热烈》。果然，“明星效应”还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我正在策划一部以隐元禅师为主人公的中日合拍电影《禅联天下》。影片将站在中华文化自尊、自信的角度，深度挖掘隐元禅师的思想文化及人格魅力，展现中日两国人民割舍不断的文化渊源和历史联系。导演已经确定人选，是荣获奥斯卡的泷田洋二郎先生。我相信这部电影将成为一次重要的“亚洲文明对话”。

从美智子的嫁妆到外祖父访华，熊猫串联起的中日情缘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据了解，2018年12月，您曾代表大平正芳先生前往中国受领“中国改革友谊奖章”。您都去过中国哪些地方，最想去哪些地方？

渡边满子：2024年6月，我应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剑先生的邀请，前往云南去看那棵3200岁的茶树王。路程上很花时间，但这次经历让我深受感动。我想，薛剑总领事大概是知道我在策划与隐元禅师相关的电影，所以特意安排了这样一次行程。

下一次，我希望能去四川成都的大熊猫基地。因为外祖父说过一段访华趣闻。在谈判结束后，他们深夜前往中南海拜访毛主席。毛主席表示，作为友好象征，愿赠送一份特别的礼物，并写下“大熊猫”三字。外祖父疑惑不解地问，“这是熊？还是猫？”第二天，“是熊？还是猫？”这句话便登上了日本的报纸，引来知名主持人黑柳彻子的严厉批评，“大平这个人，什么都不懂！”（笑）他始终记不住这个词，经常一脸认真地问我们：“那个黑白相间的熊，叫什么来着？”或许是他本来就不喜欢将人和事分的非黑即白吧（笑）。

在撰写《平成皇后美智子》这本书时，我了解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温馨往事。1959年，美智子皇后出嫁之际，带入皇室的嫁妆之一，是一只大熊猫的玩偶。这比外祖父在中国第一次听说“大熊猫”还早了13年。这只大熊猫玩偶是从美国转运至日本，在银座展览销售的。原本店内有两只，其中一只很快售出，另一只则由圣心女子大学的学生们凑钱买下，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了同学美智子。可以说，这是美智子皇后与中国缘分的开始。所以我特别想去四川亲眼看看大熊猫。